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 范仲淹 曾国藩 谁更能控制情绪？
苏东坡的“真我”,是天性使然,引人神往却难以复制；曾国藩的“超我”,是后天努力,给人启迪也指明路径；但范仲淹的“大我”,却是最值得敬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值得追求的人间正道,“虽千万人吾往矣”。浩然正气,至今凛凛！
关山远
前阵子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让大伙儿都惊叹“冲动是魔鬼”。是的,人想控制情绪,挺难的,近年还有个时髦词叫“情绪管理”,俨然成了一门显学。网上不时有些鸡汤文章,比如《真正厉害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为吸引眼球,还把这句话的版权送给了庄子。更有直接拉名人代言的,比如《曾国藩:控制不了情绪的人,做不成大事》。庄子、曾国藩地下看到这标题,估计会一拍脑袋:“哎哟,我真没讲过这话……”
纵观这些鸡汤文章,关于如何控制情绪的诀窍,除了老生常谈的“难得糊涂”外,不外乎几个字:一个是“忍”,忍一时风平浪静,此时的屈,是为了接下来弹簧一般的伸；一个是“装”,今日装孙子,以后是大爷；一个是“滑”,滑到连小人都抓不住你的把柄……此类鸡汤,是无法真正教人如何控制情绪的。
其实,中国古代读书人有一系列控制情绪的办法,有理论,有实践,当然,最后也能达到不同的境界。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三人,道德学问,都堪称中国古代文人的极致,当然也是情商极高之人。从控制情绪一块来说,借用弗洛伊德“本我、自我、超我”,可用“真我、大我、超我”来分别形容他们三人。
那么,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谁更能控制情绪?
一
如果有这么一个问题:“东坡居士,请问你是怎么控制情绪的?”苏东坡可能这么回答:情绪?什么叫情绪?
他是个快活的人,貌似没有情绪,啥时候都能找到乐子,尤其擅长苦中作乐。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次,是因为小人诬告,陷入“乌台诗案”,差点丢命。在被钦差捉拿进京时,家里哭成一片,苏东坡告别前居然还有心情给家人讲故事,并在故事中杜撰了一首诗,苏夫人听了,破涕为笑,这首诗最后两句是:“今日捉将宫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无论喜事还是坏事,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贵为帝师还是沦落天涯,苏东坡都是乐呵呵的,用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的一句话来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乐天派如苏东坡,跟刻意为之的“难得糊涂”不同,这是一种有着赤子般热忱的人,在最阴暗下都能发现光明,在最粗鄙中也能看到精美。往往有极好的性格,不会冲冠一怒,也不会恼羞成怒,更不会动辄发怒,他们往往在怒火刚刚燃起的时候,就突然发现了一个乐子,转眼就快活起来。
苏东坡62岁的时候,给贬到了海南岛儋州——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年过花甲,遭此厄运,一般人早就颓废自弃了,苏东坡是什么模样?他采草药,学酿酒和制墨,还办起了学堂……忙忙碌碌,开开心心。某个大热天,他头顶一个大西瓜,在田地里边唱边走。这般随遇而安的模样,连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都很纳闷,她问苏东坡:“翰林大人,你过去在朝当大官,现在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
老太太问得很犀利,或者她是心存怜悯,或者就是超级毒舌。一般人听了,心有戚戚焉,甚至直戳灵魂深处,什么豁达都没法再继续往下装了。但苏东坡一听,哟,这老太太有意思有深度堪称民间哲学家嘛,立刻点赞,然后给她取了个外号:“春梦婆”。她也因为这个外号被史书记载下来。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天才人物,而像他这般既有天纵才华又时时拥有源自内心的快乐者,上下五千年,少之又少。这样的人,确实不知“情绪”为何物,因为他心中没有敌人,不会记仇,更不会去恨什么人。
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他身上,儒与道交织在一起,这边是孔孟之道,积极入世,关心天下,那边是老庄之逸,向往自由,追求快乐。儒与道相互交织而又互相平衡,让苏东坡既不是一个在仕途上双目炯炯、孜孜以求的儒生,又不是一个放浪形骸、消极避世的隐士。苏东坡,就是苏东坡。
儒与道,往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精神追求的A面与B面,儒道一体,也是解析他们精神世界的密码。但像苏东坡这样儒道相融得如此默契的,很少,或许可以这么说:任红尘滚滚,世道险恶,苏东坡的一颗初心,始终未被污染。他有句名言:“守其初心,始终不变”,他是个始终按“真我”率性真实活着的人。
但对苏东坡而言,“真我”是柄双刃剑。他因自我而有情有趣有魅力,朋友们都很喜欢他,只是,无论哪个时代,一个人身边,朋友都是少数。
苏东坡以诙谐著称,开玩笑不分场合,大臣刘贡父患病,眉毛掉光,鼻梁塌陷。某天大伙饮酒作乐掉书袋,苏东坡改用汉高祖刘邦诗句:“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满座爆笑,而刘贡父却羞得满脸通红,“恨怅不已”。
梁子就这么结下了。苏东坡心大,也从无害人之心,却误以为别人也心大,捅了娄子还不自知。
苏东坡与著名理学家程颐的交恶,让人分外惋惜。这两人皆是君子,但性格大不相同:苏东坡活泼开朗,不拘小节,而程颐认死理,“一根筋”,不懂变通。司马光(就是以砸缸著称的那位)去世后,程颐负责主办丧事。那天正逢太庙大典。大典完后,苏东坡带领朝中大臣去吊祭司马光,程颐加以阻止,理由是《论语》里说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那天早上大家刚在太庙唱过歌,听过奏乐,怎么同一天再去吊丧哭泣呢?
