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大夫围攻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娱乐精神 北宋的人文环境

在宋代的时候，写文章也有很多束缚，可是欧阳修不这样想。他要文章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是“娱乐”的，看起来是。但这样想，在当时是一种危险，面临的是多方的指责，甚至围攻。所有人都熟悉中国的那句古话，“诗言志，文载道”。这话固然不错，但把文章仅限于载道，那就是妥帖的霸道了。因为“诗言志，文载道”，本来只是一种对于诗文特点的概括总结，譬如我们分辨“现实主义文学”与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一样，只是一种概括区分，而非限定必须“现实主义”，或必须“魔幻现实主义”。

这种狭隘限定，在古代历来是盛行不止的。对于文学固执己见的下定义，从前还只是文学界的争相上演的节目，到宋的时候，已经有众口讨伐的情况了。

如今我们所见到的《醉翁亭记》，其实也曾令欧阳修面临着如此境地。他被困于“文以载道”的禁锢里，并被有“士大夫精神”的大夫们诊断之后判为垃圾。

文章如何载道？这是现在很多人很难弄明白的。实际上举个简单的例子便可知道，比如杜牧的《阿房宫赋》中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载道，必须有明确的思想表达，而且，这思想必须“高大上 ”，至少是为国为民的境界。而《醉翁亭记》里，这种“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宋人认为这属于享乐主义，既没有道，也没有思想。是要被唾弃的。

宋人称这篇文章为“游戏之作”——《黄氏日钞》卷六十一：“《醉翁亭记》，以文为戏者也。”

金人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南遗老集》卷三十六说的很明白:“宋人多讥病《醉翁亭记》。此盖以文滑稽。”

大家都认为这篇文章“不正经”，充满了漫不经心，甚至是滑稽。

可以说，欧阳修《醉翁亭记》出，便是被唾弃的，宋代的很多文人认为这种文章，怎么能算作文章呢？耽于享乐，乌七八糟，如果这也算得上文章，那天下真是没有文章了。

另外，欧阳修只是被贬，从当时北宋上层的眼光来看，你被贬是应该的，更加应该感激“君恩”，好好努力向上，这时候却成天大罪，游山玩水，混得跟个叫花子一样，这很不“得体”，极容易让人拿来做借口。

但欧阳修不在乎。他认为这就是文章。何况，这文章也并非不载道，推究起来，《醉翁亭记》的“道”可谓根正苗红 ，无法反驳。《尚书》写的明明白白：“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民道难道不是大道？孟子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乐一下怎么了？难道不允许民乐？如果说“民乐”或者“与民同乐”非道，那真不知道道是个什么样子了。

《醉翁亭记》界画山水

实际上，欧阳修并非不重“载道”，他是非常提倡文道并重的。文章嘛，可以畅谈大道，也可以寄托情思，两不耽误。应当共同发展，不能你练少林派的武功，就不允许武当派的武功存在，这是一种偏执 。

幸亏当时宋的明白人很多，《醉翁亭记》才能被我们看见。唐宋八大家，宋占其六，不是没有道理的。苏轼首先赞赏《醉翁亭记》，有个故事说，欧阳修当初的起笔是“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

这读起来似乎没什么问题，但比起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差太远了，精炼、文笔都有不足。欧阳修 也是比较小心的，对于文章非常重视，抄了五六份遍贴四围城门，征求意见。傍晚，有衙役带来一砍柴樵夫欲修改欧文。欧阳修谦虚听命。樵夫认为，该文起首提到东、南、西、北四座山太啰嗦了，于是修欣然遵命改为“环滁皆山也”，一句开首已够。并请苏东坡抄了一份改正后的《醉翁亭记》作为礼物送给樵夫。

这故事未必是真的，但欧阳修对文章的重视，是不虚的。作文简洁、凝练，实为写文章的首要。欧阳修每成一文，必张贴壁上，一面慢慢朗读，一面慢慢修改，有时甚至将全文改完，一字不留。他的文章读来自然，可脱口而出。

而欧阳修如此花费心思，不过是要凭借这种文字，突破“文以载道”和狭隘的“士大夫精神”的围困。

其文

《醉翁亭记》是写于庆历五年（1045年）的，而我们熟悉的另一篇名记《岳阳楼记》，是写于庆历六年的。也就是这两篇记，时间相差不远。然而二人同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见胸垒通达者，意趣相通。也可见对于文章的认识，大家之间是相通的。《岳阳楼记》也并没有什么大道理，只是对自己的心意的抒发，只不过其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两句 ，比较为人们熟知而已。

欧阳修写文章的的态度和方法，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对于要做“叫好又叫座”的青云文也有启发 。多数人写文，太过用力，多成拼凑。忽略文章实际上是文字和内容的结合体。一味强求所谓的“角度”和“观点”，文章是叫不了好，也叫不了座的，因为这中间“强行”的痕迹太重，说通俗一点，就是没有审美体验。一部电影里面，全是名言警句的教导，这电影是绝对不会叫好叫座的。文章也是如此。即便是其中部分的内容发掘确有深度，那也只能是“质胜于文则野”。

