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与展望：反思传播学话题引言

《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隆重推出“反思传播学”专辑。值此，本公众号即日起将陆续推送本期专辑的各篇文章，以飨读者的同时，期待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

作者

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

“反思传播学”圆桌论坛合影留念

2017.12.17. 浙江 杭州

2018年对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来说，是一个值得书写的时刻。

一百年前的1918年10月，以“灌输新闻智识，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在那一年拉开序幕，同年，北京大学政治系首开新闻学选修课程，刚从英国回国的徐宝璜在此任教。

40年前的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郑北渭在他主编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一期发表了两篇传播学的译文《公共传播学》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共传播学》。徐培汀在其著作《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中称这是“第一次在新时期公开介绍传播学”。同年10月14号，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给80多位第一届新闻学研究生做学术报告，10月21号内川芳美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讲学，做《日本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讲座。虽然更早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有文章介绍了传播学方面的文献，但以前只是内部出于批评材料之目的，知者甚少。但1978年之后，中国的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才算真正拉开序幕。1980年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西方新闻学说介绍”的选修课，其中包括了传播学的内容，1980年这门课程改名为《传播学概论》，这应该是中国最早开展的传播学课程。

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速度越来越快了。如今，西方传播学者的观念和论著已经可以做到同步出版发行。而国内投身于此领域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撰写的有关传播学方面的论著也非常丰富，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与国际前沿研究接轨了。那么，如何评估国内外传播学研究的成效?适时的学术反思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反思是学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无论是洛克（John Locke）的经验的“反省”或者是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理性的“反思”，都是人的思维的反观自照。学术场域的反思，一方面可以回首来时的路，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另一方面又可以远望未来的方向，找到更好、更高的目标。

为此，2017年12月17日，浙江大学邀请了十余位卓然有成的传播学者齐聚西子湖畔，参加“反思传播学圆桌论坛”。论坛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主办，由《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记者》《南京社会科学》杂志协办。在历时一天的论坛中，五零、六零、七零三代传播学者既回望了中国传播学四十年里的发展历程，更面对巨变的时代环境和媒介场景，探求如何从理论和方法维度推进传播研究的学术创新。参会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围绕 “中国传播学的知识脉络与理论贡献”、“传播学术创新的理论和方法维度”、“学术自主性与共同体培育” 等三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这次活动的策划是三年前了，当时我与黄旦、潘忠党教授等人多次聊到要组织几次小而精的学术会议，对传播学研究进行深入的研讨。然而，大家时间很难凑到一起，所以这个策划方案一直到2017年才真正落实下来。到会议真正召开的时候仍有多位原本计划参会的学者最后因故不能出席，诚为憾事。不过，错过会议的参会者中，潘忠党、杨国斌与邱林川教授等人提前做了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了发言稿，为反思传播学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多少弥补了会议的遗憾，本专题也予以收录。

承蒙《国际新闻界》的支持，本次论坛的讨论文章将以话题的方式在2018年第2期正式刊出（有个别参会者的发言是基于已经发表的论文，应作者要求，此次专题未收录，请读者参阅相关论文），文章顺序按会议主题及发言顺序安排，书面发言列在其后。

据悉，美国的《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也将于2018年4月推出专刊Ferments of the Field回顾传播学各领域近年的发展，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此举亦为纪念35年前，1983年George Gerbner领导编撰的首次Ferments of the Field专刊。一东一西的两个集中性的传播学术场的反思，有交集也有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对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评估吧。

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

本期执编 / 小束

文中及封面图片来自“反思传播学”圆桌论坛，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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