真是迂腐!苏东坡很生气地反驳说:《论语》里也没说“子于是日歌,则不哭。”不顾程颐反对,去司马光家吊祭。按当时风俗,孝子应出来接受吊祭,却不见司马光儿子出来。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止他们出来,原因是古礼上没有这个规定,而且孝子如果真孝,就应当悲伤得无法见人。苏东坡当众嘲笑程颐说:“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众人大笑,程颐脸红,恨意升腾。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苏东坡与程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两个好人,水火不容。他俩的弟子、朋友也都分为洛蜀两派,互相攻击、排挤,苏东坡后半生一再被贬,“洛蜀党争”有很大原因。
苏东坡太“真我”,自己不带啥情绪,也较少考虑别人情绪,逞口舌之快,惹不测之祸。他的悲喜剧,多源于此。《宋史·苏轼传》这么惋惜传主:“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假如苏东坡多点心眼,学会隐藏,即使当不了宰相,也不会身负一身才华却屡屡惹祸上身,但最终还是感慨道:“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是的,小心翼翼、察言观色,还是苏东坡么?
二
在历史上,曾国藩是一个通过苦修来超越自我、追求“圣人”境界的超级自律牛人。
但他也曾经是一个顽皮青年,跟苏东坡一样,喜欢卖弄卖弄文采,搞搞恶作剧作弄同僚。苏东坡当年陷入“乌台诗案”,就是在官样文章中还要写出个人情感,结果被人抓住把柄,把他往死里整了一次。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喜好给人写挽联,闲极无聊,连健在的朋友都写了一圈,结果被人看到,自然极为尴尬,还得罪颇多。
他也曾经是一个愤怒中年,太平天国起事后,他在长沙奉旨办团练,看不惯当时绿营腐化堕落,自己还没啥名分,却计划以霹雳手段来重构政治生态,廓清官场和军界。他乱世重典,法令如山,还没跟太平军交手呢,就先杀掉了一堆,获赠外号“曾剃头”。
“曾剃头”得罪了整个长沙城。终于,绿营那帮痞子兵寻衅滋事,白晃晃钢刀直往曾大人身上比划,吓得曾大人抱头鼠窜。堂堂正二品大员,居然被一群兵痞执械围攻,如此以下犯上、不守规矩,他自然是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但长沙城都在等着看他笑话呢,等着他情绪失控呢。曾国藩毕竟还是有头脑,把情绪平息下来后,下了决心:不跟这帮人渣纠缠,惹不起,咱躲得起,于是离开长沙去了衡阳,专门操练湘军,衡阳成了曾国藩辉煌事业的起点。
这是曾国藩对自己情绪的一次胜利,他完全可以选择继续与长沙官场硬怼,继续向皇帝上奏折控诉这帮坏蛋,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不一定能把对方扳倒,反而给自己四面树敌。人,不能被自己情绪控制。
但曾国藩真正驾驭自己的情绪,是在从江西返回家乡之后。率湘军出湖南入江西作战,是他人生中极其郁闷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是“江西长毛气焰仍旧嚣张,军事毫无进展,银钱陷于困境”,另一方面,江西官场百般不配合,京城政敌百般掣肘,曾国藩孤立无援,心力交瘁,偏偏此时,又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曾国藩不待朝廷批准,就负气回到湘乡老家。
他此时仍心存幻想:湘军离不开我,朝廷会支持我。但是,跟皇帝闹情绪,傻不傻?恰逢此时太平天国内乱,湘军打了几次胜仗,咸丰皇帝开了他兵部侍郎的缺,命他在籍守制。曾国藩情绪彻底失控了,他感觉自己已被抛弃,过往功绩悉数归零,他因此狂躁不安,彻夜失眠,染上重病。著名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曾国藩》中写道:
“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小说中,关键时刻,一个叫“丑道人”的高人出现,推荐曾国藩再读《道德经》。在真实历史上,是一位名叫曹镜初的名医,给曾国藩开方子:“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曾国藩小时候就读过《道德经》,但此时再细读,心境完全不一样了,他悟出了“以柔克刚”的真谛,意识到此前的自己锋芒毕露、过于刚烈之缺点,也因此由儒入道,学会了宁静谦退,“然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
曾国藩再度出山时,“心病”已经医好,走出了人生的黑暗阶段,像变了一个人。他学会跟小人妥协了,以前是势不两立,如今学会柔道行事,譬如“保荐”,以往曾国藩嫉恶如仇、事事较真,打胜仗只保荐真正有功之人,少之又少；但这次复出,每逢胜仗,保荐范围大大扩增,自己此前不屑一顾之小人,也在向朝廷保荐请功范围,平时对麾下也是“武人给钱,文人给名”,一时在身边聚拢了大量人才,而小人们的攻击,也少了许多。
他明白了现实就是如此:小人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的,与其硬碰硬,不如打太极,控制情绪,为自己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毕竟,我在世间的使命,不是干掉小人,而是干成大事!
