四时田园杂兴：“农民诗人”范成大的乡土情怀
引言：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田园诗歌占有重要地位，东晋的陶渊明，唐代的王维、孟浩然等都是著名的田园诗人。然而，对于大多数描绘田园风光的诗人来说，田园只是他们借以抒怀或明志的一个载体，真正走进田野间，把自己置身于农民之境地的却寥寥无几。纵然是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陶渊明，也只是在自娱自乐的躬耕中凸显自身的那一份淡然与超凡。要说中国诗歌史上真正意义的书写农村农民农事的田园诗人，我能想到的大概只有范成大了。
范成大，字至能，早年取唐人“只在此山中”句，自号此山居士，晚年号石湖居士，南宋名臣、文学家、诗人。自幼生活于宦门的范成大，年少聪慧，12岁便遍读经史，14岁开始能作诗文。然而直到28岁，范成大才登进士步入仕途，一生宦海沉浮，历任地方官员，从州守至制置使，后官至参政知事。一生最为人称道的事迹便是出使金国不辱使命，收获“宋代苏武”的美誉。晚年退居苏州老家，过了长达十年的农居生活，写下经典的田园诗作《四时田园杂兴》。
官宦门中的农民诗人
《四时田园杂兴》是一组大型的田家诗，共六十首，分别描写了农村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景色和农民的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农民遭受的剥削以及生活的困苦。范成大也因此被誉为“集中地、系统地、大规模地为农民写组诗”并“深入全面地反映江南农民一年四季劳动和生活情景”的第一位田园诗人，钱钟书评价其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传统的田园诗人写田园诗，就像一个个看客诉说着别人的故事，或者用现在的话说，更像明星们通过拍真人秀来立人设。而范成大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农民，站在农民的立场，亲身参与到农事活动中，真实地记录了农村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从而变成一个“农民诗人”。
出身于官宦门中的范成大之所以能够做到与农民同思同想同乐同苦，这和他的早年经历有着密切关联，也与他一生辗转各处为官，为民排忧解难是一脉相承的。宋孝宗曾对他表彰到：卿南至桂广，北使幽燕，西入巴蜀，东薄邓海，可谓贤劳，宜其多疾。
辗转一生，历任各地，忧国忧民
由于父母早亡，未及弱冠之年的范成大成了家中的顶梁柱，肩负起抚养四个弟妹的重任，范家一度到了无“一廛”可居的地步，只得借住寺院艰苦度日。年少的家境艰困使得他经历过无数民间疾苦，因此入仕为官以后他便更加关注基层百姓，立志要为民分忧解难。
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42岁的范成大被朝廷任用为处州知州，这是他首次担任地方行政长官。当时的南宋偏安一隅，统治者为了自身的安逸享乐，每年要向金国缴“岁币”，不断加重赋税剥削百姓，导致民不聊生。而范成大认为“得民之道，仁之而已”，即对人民实施“仁政”，因此他到任处州后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疾苦的惠民措施，政绩卓著，彪炳史册。《宋史》载：
“处民以争役嚣讼，成大为创义役，随家贫富输金买田，助当役者，甲乙轮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后入奏，言及此，诏颁其法于诸路。处多山田，梁天监中，詹、南二司马作通济堰在松阳、遂昌之间，激溪水四十里，溉田二十万亩。堰岁久坏，成大访故迹，叠石筑防，置堤闸四十九所，立水则，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
离开处州后，范成大回京大胆领命出使金国，最终，尽管没有完成使命，但幸得保全气节而归，大长了南宋王朝的志气。
道乾八年（1172年）后，范成大辗转桂林、成都、明州、建康等地任职，每到一地，皆兴利除弊，为民忧苦。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百姓生活，促进了农业生产，为当地民众所称颂。
闲居农家，书写农事，道尽农民辛酸
淳熙十年（1183年），因疾病困扰的范成大，从夏日到金秋五次请求辞官，均不得放，只得暂时闲居石湖，过上了“昼出耘田夜绩麻”的农家生活。淳熙十三年（1186年），范成大写下《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通过春耕秋收四季耕耘来展现底层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劳役之苦。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这首小学生必背的田园诗应该是范成大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了，之所以说范成大是“农民诗人”，是因为他打破了传统田园诗以作者为主体的创作思路和风格，把主题变成农家农事，主体变为农民。就像以上这首诗，写的是农家男女分工明确，各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就连稚嫩孩童也在桑树下学着大人的样子种瓜。全诗的主体是农家男女，叙述的事情是农村日常耕作景象，全然没有代入作者的一思一情，诗中所用的语言也是农民惯用的家常语，这种毫无涂饰的白描手法使整首诗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读起来甚感亲切。
再如：
采菱辛苦废犁鉏，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农民们辛辛苦苦地采菱，采到手指都流了血，没有田可以耕作，也没有能力去买田地。只好在水上种香菱，可是没想到官府竟然湖面也要收租税！这一首诗则表达了作者对官府剥削农民的强烈控诉。《四时田园杂兴》中正面描写农民受剥削压迫的诗篇并不多，但是诗人却从农民自身的角度出发，在这其中赋予了丰富的感情。
还有“朱门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供”这一句，虽然诗人只是平和委婉地表达了对农民的怜悯和同情，并不具有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强烈的讽刺效果，却也让我们看到了范成大对农民深刻的人文关怀。他的这种人文关怀在其另外一首诗《催租行》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
整首诗既没有写景，也没有抒情，更没有议论，句句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忠实描写，而这种直白的叙事恰恰是作者所要表达的感情，也是他要揭露的社会现象。这种写作手法已经完全不同于田园诗的风格，更多的是带有杜甫《石壕吏》以诗写史的笔法，而这也表现出诗人忧国忧民的大爱情怀。
透过范成大的田园诗，我们不仅看到了田园生活的美与喜，更看到了农民生活的悲与苦。
比起陶渊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的明志；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过故人庄》）”的游访；王维“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积雨辋川庄作》）”的享受；杨万里“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插秧歌》）”的旁观，范成大就像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褪去诗歌自带的光环后，字里行间显露的只有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乡土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