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衣裳而天下治” 从儒家和道家的不同 看中国古代服饰文化观
引言：
中国服饰讲究“神形具备”，这和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密切相连。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都发生全面大变革。经济上，铁农具的改良，使得以粮食和桑蚕种植为代表的农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诸侯各国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推动了政治上的变革。
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礼治”社会全面崩溃，诸侯混战中，各种思潮代表不同利益阶层、不同政治主张、不同文化取向的“百家争鸣”局面形成，并影响和推动着当时的社会风气，一系列以服饰文化为代表的观念也在碰撞、融合、发展，促使着服饰的发展、变革。
这当中对中国服饰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儒家和道家。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希望通过服色“明贵贱、辨等级”，规范人们的行为，稳定社会的秩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观和色彩观。
儒家的服饰观：文质彬彬
在中国传统的服饰文化中，服饰不仅仅起到遮身蔽体的作用，更是外化成为封建社会“礼治”的文化载体。中国传统服饰观，以儒家孔子为代表，崇尚的是以“礼”为核心的服饰文化观。孔子希望借助服饰这一外化的形式推行尊卑长幼的礼治社会。在他看来，服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不可以不分等级，故而形成了“文质彬彬”这一儒家服饰观的基本原则。
01儒家极为重视服饰的形式美《论语》记载：“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意思就是说不同颜色的衣服要讲究不同的搭配，穿黑衣服要搭配羔羊皮，穿白衣服要搭配鹿裘，黄衣服则要配狐裘，只有讲究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内外搭配才是和谐的、审美的。
《礼记.冠礼》中载：“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观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故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
可见，儒家非常重视冠礼，而且还重视冠礼的形式美。而这种“礼”的要求还体现在内外着装和款式长短上，夏天穿衣也要讲究规矩，一般将又薄又透的细葛布用作夏季的内衣，因为薄而透，为防止失礼，外面一定高穿外衣。
那么，为什么儒家就一味强化服饰的外在形式呢？孔子认为，形式一定要与内在的修养、德行相统一，这才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他看来，没有合乎礼仪规范的服饰形式美，那么就和底层乡野之人没有差别；如果只有合于礼的外在形式美，而缺乏高尚的人格修养，那么这种徒有虚表的华丽服饰，就如同夸夸其谈的史官，经不起推敲。
总之，只有将“文”和“质“相统一，才是和谐的，才是符合审美需要的。所有这些都是孔子认为符合”文质彬彬“的标准着装。
02儒家有“以玉比德”的观点《荀子.法行篇》：“子贡问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贵玉而贱珉者何也？为夫玉之少珉之多邪？孔子曰：恶！赐是何言也！夫君子岂多而贱之，少而贵之哉！”
孔子驳斥了对玉和类玉的石头珉的礼节，他阐释：玉的很多特色就如君子的品格一般，玉的温润如君子的仁义，玉的坚硬如君子果断而行文通达等等，徒有文采雕饰的石头怎么能够和玉相媲美呢？可见，这些观点也都是孔子”文质彬彬“的体现。
道家的服饰观：被褐怀玉
道家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老子，老子的思想是向往朴素的自然，反对人为改造自然，反对一切精神或物质上的有为，认为“无为”才是人类的理想状态，其服饰观，从根本上与儒家的服饰观相左。
01以不加任何纹饰的简朴衣服为美这是老子思想在服饰上的直观表述，老子从根本上是反对儒家的”文“，认为衣服要以舒适、简朴为美。道家也重视如玉一般的品质，但道家的”玉“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晋王弼注》：”被褐者同其尘，怀玉者宝其真也。圣人之所以难知，以其同尘而不殊，怀玉而不渝，故难知而为贵也。”
意思是虽然圣人穿着粗布衣服，但人格品质却如璞玉一般高贵。从服饰文化学的角度去看老子的服饰观，他注重的是人的修养和品德，至于衣服的形式并不重要，只要舒适、简朴就好，甚至反对对服饰加以任何的修饰。这与儒家的“文质彬彬”和“君子无故玉不去身”观点截然不同。
02主张人要顺乎自然，不用外物矫自己《庄子.至乐》中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庄子认为追求华美服饰不值得提倡。总之，道家的服饰观是讲究随性自然，反对任何外化的妆饰，反对服饰的礼制化，根本上是道家“逍遥”、“自由”思想的体现。
总结：
春秋时期，随着染色技术的进步，服饰色彩在青、赤、黄、白、黑五色的基础上，日渐丰富，有了红、绿、绀、绯、紫、黄、蓝等各种色彩斑斓的间色，多样的色彩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同时也被注入了尊卑贵贱的政治内涵，并由此形成了完备的色彩等级观制度。所谓“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希望通过服色“明贵贱、辨等级”，规范人们的行为，稳定社会的秩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观和色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