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一块,超级自律,堪称“超我”,即使戎马倥偬,他也每日静坐,反思己过,读他的日记与家书,对自我的检讨与超越,令人动容。后人还总结出了所谓“曾国藩修身十二法”:“持神敬肃、静坐养性、起床要早、读书要专一、攻读史书、说话谨慎、培养自己的真气、保持身体健康、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每月都能复习知识、习练书法、夜晚不出家门。”
即使是天生坏情绪,也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能够控制好的。
三
再说说范仲淹。在历史上,范仲淹堪称“完人”,不懈修为,内圣外王,一生政绩突出,文学成就卓著,有抵抗西夏的功勋,更为后世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对中国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追求有莫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说:“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范仲淹和曾国藩。”青年毛泽东也评价说:中国历史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一种是“办事兼传教”之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办事兼传教”的境界,一是曾国藩,一是范仲淹。
范仲淹与曾国藩都是各种时代的“第一人”,两人逝世后都获得“文正”的谥号。在封建时代,自宋到元再到明清,“文正”这个谥号,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大名鼎鼎的王阳明,也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却只获得“文成”的谥号,而风流绝代的苏东坡,谥号是“文忠”。
范、曾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譬如在艰难困苦中的坚持,又譬如对个人道德的追求,但也有不同:曾国藩因年轻时酒后失言得罪好友而重视“戒言”,范仲淹却很“多嘴”:
宋仁宗12岁登基,刘太后垂帘听政,可以理解,毕竟皇帝年纪小,但8年过去,皇帝已经20岁了,刘太后依然在垂帘听政。朝中大臣都知道,这事不正常,但一个个噤若寒蝉,不敢惹刘太后。范仲淹站出来,说:这于理不合。于是上疏要求刘太后还政。享受着权力快感的刘太后没搭理范仲淹,还找机会把他撵出了京城。
刘太后去世了,宋仁宗成了真正的皇帝,召回了范仲淹。大伙儿此时纷纷揣测上意,开始说刘太后执政期间诸多过错,按常理,这是范仲淹打击报复、落井下石最好时机。他果然又说话了,说的却是太后虽然热爱权力、秉政多年,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成全其美德。仁宗采纳了,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
宋仁宗跟郭皇后闹别扭,遭到家暴。这本是皇帝家事,但当时宰相吕夷简因为此前跟皇后有矛盾,这次借机报复,串通太监,建议皇帝废掉郭皇后。皇帝其实也想换皇后了,但“不知趣”的范仲淹又跳出来了,认为废后不合适,并想面见皇帝争取。皇帝不见,派吕夷简出来接待,范仲淹与他理论,把吕宰相说得面红耳赤、无言相对。皇帝怒了,又把范仲淹赶出京城。
折腾几年,范仲淹又回到汴京,没有消停,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任人唯亲,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劝说皇帝制定制度、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诬蔑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因言辞激烈,遂被罢黜,又给打发到外地任职了……
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都被时人称“光”(光耀)一次。当时人们开范仲淹玩笑说:第一次为“极光”,第二次为“愈光”,第三次为“尤光”。
朋友们都劝他:控制情绪,管住嘴巴,少说话。他劝刘太后归政时,朋友晏殊大惊失色,批评他过于轻率。范仲淹据理力争,回写一封长信(《上资政晏侍郎书》):“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他一次又一次被贬出京城后,朋友梅尧臣专门作文《灵乌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少管闲事、自己逍遥就行。范仲淹回作《灵乌赋》,强调自己:“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他是一个有为君子,注重个人修养,却总是在关键时刻,控制不住自己,要发声,要争取,要说不。
但他的“多嘴”,从未有一次是为他个人。这就是“大我”。
四
那么,苏东坡、范仲淹、曾国藩,谁更能控制情绪?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可先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控制情绪?
