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派武侠” 它跟金庸又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侠文学”，由《韩非子》的“侠以武犯禁”为起点，经历《史记·游侠列传》的酝酿，再到唐传奇的《虬髯客传》的发展，至清末《三侠五义》终成一派，期间一以贯之的就是“侠”精神，所谓“侠”，忠勇仁德，一身正气。但随着清末俗文学的发展，“侠文学”拐入了“武侠”的范畴，“侠”的精神逐渐弱化，“武”的要素不断突出，仿佛只有武技才是“侠文学”的核心，也正是这种转变，让武侠小说被化入了“不入流”的文学类目，难登大雅之堂。

金庸

20世纪50年代，金庸的横空出世，改变了武侠小说的命运，他在继承“旧武侠”的基础上，突破武侠小说的创作范式，用十四部小说构造了“新派武侠”框架，使得“侠文学”起死回生，完成了自我升华。

新派武侠的发端

纵览近现代武侠史，百年来大家无数，名人迭出，但以对武侠小说的贡献看来，金庸一个人的光芒，恐怕远超其他人。甚至很多人认为，武侠自金庸开始，到金庸封笔结束。但实事求是地说，武侠并不是为一个人而生，也不会因为一个人而结束。

仅就武侠小说的历史来说，金庸是“新派武侠”的代表，他继承了“旧武侠”的衣钵，用自己的独特风格锻造了“新武侠”。谈到继承，必然有前人，金庸的成就，他的阳关大道，建立在无数武侠小说家披荆斩棘，踏过荒野的小路之上。近代武侠小说的诞生之作，公认是1922年平江不肖生创作的《江湖奇侠传》。1930年，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将近代武侠小说推到了阶段性的高峰，到了金庸提笔连载时，武侠小说早已进入大发展时期。

梁羽生

1954年，两位传统武术名家在澳门摆擂台比武。此事经媒体大肆报道，引得民众兴趣大增，《新晚报》总编看到了“武侠”蕴含的机遇，立即要求报社的年轻编辑陈文统写篇武侠小说，陈文统以“梁羽生”的笔名创作了《龙虎斗京华》，这部小说大受欢迎，受此影响，报社另一名编辑查良镛，将自己名字中的“镛”拆开为“金庸”以作为笔名，写下他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从此，“新派武侠”就诞生了。

在金庸的开山之作中，已经隐隐约约能看到他的文学抱负，他不仅写了一场江湖恩仇，最主要的，他描绘了一个烙印着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精神故乡。

纪念过去的美丽

金庸小说的一个永恒主题就是以“江南”为隐喻的中国历史文化。金庸是浙江嘉兴人，生于20世纪早期，他目睹了家乡被外敌侵略的惨状，由此产生了“乡愁”的情节，后来父母的逝去，自己的漂泊，又不断加深他对故乡的思念。最终，他把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对于家国情怀的认同，全都投射到了对江南的描述中，所以他的小说总离不开江南。

《射雕英雄传》中郭啸天、杨铁心就是在江南遇见曲灵风和丘处机；《神雕侠侣》中杨过在江南遇到欧阳峰、郭靖和黄蓉。《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在江南初遇殷素素；《天龙八部》中段誉在江南遇到王语嫣和萧峰。作为金庸最后一部小说的《鹿鼎记》，主角韦小宝的冒险也是从江南的扬州开始，最终在扬州落幕。让小说在江南结束，恐怕是金庸的有意安排。

金庸对于江南的痴迷和眷恋，其实就是对于历史大潮中不断式微的中国文化的呼唤。在金庸早年，中国的国土山河破碎，中国的尊严屡被轻视，一些人将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落后，故而要求全面摒弃“旧文化”，拥抱“世界文化”。金庸觉得有必要用文学纪念过去的美丽。

金庸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曾写了《都柏林人》，说道写作的初衷，他表示如果有一天爱尔兰的都柏林消失了，人们还可以在他的文字中找到那座城市。

都柏林没有消失，但是在历史的冲击下，旧中国的大部分传统消失了，一些文化也被弃置一边，金庸为此忧心忡忡，他用武侠小说搭建了一个传统文化的“避难所”，并把门票送给了无数读者，让所有人都可以参观那个绝美而壮阔的武侠江山。他的文化责任感，使他重建了一个从未存在，子虚乌有的“精神天下”。也正是由于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感，不断驱使金庸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抗击外敌入侵，为国为民的大侠。

郭靖，大侠的代表

当然，与金庸同时代的武侠小说创作者，大多经历了战乱的残酷，以及时代潮流的剧变，他们一同撑起了新派武侠。他们的武侠小说，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武艺技击为基础，大胆描绘了纵横江湖的武林传奇，这种快意恩仇的背后，全都是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和致敬。实事求是地说，传统文化既需要继承，也需要扬弃，毕竟传统包括糟粕，金庸的最大功劳，就是从传统武侠中披沙拣金，突破窠臼，大胆创新。

