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的“用人不疑”与马云的“疑人要用”

任正非为什么会走上创业之路？被逼的。

实际上，任正非在40岁之前都很单纯，或者说那个年代的人都很单纯，这是大环境决定的。任正非从山区到学校再到部队，接触的都是一种简单、单纯的环境，人和人之间都是有很朴素的信任的。

而在任正非参加工作之后，他开始面对市场经济，深圳是前沿，发轫之初，野蛮生长，泥沙俱下，自然免不了很多歪门邪道的人和事。

任正非头一次做生意就被骗了，当时他在一个公司做经理，其实人员调动、管理什么的他说了也不算，但出事必须是他负责任。有次一个人来接洽说有一批紧俏的电子产品货物，但必须是先款后货，任正非觉得做生意要讲诚信，先给钱后给货也是可以的，结果就被人骗了。

据说金额大概有200万之巨，要知道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年我父母做生意，工人一个月工资一百来块都算高的。

被骗了怎么办呢，任正非就自己研究法律，锲而不舍地去讨要，结果要回来大部分，后来创办华为，挣了钱有陆陆续续还了一部分。

因为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公司就不要任正非了，但债务还要背，任正非没办法，只好去创业，所以，这个骗子等于是间接促成了任正非的创业。

而且重要的是任正非从此体会到了什么是市场经济，按他的说法，做生意有两个关键，一个是货源，一个是客户，两边的交易就是法律。

任正非虽然从此对生意是悟透了，但他对人的信任是根深蒂固的，这也就在管理当中形成了双刃剑，既成就了队伍，也让公司受到很大损失。

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任正非曾自述是怎么“管理”公司的。

“在华为成立之初，我是听任各地游击队长们自由发挥的。其实，我也领导不了他们。前十年几乎没有开过办公会类似的会议，总是飞到各地去，听取他们的汇报，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理解他们，支持他们……”

任正非说，也许是我无能、傻、才如此放权，使各路诸侯的聪明才智大发挥，成就了华为。我那时被称作甩手掌柜，不是我甩手，而是我真不知道如何管。

正是基于“用人不疑”的信任，华为初期的发展才那么迅猛，那时候的任正非连如何发工资都搞不清楚，都是各地办事处报上来说多少就是多少，等到慢慢人力资源部门引进香港、欧洲的管理体系后，才总算理清了华为有多少人，要发多少钱。

而那时候任正非对干部和员工的信任是很大的，这就给一些道德品质不过关的人留下了空子，有人贪污，有人偷盗公司机密，有人做竞争对手的内应，有人中饱私囊……，华为老员工曾爆料说亲自抓过给竞争对手泄露源代码的人，还有华为高待遇引进的技术研发人才利用华为资金、人力、物力等资源搞研发，成果出来后，立马辞职出去开公司，给华为抢生意。

这样的人和事多了，就让任正非很痛苦，开始对用人产生了怀疑，所以有华为的高管曾愤怒地表示，一些人是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老板本来很相信人的，被这些人破坏了这个信任。

经过很长的思考，任正非由“用人不疑”转变为“用人要疑”，公司的命运不能寄托在某个人身上，还是要相信制度的力量，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个铁打的营盘就是制度，“希腊大力神的母亲是大地，他只要一靠在大地上就力大无穷。我们的大地就是众人和制度，相信制度的力量”。

通过吸收IBM等公司的先进管理经验，华为的制度建设臻于完善，如此，任正非又能放心地“用人不疑”了，不过现在有了制度的保障。

马云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那是一种无奈，“用人要疑，疑人要用”才是境界。

“以前讲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现在要讲究‘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信任是结合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用人要疑、疑人要用这四个方面。”

比如阿里巴巴的张勇，就是一步一步通过多少岗位的轮换，经过多少考验才成为马云接班人的，其过程真可谓是真金不怕火炼，而张勇也曾用歌声表达是马云和阿里巴巴成就了他。类似的还有余承东，从一个基层工程师到业务线老大，不知受了多少考验。

而从人格上说，谁也没有资格去怀疑谁，但从集体、公司的利益而言，就必须先质疑你是不可信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里说，“把权力赋予人等于引狼入室，因为欲望具有兽性，纵然最优秀者，一旦大权在握，总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

还是那句话，我相信任何人，但我不能相信人性当中的黑暗。为此，必须有制度的无情、客观去监督和约束。

对创业者来讲，信任和怀疑之间的平衡、节奏，是需要好好把握的，这考验的就是你的领导水平。

你要用人，没有信任是不行的，而光有信任没有怀疑也不行，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你光去怀疑，那更糟糕，根本就没法子去做事了。

从某种程度上，你相信的代价很低，但怀疑的代价却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