还是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一事为例:如果那位中年女乘客和司机能够控制情绪,悲剧就不会发生；但是当他俩双双无法控制情绪后,车内其他乘客却控制了“情绪”,无人出来制止。而在湖南另一起乘客情绪失控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时,有一位乘客没有控制住“情绪”,上前一脚踹过去,制止了危险行为。
所以,关键问题,不是该不该控制情绪,而是什么时候该控制,什么时候该让情绪“表现”。
在范仲淹、苏东坡之前,有一个擅长控制情绪的人,叫冯道,此人生逢五代乱世,先后事四姓十位皇帝,均能获得禄位,是个官场超级不倒翁。他是个老滑头,用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话来说:冯道擅长“揣度胜败,估量强弱,舍弃败弱,奉迎胜强,按照时机做来,不过早也不过迟,被舍弃者来不及怨恨,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他就这样避免危害,长享富贵。”
冯道被后人称作“中国历史上最没有节操的人”,他当然是一个情绪管理高手。史载:后晋时期,有人牵驴入市,驴脸挂着一个牌子,上写“冯道”二字,以此来刺激他。冯道得到亲信禀报,毫不动怒,只道:“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这可能是有人在为驴找寻失主,有什么奇怪的?”
在曾国藩之前,有一个叫曹振镛的,也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得很好。他能力平庸,却能在中枢工作54年,也是一个不倒翁,但在《清史稿》中,他的传记只有区区700字——实在没什么光辉事迹可写。他做官的秘诀是:“多磕头、少说话。”其意是没有摸清皇帝心思时,坚决闭嘴,只磕头,不说话,等到领悟出皇帝的真正想法,便循着他的思路,顺水推舟,讨他欢心。
搞笑的是,曹振镛死后还混了一个“文正”谥号,居然享受了范仲淹、曾国藩同样的待遇,但他能跟范仲淹、曾国藩相比吗?拎鞋子也不配啊。
后人对冯道、曹振镛的评价很低,因为他们没有节操。“节操”这俩字,对于读书人来说,极其重要。而节操与情绪的关系,就很复杂了:有时,控制情绪,损害节操；有时,情绪爆发,有助节操,人们更欢迎一个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直言不讳的范仲淹,却厌恶一个毫无原则与底线处处只知道明哲保身的曹振镛。
中国古代优秀士子,人格心理是共通的,他们无不追求“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追求“让自己变得更滑头”,这是由他们追求的目标与路径决定的,即所谓儒家的“三纲八目”。“三纲”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三纲八目”,出自《大学》,儒家的全部学说,基本上是循着“三纲八目”展开的:“三纲”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八目”则是人生进修阶梯,包括“内修”和“外治”两大方面:前面四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后面三级“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中间的“修身”,则是“内修”和“外治”的连接,一代又一代中国读书人,在这人生进修阶梯上苦苦攀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影响至今。
一个人的修养目的,不是一味要控制情绪,而是在该控制情绪的时候让自己平静,在不该控制情绪的时候就让自己爆发。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去与他人死磕,不值得；克服个人的懦弱恐惧而挺身为大众努力抗争,更难得。
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苏东坡到曾国藩再到范仲淹,是三重境界:苏东坡的“真我”,是天性使然,引人神往却难以复制；曾国藩的“超我”,是后天努力,给人启迪也指明路径；但范仲淹的“大我”,却是最值得敬佩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值得追求的人间正道,“虽千万人吾往矣”。浩然正气,至今凛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