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些事：仰不愧天 俯不愧人 内不愧心
【那年那月那些事】
不畏寒凉苦楚，励志无悔人生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随之掀起了“文凭热”，继而出现了“唯文凭”的现象。而非全日制的“五大生”解决了在职的干部群众考文凭的需求。“五大生”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最早的“五大生”指的是1979年9月8日以后按国家规定的审批程序，经地方省级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由国家教委（原教育部）备案或审定的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职工业余大学、高等学校举办的函授大学和夜大学（分别简称电大、职大、业大、函大和夜大），通过这五种形式取得大学学历的学生。
我于1985年至1988年参加了由教育部注册的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学习并获得了“逻大”写作大专毕业证书。“逻大”校长是李正文同志。李正文同志原是教育部副部长，长期从事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1983底离休后不久开始担任中国“逻大”专职校长。李正文的目标是，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把中国逻大办成一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函授大学”，“让世界各国都知道中国有一所逻大”。
我们这届参加“逻大”学习的上海学员约一千余人，毕业学员只有五百多名，而拿到“逻大”写作大专毕业证书的又能坚持业余写作并有写作业绩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我没有辜负初心，坚持学用结合。
在这期间我还参加了上海职工高中考试及电大之类的文学讲座。风里来雨里去，不管酷暑严寒，不管大雪纷飞，不管烈日当空，一心专注求读。在那几年里我一直来往于“逻大”上海陕西路辅导站、“电大”上海青年宫听讲点，及上海工人文化宫和上海图书馆。
虽然当年社会上出现了“唯文凭”的极端倾向和选拔干部“乱点鸳鸯谱”外行领导内行的尴尬局面，引起了干群思想混乱。但我还是要感谢当年的“文凭热”和“唯文凭现象”的出现；是“文凭热”和“唯文凭现象”“逼”使我获得了“函大”写作大专文凭，并使我走上了为民发声的业余写作之路。当然这曾与我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学到的毅力、坚强、勇敢、忧国忧民，疾恶如仇和耿直敢言也是分不开的。
无悔的风雨岁月
我出生贫寒，自幼过着缺衣少食的日子，从小跟随伯父学做泥匠工，还为生产队放牛。我十六岁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团支委和基干民兵排长，十七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岁在部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从家乡走出去的时候只是小学文化，但我酷爱学习，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后来我爱上了法律及新闻写作。
那个时候的农村文化人很少，所以令人特别羡慕。然而我看到的那些所谓有文化的干部却欺上瞒下、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这些人为了排斥异己，罗织罪名制造冤、假、错、案，陷、害、忠、良，打、压、正、义、之、士。这对我心灵上的打击和伤害是刻骨铭心的。
当初我只是朦胧地知道笔杆子的威力和重要性，后来才知道笔杆子在心怀叵测的人手里可以将“对”的写成“错”的，把“黑”的说成“白”的。笔杆子也能sha人，有时候比枪杆子还厉害，这是我后来对“笔杆子”的认识。
为此，小小年纪的我从心底里发誓：要苦学文化，将来也要拿起笔杆子为老百姓说话，为正义呐喊。
于是我一路走来，历尽艰辛，顽强拼搏。“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刻苦自学先后获得了上海市职工中等学校高中结业证书和函授写作大专文凭。还有幸在《解放日报》资深记者楼灿文老师的启蒙和支持下担任了《支部生活》的通讯员（《支部生活》是由中共上海市委主办的，半月刊，系内部刊物），且在上海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大小小数百篇文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征文稿脱颖而出，名栏、头条频频有我文章
自1980年第五期上海《支部生活》[编读往来]刊登了我的“这样的批评态度好”短文时，我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虽然只有三元稿费，但它在我心里比万两黄金还珍贵。这是我的铅印文字第一次出现在市级党刊，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向上海各类报刊包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投稿。而且征文稿脱颖而出，名栏、头条频频有我文章，信稿录用率很高。
