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熙凤和贾宝玉 一个是巧者劳 一个是智者忧 总之是各有各的苦
在《红楼梦》宝、凤、黛、钗这几个人物中，贾宝玉与王熙凤的形象显得特别的突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贾府的衰落过程中各自有着一番非同寻常的境遇和作为，同时也是因为这两个人物在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中起着重要的支架和纽结的作用。
《红楼梦》所正面描述的故事，都发生在贾府“富贵流传，已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特定环境中。虽然也曾有“皇恩重”、“天伦乐”、或者“兰桂齐芳”的景象，但是，家族的衰败气数，无疑是作者所要着力渲染的特定情境。把握住家道衰落这个体现着作者的特定社会历史意识的小说情境，那么，我们就能够发现，作者经常有意识地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到贾宝玉和王熙凤这两个人物的身上。在第二回中，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就着重地介绍了衔玉降生的贾宝玉和“男人万不及一”、“上下无人不称颂”的王熙凤。贾府内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矛盾斗争，有很多是围绕着王熙凤和贾宝玉这两个人物而展开的。林黛玉曾说：“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姐姐两个，他们尚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王熙凤临死前反省自己的一生，说是“人家没见的也见了，没吃的也吃了，衣禄食禄也算全了，所有世上有的也都有了，气也赌尽了，强也算争足了”。贾宝玉和王熙凤一生的荣华憔悴与封建家族的荣辱兴衰休戚相关，但是，在家道的衰落过程中，他们两个的所做所为和情感经验却很不相同。如：贾宝玉把追求功名利禄的须眉浊物视为可有可无，对于权利得失和世泽厚薄也不甚介意；而这些庶务，恰恰就是王熙凤的“敏感区域”,是她逞才显能的用武之地。《红楼梦》中有关名利权势的人际关系和生活场景，主要是围绕着王熙凤这个人物而展开的。
王熙凤的性格特征，在作品中主要是通过她在操持家政和待人处事上的多事逞才、杀伐决断、争强斗智和工于心计表现出来的。她使巧，弄权，要强，敛财，无所不用其极。用手下人的话说是“‘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用老祖宗贾母的话说，是“专会打细算盘，“分金掰两的……天下人都叫你算计了去。”“我又怕她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那一处少的了我？”作者在王熙凤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上,叙述语言把握得很有分寸,既不讳饰,也从不滥施贬褒臧否,诸如:“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好卖弄能干。”“素性好强，惟恐落人褒贬。”“洒爽凤流，典则俊雅，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了—一那里还把众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同时，作品中还较多地引入其他人物对于王熙凤的种种不同的议论，表明了这是一个众人瞩目而且容易招惹物议的人物。
贾宝玉和王熙凤都是贾府年轻一代得宠的“正经主儿”，又同样都与金陵王家有着宗亲关系，因而两人也就有了更多的枯荣与共的地方。如第二十五回就有“魇魔法叔嫂逢五鬼”的情节。在作品中，贾府运终数尽的征兆和窘况，主要也是应在他们两人身上集中地表现出来的，诸如赏花妖，失通灵，致祸抱羞惭，力诎失人心，等等；而王熙凤的“衣锦返乡”,则几乎可以说就是贾府登高跌重、败涂地的标志。在作品中，宝玉对于凤姐虽然没有很多直接的评论，但是，从他的几番言谈思悟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凤姐的荣辱际遇并非无动于衷，倒可以说是很放在心上的，如:“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子，也学的钓名沾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了。”“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奇怪，奇怪，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南华经》里的句话曾经使得贾宝玉有如醍醐灌顶，当头棒暍:“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蔬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可见贾宝玉对于王熙凤的心性禀赋是有同情，有悲悯，也有不敢苟同以至感讽怨帐的地方，并且以她一生的荣辱甘辛，促成了自己在心理意识上的某些觉悟。
