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与友人分茶斗茶 如痴如醉 感受着生活中的诗意

宋代士大夫与友人分茶斗茶，如痴如醉，感受着生活中的诗意

宋代由于国势的衰弱、政治的保守，宋人已不具备前人的恢弘之气，受道家“致虚极，守静笃”思想的影响，宋代士大夫的心态趋于自然适意、虚静自得。受释迦心性本觉的影响，宋代士大夫形成了随缘自适的禅悦情趣，养成了清净平和的文化性格。宋代士大夫在大自然中品饮香茗，超然清幽、宁静致远，感受着生活之“平淡美”;宋代士大夫徜徉在山水之间醉心茶事、参禅悟道，渴望摆脱物累、远离世俗尘嚣，过上淡泊简静的隐士生活；宋代士大夫与友人分茶斗茶，如痴如醉、乐此不疲，感受着生活中的诗意，构筑起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尽管宋代士大夫品茗时，可以借助茶暂时淡忘官场上的争斗与仕途上的失意，排解自身的苦闷与忧愁，但是宋代士大夫集政治领袖与文化领袖的身份于一身，其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使他们始终怀有忧国忧民的济世热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即使身处品茗之乐，也有着无法解开的淑世心结。茶茗清心静神的功效也使得士大夫更加理智，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与现实。宋代士大夫氨氢茶烟之中，不仅体现着宋代士大夫的尚韵心态和诗意人生，还处处彰显着宋代士大夫意识，具有十分明显的现实指向性：

一、宋代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宋代士大夫皆以儒教为立身的根本。王水照先生在《宋代文学通论》中阐述了宋代儒学的特点：宋学作为一种新儒学，其探究的一个主要命题，是人在自然天地之间、社会人伦关系之中的地位和使命，重视人“与天地参”的自主自觉性。所谓“内圣外王”，所谓“圣贤气象”，就是要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和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学结合起来，把道德自律与事功建业统一起来，使人人在内省修身中穷天穷地穷人之理，以臻于与天理合而为一，达到个人与人类社会、自然界和谐融汇的美妙境界。

宋代士大夫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形成了神圣的责任感与道义感，如前文所述，宋代的贡茶制度给人民造成了极大地沉重负担，宋代士大夫对这种劳民伤财的制度深恶痛绝，展现出了宋代士大夫关心民虞的济世之心。宋代是个党争不断的时代，尽管宋代士大夫在宦海生涯中历尽磨难，却始终无法摒弃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思想，他们很少真正实现归隐。当建功立业的愿望破灭，穷困潦倒时，他们以旷达的襟怀包容万物，在氨氯茶烟中扬弃悲哀、消解苦闷，获得心灵的淡泊平静。

二、宋代是个理性的时代，即使是在品茗这一看似消遣性的活动中也闪烁着宋人智慧的光芒。宋代士大夫处世有着近乎彻悟的理性心态，“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宋代士大夫有着邃密深至的思维方式，因此宋代士大夫能够理性的认同人类生存的悲哀，并以感人至深的人格力量超越困境。宋人尚理，故能将传统儒家的道德实践理性变为内省的修身养性。宋代士大夫意识是个与传统士大夫意识有着本质区别的概念。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对忧道与惧祸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上。前人尽管也有忧道倾向，但当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时大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宋人忧道往往可以将个人生死置于度外，有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众多宋代士大夫选择通过煮茶养成浩然之气。陆游曾请教他的老师曾几：“如何方得养成浩然正气？”曾几回答说：“但煮东坡所种茶”。这是曾几所著《茶山集》中的一句诗，他告诉陆游要学东坡以煮茶来修身养性，只有做到心无旁鹜，胸怀坦荡，才能养成浩然正气。

“浩然之气”最早见于《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也，无是，绥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谦于心，则绥矣。”在儒家哲学中，“气”的其中一个含义即是指人的精神状态与精神境界。孟子讲的“浩然之气”并没有停留在纯理性的主体道德上，而是要求把主体的道德人格、精神超越与大自然以及整个宇宙联系统一起来，达到“天人同一”。

宋代是一个整体上给人感觉柔弱有余而刚性不足的朝代，但宋人十分注重养成刚正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股人间的正气和豪气，它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是儒家圣贤人格的象征，是宋人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宋代士大夫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而“内圣”就是对自我人格的要求。只有胸怀浩然之气、光明磊落的君子才能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