1983年4月10日在《解放日报》专供评论员、编辑和记者撰稿的《解放论坛》上发表了我的一篇“[道德法庭]的道德问题”的稿件。
1987年由上海《支部生活》举办的《我为党旗增光辉》有奖征文活动中，在全国各地发来的近千篇征文稿中选登了我为老处长王开和撰写的《力争做个合格的调研员》征文稿。
2002年《新民晚报》开展的《我看新变化·喜迎十六大》征文活动，在全国各地1500多件应征稿件中先后发表了59篇来稿，其中我的一篇征文稿《警民关系越来越亲》也被刊用。上海《文汇报》名栏“群言堂”和《新民晚报》名栏“蔷薇花下”也多次刊用我的文章。
1989年《航道报》开展《四十春秋》国庆征文活动，其中我的一篇《真挚的友情》获得了征文一等奖。
退休后我还爱好文学写作，先后获得了市征文银奖、铜奖及优秀奖。
2019年在网络【今日头条】的一篇文章还获得了三十二万阅读量。
自学法律为民代言
那个时候我不仅努力学文化考文凭，还自学法律知识，为民代言。我曾多次担任法律（诉讼）代理人，为老单位同事及社会上和家乡的弱势群体给予了法律援助，也打赢了几起官司，在小范围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不错的口碑。
社会上曾流行的一句话叫作“老百姓打.guan.司比登天还难”。是的，打.guan.司难，主要难在老百姓取证难，其次一些不法分子的背后确有“靠山”，还有一些律师认钱不认理，一般老百姓也请不起律师。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这种体会。我有一位比较熟悉的律师，我曾希望他为家乡老百姓伸张正义，结果他的回答令人吃惊。他说“现在的律师都为钱，不可能为正义什么的。今天我为原告出庭，明天可为被告人出庭，谁出钱多就为谁说话。”赤裸裸的金钱至上观念令人发指，良心和道德，正义和公平竟然在他们眼里一分不值。
当然那个时候好人还是有的。当年，上海优秀法官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诉科孟倩华女士曾耐心仔细地阅读了我为一当事人撰写的申诉材料后说，打官司靠的是证据，这份申诉状很有说服力，材料组织得也很严密，这场官司的胜诉性很大。她每次看到我总是给予我鼓励。
还有在我担任诉讼代理人期间，家乡崇明县人民法院信访办陈法官及崇明县公安局信访办陈警官都给予了我极大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希望我打赢官司，把那些恶棍绳之以法。值得一提的，时任崇明县委书记的彭沉雷同志（现任上海市副市长）凡我反映的有关整治崇明黑恶势力，铲除“黄毒赌”等方面的信稿都亲自作了批示。真的令我没齿难忘。
2010年由我代理的一起官司是在二中院进行远程视频开庭的。我的对手是郊区的一个小混混徐某（他是“一审”胜诉者），长得“五大三粗”。开始他牛气十足，自以为自己有靠山别人拿他没有办法。然而当我把一大堆证据向法庭出示并经我义正词严的驳斥后，他竟然哑口无言趴在桌上一声不吭。他根本想不到我有这一手，最后他表示庭后调解。其实他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渣而已。
徐某虽只是当地的小混混，但他敲诈勒索、欺行霸市、开赌场、放高利贷，暴力讨债，在“圈内”倒是小有名气的。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真的还有人为他撑腰。
明白人都知道，发放高利贷、暴力讨债没有后.台是干不了的。后在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得到了证实。
在为民代言中，还有一件事值得我自豪的，那是2011年10月22日我为被告程倩倩（化名）女士撰写的《答辩状》赢得了律师和司法界人士的赞赏和支持。受理该案的律师包括检察院有关人员捧着答辩状赞不绝口，都说从事十几年法律工作第一次看到如此强有力的答辩词。最后终于凭我的答辩状，由当地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3日驳回了原告的起诉。
这起官司终于也打赢了。本官司如果打不赢其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其他所谓的“债主”均仿效向程倩倩女士起诉“讨债”。
我只是一个自学法律的业余爱好者能打赢如此复杂的官司，靠的是什么呢？我的体会是，除了靠法律知识和铁一般的事实与证据外，关键还在于做人的良知和顽强的意志及毅力。
书生老去雄图在，不信江湖有弃才
我之所以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业务写稿，除了抒发自己的情感世界外，更重要的出自于我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民生的正义关注而进行呐喊和疾呼。稿子大多给予了公开发表，也有的刊登在“内刊”及“内参”，例《解放日报》（内刊）“我对遇罗锦离婚案宣传上的一点看法”，“救救我们这批养鸡专业户”等；及《文汇报》（内参）“要加强对精神病患者的监护管理”，“夜宿轮渡侯船室的现象应予整治”等，文章刊出后均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重视及认真处理。