《醉翁亭记》是没有用力气的，我指的是行文上。它像流水一样，只是一路缓缓地流淌下去。这恰恰也是宋代当时人对欧阳修攻击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认为欧阳修态度不好，把文字当成游戏。不能这样玩嘛。

但是这种姿态，却又恰恰给人带来愉悦，而且又能把自己的思乡情趣寄托其中 。

《醉翁亭记》意境图

欧阳修写《醉翁亭记》的最大方法，就是找了一个“领路字”。什么叫领路字呢？就是那个 “也”字。这篇文字基本上是由一个“也”字——“环滁皆山也”——领下去的，一路下去都是“也”。这简直趣味纵横，在“也”字之间，他收放自如，领着你一直找到一个“乐”字，而这“乐”字，不过是从山水之中 转出来的。

他把一篇文字写得也像是游山水，一路走一路看，峰回路转，才得美景。顺着自然走呀，自然就在其中，乐也在其中。

人生在世，有许多心情是需要排遣的，欧阳修不足四十岁，却懂得适情，懂得安放排遣心情，懂得自然处事，如此胸垒，非常人所能及。

这恐怕是欧阳修《醉翁亭记》教给我们的一个大道理。

至于文章，随便举两段例子，就可以让千古文人拜服，比如最后一段的第一句——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

看“已而”二字，跟上一段的“至于”二字如出一辙，一个“至于”，引出记，先记滁人游，再记太守宴。民先太守后，民与太守同在。文章所谓的逻辑联系，竟如此简单！

而“已而”呢，顺其自然了，前面记太守去、宾客去、滁人去，山空了，亭空了，却突然插出禽鸟，则山不空，亭不空，趣乐仍在，太守仁民爱物，潇散自然，都跃然纸上。

“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多数人到此地步，就会循环下去，根本不知道文章什么时候写完，现在的游记不就那样写的么？只知道往下走，而不知道收束。欧阳修的内在逻辑非常强大，他能一笔就从上句所说的“禽鸟”倒卷回来，为文章做结束。

“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末了，记一下姓名，因为本来就是《醉翁亭记》嘛。所以文章一路都是“记”。而且欧阳修伟大的地方在于，他能藏墨于首，显豁于尾，前文写：“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但太守又“名之者谁？”太守不说。直到刹尾处，才说：“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太守乐”呼应“山水之乐”，乐从山水来，太守乐亦在山水。“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照应“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年事既高，又放情山水，太守醉就有了着落。“夕阳在山，人影散乱”，纷纷离去，是“暮而归”，暮而归是总结，“夕阳在山，人影散乱”是细写暮而归。

这种强大的文字逻辑，我们现在已经不讲究了。很多人以为写文章的逻辑性就是 1234 顺着走一个话题。

欧阳修为了突破围困，可真是下足了功夫。而他的“突围”之所以能成功，跟这种认真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其人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三遭贬谪。他的情感体验太多了，所以突围的方向只能从诗文中寻找。实际上，欧阳修早年为了应试，对骈俪之文下过很深的功夫。但他绝不偏执，不一概否定，不狭隘对待骈文。

矫枉过正，往往是把一个好的事情弄失败的主要原因。

欧阳修深通此理。所他才能突围成功，不管那“文以载道”的要求和狭隘“士大夫精神”有多厚密强大。

他独立思考之后，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他崇拜韩柳（韩愈和柳宗元），但绝不拘泥于韩柳，韩柳文的奇险深奥，他是尽量避免的。而骈文中的“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他也不抛弃。

欧阳修确实在重塑文章大道，“文胜于质则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欧阳修深刻理解了这句话。而行诸文章，这实在是功德无量。

《醉翁亭记》书法画

欧阳修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在汉司马迁和班固之后，从来没人想过以一己之力作史，以至于史有其他倾向和影响，而欧阳修独撰《新五代史》，又编《集古录》，算是致敬，也算是另一种突围。在他之后，独立作史的人和事，就不存在了。

最重要的是，当时的人文环境，已经是一种人人自危自保的状态。欧阳修能够坚守大节，保持人格尊严，体现自我价值，对习惯势力和庸俗无聊的生存状态进行抵拒，对社会责任自觉地担当。这是非常大的勇气和本事。所以，说欧阳修是宋代文化盛世基础的奠基人，一点不为过。这也就是，为什么欧阳修门下出现了很多震古烁今 的弟子的原因，没有欧阳修的这种突围举动，就不会有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也不会有曾巩、曾布昆仲，王安石更是无路可突。

一种真正的精神，是可薪火相传的，欧阳修是有这种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