《红楼梦》的作者所精心描写的小说情境，是封建大家族“运终数尽，不可挽回”的衰颓气象，亦即所谓的“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韶华胜极，开到茶藤花事了”。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颓运方至，变故渐多”,“悲凉之雾，遍被华林”。这种末世时运，是《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生活环境和情感氛围的基本特征。譬如：凤姐是“凡鸟偏从末世来”;探春是“生于末世运偏消”;惜春是“勘破三春景不长”;巧姐是“势败休云贵，家亡莫论亲”;而怡红公子贾宝玉则是“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在作者的构想中，贾宝玉和“金陵十二仅”们都是些“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薄命儿女”。他们薄命无运，是因为他们都生不逢时，感染到家道中落的衰颜时运。
对于家道的衰落，贾宝玉和王熙风都是亲历目睹，作者也细致地描写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反应。由于适逢颓运，变故渐多，王凤在操持家政上备受独木难支、左支右绌之苦，治一经而损一经；贾宝玉也因此会在温柔富贵中“屡与‘无常’觌面”,经历了许多人情厚薄和乐极生悲。在第五回中，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子便以“饮馔声色之幻”和“十二钗”们的薄命，以及“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身家前景来警其痴顽。在第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也用“登高必跌重”、“盛筵必散”、“乐极生悲”的道理来警诚她。对于家族的颓运，王熙风和贾宝玉或多或少都有所体察。凤姐自己就曾有过“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回退步”的反省；宝玉也曾说过：“我那管人家的闲事？只可叹咱们家的运气衰颓。”但是，王熙凤这个人物形象的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她的执迷不悟。她自称是“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非落到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的结局才肯罢休。相比之下，忧患意识则是构成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因素。贾宝玉向来不求功名，生性喜聚怕散，动辄讲死、论玄、辩禅机，好清谈，无事忙，爱博心劳，“行为偏僻性乖张”,还要爽性寻一个“鸦雀不到的幽解之处”,“自此再不托生为人”。他不以富贵权势为荣耀，宁愿清雅一点，自然一点，更坦诚，更体贴。这些行为举止在世俗的光看来，就是“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了。他对世态炎凉和人情厚薄特别敏感，内心深处沉积着一种“末世感”。
同时，他冷眼功名利禄，却执着地追求儿女真情。这样，随着小说情境的发展，他的情感生活也就越来越显示出“见弃于世道”,也是超然于世俗的特质，举例来说：元春才选凤藻宫，宁荣两府上下无不欢天喜地，“独有宝玉置若罔闻”；元妃省亲，凤姐多事逞才，出尽了风头，宝玉却避开繁华热闹，独自去望慰那灯火阑珊处的画轴上的美人；凤姐庆寿大摆筵宴，众星捧月似的“要足了强”,宝玉却惦记着屈死的丫环金儿，“故一日不乐”,寻个“冷清清的地方”躲开了。
贾宝玉和王熙凤这两个人物都具有家运衰颓的共同情境；但是，他们两人的心理素质、情感经验和生活情调却又很不相同，而且渐渐形成分化对立之势。这样就更加显示出他们之间的心理反差。通过对共同情境和心理反差的精心刻画，贾宝玉和王熙凤的思想性格在整部作品中的相互抵牾而又相反相成的关系也就逐渐突出起来了。
贾宝玉和王凤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情感特征不同，因此，作品在展现出他们的共同情境的同时，还精心地构置了他们各自独特的情境。在《红楼梦》中，王熙凤争强斗智的庶务，正是贾宝玉的“愚顽”“无能”之处；王熙凤贪得无厌的名利，正是贾宝玉诋为“无故生事”的东西。王熙凤的特殊情境，主要体现为名利场上的荣辱得失；而贾宝玉的特殊情境，则主要体现为儿女情上的亲疏聚散。“女儿之爱”是维系贾宝玉淹留于贵族家庭膏梁锦绣之中的一条主要的感情纽带，这是因为他“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人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在“女儿之爱”上面，寄寓着贾宝玉对于人生价值的哲理思索和文化反思。《红楼梦》很有韵致地描述了豪门世家的少男少女为感情纠葛的烦恼和贵族后代为家道兴衰的操劳。
王煕凤的特殊情境发展到了极端，就是“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是“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这是争权夺利、卖弄能干者的尴尬。而贾宝玉的“极端情境”,则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这是爱博心劳、放任智虑者的困惑。分析了贾宝玉和王熙凤的共同情境和特殊情境，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形象之间的对峙和倚伏关系，对于构成《红楼梦》的整个艺术境界同样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用脂砚斋的批语来说明，这是一种“间架”、“顺递”、“映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