当然还有许多文稿因种种原因未能见报，然而同样也达到了我写稿的初衷：即我所反映的情况均已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并大多得到了解决。例：2002年我针对本市一学校周边“恶少”猖獗的问题，写了一篇《强烈要求严惩恶少》的呼吁文章后，市局领导很快指示所属警署进行了处理：将主犯行政拘留15天，并把敲诈得来的钱款发还发还给了受害者。消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令我难忘的，我为家乡崇明岛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例：统一回收农民的生活垃圾和建造候车亭的问题。见报后县有关领导非常重视，并已全部得到了实施。期间2005年10月我还收到了崇明县建委受孙雷县长委托的致谢电。特别是2010年《解放日报》（内刊）第53期《xin访摘编》发表了我的一篇题为“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亟待维护”的文章后，中共崇明县委彭沉雷书记（现任上海市副市长）和县长赵奇同志及时批示，第二天就解决了农民工的相关待遇。后来我还两次被邀参加了崇明县劳动保障局（监察大队）的有关会议。
诚然，我在几十年业余写稿的风雨生涯中尝尽了甜酸苦辣，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讽刺讥笑、忌妒敌意、打击报复、甚至威胁利诱，什么都有。多少年来，对于写稿而带来的压力、麻烦及苦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有体会。但对此我始终坦然面对，因为我的信稿赢得了社会和媒体的认同，赢得了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且不仅解决了一些社会和民生的问题，还为一些弱势群体争得了一缕公平和正义的阳光，为此我觉得自己的付出：值！
不容置疑，几十年来的写稿历程也给我带来了许多喜悦和幸福，信誉和尊严，友谊和朋友，知识和希望。为此，我还成了单位里（包括社交圈）的“名人”呢。
几十年来，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些报刊的编记们，是他（她）们给了我信心和力量。他（她）们中有上世纪八十年代《解放日报》《支部生活》的楼灿文、邓华娟、许锦根、倪来娣（已故）、严斯方及新近的杨潇慧；也有《文汇报》的张先奇。还有后来《新民晚报》的高毅果、 顾鹏程、左妍和《上海故事》杂志社主编方红艳女士等。其中的楼灿文老师是我当年写稿的启蒙老师，并在他的引荐下于1987年5月14日《解放日报》副总编居欣如女士在汉口路274号《支部生活》编辑部接见了我。
当年编辑们认真负责的精神至今令我难以忘怀。2010年清明期间我在家乡崇明岛写了一篇《陈海公路如此保洁令人吃惊——路面垃圾扫进路侧绿化丛了事》，新民晚报社青年女记者左妍同志接信后即在第二天就驱车赶到崇明岛由我陪同她们一起实地调查。（详见2010年4月9日新民晚报“社会新闻”版）。
2012年元旦《解放日报》投寄了一篇《究竟为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揭露郊区农村某领导借建设新农村景观河为名，行改造自己宅后河道之目的。解放日报社杨潇慧女记者阅后立即向报社领导作了汇报，随后她又直接电话告诉我：报社领导对我的这篇信稿很重视，如果情况属实其性质属于严重的。所以请我把图片发至她邮箱。后来此稿刊登在2012年2月份的《解放日报》内刊《xin访摘编》），有关涉事人员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查处。
多少年来，由我陪着记者一起暗访或实地采访并不是个例。电话与我核实稿件更是家常便饭。这一切都说明了编辑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度的责任感。
……
书生老去雄图在，不信江湖有弃才。以后在我的余生，我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继续关注民生，坚持写稿。我坚信走自己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心，越走越坚定。
走笔至此，想写的都写了，想说的都是说了。我这一生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许多年后，假如有人问我，当年你为社会做过的贡献是什么？我会说：我传播了很多充满人性、良知、散发着正义光芒的文字，我拒绝了与邪恶同污合流。
（公元2020年8月31日农历7月13）
作者简介
季庭彪，男，中共党员，复员军人。曾任国营农场副连长，央企直属单位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支部生活》通讯员。业余爱好写作，曾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过二百多篇新闻、通讯、散文。现已退休，定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