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带着作品找到欧阳修 想被他称赞几句 没想到他却这样说
明道二年，欧阳修为西京留守推官，河中张秀才棐携诗、赋、杂文、启事登门求教，并期望欧阳修能为其称才而述美。欧阳修谦虚地称自己“官位学行无动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即便如此，他还是对张秀才的十数篇古今杂文反复读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欧阳修首先肯定其“言尤高而志极大”，并尝试概括张秀才的文意：其文源于闵世病俗，意欲援今以复之古，将今之纷殽驳冗者翦剥齐整。同时也明确地指出张秀才眼中的“古”不实用：“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此少过也。”之后，欧阳修边立边驳，有理有据地表达了自己对文章的功用及对“古”、“道”的认识。
他说：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则六经所载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诞者言之，乃以混蒙虚无为道，洪荒广略为古，其道难法，其言难行……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谓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又岂如诞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学也。
夫所谓舍近而取远云者，孔子昔生周之世，去尧、舜远，孰与今去尧、舜远也？孔子删《书》，断自《尧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谓学，则曰“祖述尧舜”。如孔子之圣且勤，而弗道其前者，岂不能邪？盖以其渐远而难彰，不可以信后世也。今生于孔子之绝后，而反欲求尧、舜之已前，世所谓务高言而鲜事实者也……然则《书》之言岂不高邪？然其事不过于亲九族，平百姓，忧水患，问臣下谁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见诸侯，齐律度，谨权衡，使臣下诛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后，惟孟轲最知道，然其言不过于教人树桑麻，畜鸡豚，以谓养生送死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岂不为文？孟轲之言道，岂不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盖切于事实而已。
在上述两段话中，欧阳修表达的观点有三：一是对于文章功用的认识，认为文章是用以表达学者对“古道”的认识，以信后世。二是“古”不应是诞者所言的尧舜以前的“洪荒广略”之古，因其“渐远而难彰”，而应该是断自尧舜以后。三是“道”不应是诞者所言“混蒙虚无”之道，因为“其道难法，其言难行”，而应是“周公、孔子、孟轲之徒常履而行之”之道，因为它“切于事实”，“易知而可法”。
我们怎么来认识欧阳修以上三个观点呢？显然，从张秀才的角度来看，他携诗、赋、文而来，或许是希望欧阳修能对其作品有所称美，有所指导。从欧阳修的角度来看，他“复取前所贶古今杂文十数篇，反复读之”，提出了上述观点，应该说他的观点既是对这“十数篇杂文”的看法，也含有对“为文之法”的看法。也就是说欧阳修和张秀才都是以“文”为目的和落脚点的。
这一点是我们继续为之解读的前提。张秀才是来问“文”的，可是欧阳修却大篇幅地谈自己对“古道”的认识，这是否有些不妥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欧阳修谈“古道”是为了证明张秀才“述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之少过，另一方面也隐含了年轻的欧阳修对文章经世致用这一功用的初步的认识，即古之文章（即六经）不过“君臣、上下、礼乐、刑法之事”，都是对社会有用的，用柳开的话说就是“圣人不以好广于辞而为事也，在乎化天下、传来世、用道德而已”。
欧阳修潜在的意思是告诫张秀才：写文章也要学习六经“致用”的精神，而不要为“空言”。其次，欧阳修认为他们所要学习的“古道”是周公、孔孟之道，而非“混蒙虚无”之道，这一思想是偶然的吗？是凭空而来的吗？当然不是，这一思想本于韩愈。欧阳修幼时得《昌黎先生文集》于李氏弊框中，立志得禄以能养亲后，将“尽力于斯文（古文）”。后欧阳修于天圣、明道年间与苏舜钦兄弟及尹师鲁、梅尧臣等交游，为古歌诗杂文创作，相与讨论“文章道德”，所谓一日不谈道德则口舌不灵活。因此“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
韩愈《原道》中述及先王之教时曰：“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欧阳修举进士后熟读韩文，很明显是受了韩愈之“道”的启发。同时欧阳修舍得花大篇幅证明张秀才“述三皇太古之道，务高言而鲜事实”之过，不仅仅是因张秀才的文章呈现出这样的倾向，而且是当时的学者们的一种倾向：“今学者不深本之，乃乐诞者之言，思混沌与古初，以无初为至道者，无有高下远近。”由上所述，欧阳修最初的文章观念是深受韩愈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的创作体会，深刻关注当时的学者们为文的动态，并批判性地认识而出现的。
欧阳修在这篇书信中所表露出的文章观念，是他这之后全部文学观念的基础和萌芽，之后的文章观念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深化。如文章的功用，于社会国家是“经国之大业”，于个人是“不朽之盛事”；策论型文章，要不为空言；文章的修养论等。景祐元年，欧阳修秩满回京。这一年作《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此书虽是代人上书，但里面表达的却是欧阳修本人对文章的观念。本书信意在说服“王枢密”为“先君”文集作序，其逻辑是“先君”的文集值得您“王枢密”为之作序，而先君也必仰“王枢密”之文辞、官位为之传远。书信之始，欧阳修并不急于表达所请托之事，而是侃侃而论文章之所以能传远的要素。他的论述以《传》之“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为逻辑起点，其观点是：
《传》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事信矣，须文；文至矣，又系其所恃者之大小，以见其行远不远也……故其言之所载者大且文，则其传也章；言之所载者不文而又小，则其传也不章……夫文之行虽系其所载，犹有待焉……其始出也，或待时之有名者而后发，其既殁也，或待其后之纪次者而传。其为之纪次也，非其门人故吏，则其亲戚朋友。即欧阳修认为文章能传之久远的要素有：事信、言文、言之所载者大、待时之有名者而发或待后之纪次者而传。这一对文章的认识既是对明道二年《与张秀才棐第二书》中所言“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的观点的延续与深化。
同时也开启了文章对于个人而言是使人能不朽的一个重要工具的这样一个重要思想。欧阳修对文章有这样的认识，而这种观念确实也影响甚至指导了他的创作。赏析欧阳修的神道碑铭、墓志铭、墓表这类作品时发现，这类作品都贯彻了纪述墓主生平事实，不夸张不溢美，纪述其功业大者的原则，目的当然是为了传之久远。欧阳修在嘉祐二年为杜衍墓志铭与杜衍的儿子交流所写的《与杜论祁公墓志书》、《再与杜论祁公墓志书》两封书信更是明确表达了这一观点。“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然所纪事，皆录实，有稽据，皆大节与人之所难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无巨美，不可不书，于公为可略者，皆不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