金庸的“新武侠”革新

近代武侠诞生伊始，其实难登大雅之堂，毕竟其中都是幻想成分极大的仙侠故事，从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到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无不着眼于“玄幻”的套路。到了金庸、梁羽生等人这里，新的武侠小说必须摒弃“仙侠”的僵化内涵，否则难有大的成就。这批新作家刚好也具备突破“套路”的能力，比如金庸接受的是现代教育，熟知欧美文艺作品和理论，同时又因为家国忧患，身上背负着知识分子“文以载道”的使命感，他有足够的创作冲动。

金庸

金庸所描写的主题，不再是江湖轶闻，武器法宝，而更着重于探讨家国命运，所以金庸笔下的大侠，总是承担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投射着自己对国破家亡的忧患之思。

经历前几部作品的“投石问路”，《射雕英雄传》真正奠定了金庸的创作风格。在这部小说中，金庸小心翼翼地拿捏幻想与真实的界限，他不再依赖真实历史，不再以历史人物的延伸作为主要角色，而是以虚构的郭靖和武林众人，来搭建他的“射雕世界”。《射雕英雄传》的成书，标志着金庸在场景设定、武学描写、人物塑造、素材挑选上，完全放开了手脚，我们可以从三个改变，看出金庸有别于其他人的风格：

金庸探班武侠电影拍摄场地

首先，武学和场景的改变金庸的武学设定别出心裁，不再拘泥于拳脚功夫或荒诞的法宝仙术，武侠们不仅用拳脚刀剑比试，棋理、乐理乃至昆虫都可以当作武器，而侠客们一决生死的场景，也不仅仅是固定的擂台和比武场，烟雨江南、深海孤岛、大漠边塞、华山之巅等等，都是可以斗技的场所。

其次，人物的丰满化书中人物不再是才子佳人、妖魔外道这种脸谱化的角色，而是充满七情六欲，就像希腊众神一样有血有肉的侠客，例如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和诸多性格角色。他们要么具有各种偏狭的扭曲个性，要么背负沉重的家国重担，要么深陷动人心魄的爱恨情仇，总之，人物丰富立体，不再像过去的“纸人”。

最后，对历史素材的挑选金庸告别了续写“史书”的套路，不再紧贴历史描写，这让他有了更大的空间去发挥自己所思考的历史问题。比如郭靖的江湖冒险，明线是众人争夺《九阴真经》的武林争霸，但实际上描绘了南宋、金国与蒙古三个势力之间的斗争。《射雕英雄传》兼具野马脱缰的幻想、历史问题的严肃思辨，以及引人入胜的动人情节。金庸对于“新派武侠”的理解，在《射雕英雄传》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当然，对于旧武侠小说的突破，只是“新派武侠”的一个阶段，金庸对自我的突破，最终塑造了“新派武侠”的模板。

金庸

金庸的自我突破

如果说《射雕英雄传》塑造了“新派武侠”的初步骨架，那么，《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和《天龙八部》就是填充骨架的血肉。虽然这几部小说都存在家国斗争的相同结构，但是金庸使每一部小说的内涵都不重复，这就是自我突破。《射雕英雄传》以木讷质朴的郭靖为主角，搭建了一个“忠君爱国”的大侠形象，紧接着在《神雕侠侣》中，却让与郭靖性格相反、狂放率性的杨过来担当大任，以此来反思郭靖所秉持的价值观所伴随的人性压抑与情感扭曲。

郭靖与杨过，两个对立极端

当然，这种自我挑战在《倚天屠龙记》中又来了一次。《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主角都是钢铁一样的英雄男儿，但在《倚天屠龙记》中，主角却是优柔寡断的张无忌，他不仅无法掌控局势，更是陷入和诸女的情感中难以决断，堪称一个“不合格”的大侠。

正是大胆地挑战自己写作的经典，对自己主动“搦战”，让金庸创造的武侠世界更加立体、更加思辨、艺术价值更高，读起来也更爽快。对于旧有套路的推翻，彰显了金庸的创作勇气和实力，正是他不断地突破自我，使得超过两百多万字的《射雕三部曲》成为了“新派武侠”永远的丰碑。

《射雕英雄传》

“新派武侠”的回响

金庸的最后一次自我突破，就是写作《鹿鼎记》，以不学无术的顽童韦小宝为主角，用荒诞不经的喜剧反讽手法，描写了一个“无侠”的乏味世界，最终阖上了自己一手建立的武林童话。

《鹿鼎记》

武侠史，本是一段充满遗憾的历史，但金庸用自己的创作生涯，使这段“偏史”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地位和尊严。金庸通过写作手法的创新，确立了“新派武侠”写作的范式，又通过一次次挑战高峰，突破自我，为“新派武侠”注入了“深明大义”的内涵，从而让以前混迹于暗处的市井文学，有了登堂入室的资格。

金庸

金庸本人在巨大成就前，不断大破大立，再破再立，最后急流勇退，潇洒封笔，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就如同“新派武侠”发展的过程，既有低谷，也有高峰，但在每一次蛰伏之后，总能跃上更高的台阶。金庸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拯救”了武侠小说，还在于他对于武侠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永恒影响，每当我们翻开金庸的小说，总能听到“新派武侠”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