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情的辩论 谁先谁后

我们知道，万事万物都有因果，连接这个因果的是内在的逻辑。这也说明事物的存在，不仅是有关联的，也是有环境条件的。

此外，我们还知道，事物是在永恒地运动的。这表明事物的存在是在不断地变化的。这种存在的变化，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可只看重表象，不可墨守成规。

以上事物之间的因果和永恒的运动，要求我们在认识事物时，必须要分清事物所在的环境层次，必须依据逻辑。背离层次和逻辑，就不可能真正获得对事物的认识。

这个事实原理，运用在社会管理的法上，就说明，法治必须在法制的前提下，法律也必须围绕法的精神，而不可忽略法制，更不能背离法的精神。

过去封建时期的中国，因对社会和自然认识的有限性，始终保有皇权神授的思想。这种思想，阻碍了社会向法制社会的发展，而单方面强调法治。但是，失去了法制的法治，就等于失去了方向、层次和内在逻辑，法治就成为了无根的漂木，陷入了诡辩的泥潭。因此，故人并不强力推崇。反而以情理来取代。

讲情理，是封建社会的一大发明。讲“情”，就将家族、血缘关系社会化。这符合以家族、血缘、宗亲为纽带的封建社会；符合皇权神授之封建的统治；也符合三纲五常的原理。然而，社会客观存在的事物发展的逻辑，又无可辩驳。否则，连三纲五常，皇权神授。都没有立足和存在的理由。故而，还是要讲一个逻辑的“理”。“情理”的有机搭配，形成了封建社会，处理日常事物的最主要手段。

情先理后，为封建社会建立了一个处理日常社会事物的层次。即：血缘、宗亲、家族、帮派、集团；在这个层次的前提下，再发挥“理”的作用。

讲“情”，为巩固封建的社会的等级制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我们也看到，这种制度不仅将公平之“理”置于“情”层次之下，更是极大地妨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并成为累积社会不公，导致周期性社会灾难的最大根源。

当中国封建社会于百年前破产后，人们认识到法的重要性。于是，剔除非社会性的“情”因素，将社会性的“理”上升，形成文字，成为现代社会的法。但是，人们并没有认识“法”的本质，没有分出“法”的层次。使整个社会充斥着，被封建儒家都排斥的法治的阴影。

没有法制制约的法治，缺少法律的层次和逻辑。这给当权者为“情”，大开了方便之门，使整个社会处于法治下的混乱，从而引起更大的社会不公和矛盾。

法，是规则。如下棋有棋规；打牌，有牌规；体育运动，有比赛的规则一样。

法制，是社会、国家管理规则。是部分高低贵贱的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因此，讲法制的社会，只有讲人权，讲民主、自由选举的社会。

法治，是社会的具体管理行为。是依照法律进行日常生活，处理日常事物的行为。他就好比是按照下棋、打牌、比赛等游戏规则，走棋、出牌、竞赛一样。

法律，是法的体现，是法制和法治在文字和行为上的总体体现。也可以理解为，用文字记述的规则，来体现法的具体存在。

法律条文，是法的文字体现，是法、法制和法治的内在逻辑关联，是法制与法治行为的依据。

显然，它们的层次和逻辑是：法是本源，法律是具体的法；而法制是法的社会管理方式，法治是法下、法制社会的具体行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法的社会不是一个简单的法治社会。其复杂程度，正符合现代发达的社会。这要求整个社会在法的过程中，必须慎重。否则，就极其容易发生乱权和专权的现象。

只强调法律条文，就是忽视法律层次，为混淆法律逻辑，为达个人目的，专用法治的前奏。为防止这种现象的存在，必须在强调法制的前提下，要求法治的社会公开；在具体进行法治的审判过程中，要引进陪审团制度，以避免法律的被垄断。

混淆以上的概念，就等于混乱社会，是社会矛盾和不公的根源。而故意混淆者，必然是真正的别有用心者。

因此，法的社会对普遍文化不高，而法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而言，更应慎重。这个慎重，就是首要强调法的层次性、逻辑性；强调法制的前提下，尽力公开化，陪审团制度化。而不是什么从重、从快。。。。。等等情感性，非法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