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学和理学传承中所存在的三个问题
一、国学和理学的传承方式仍然带有“私学”特点
中国成立之前，教育对于90%以上的普通民众来说就是一项“份外之学”。因为，普通民众最大的分内之学是养家糊口之学，简而言之就是务农、经商、手工业之学和近代工业体系不断完善过程中的务工之学。反过来看，教育只是10%中国人的“份内之学”。自古以来，中国受教育的人大多都是特定人群，加之长期以来学为士用、师道传承的传统，因此在其传承方式上具有典型的半封闭特点，很难扩大教育的产出规模（其实也没有扩大教育规模的可能性）。例如，春秋时官办的稷下学宫和后世官办的太学、国子监，以及由民间士人创办的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等等都是如此。由此可见，我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传承，实际上是由士人阶层的传承所进行的，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民教育。
现代教育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一是分科之学，二是国民教育。西方在工业革命之前也并非完全的国民教育。面对人口素质普遍低下，难以适应工业革命的产业化发展之时，国民教育观就顺势兴起。所以，西方现代教育的成功与发展来自上层建筑与下层民众的共同意愿和共同努力。但是，由于我国文化传承的半封闭特点和落后的社会发展现状，普通民众难以形成自觉接受教育的意愿，事实上统治阶层和士人阶层也并不关心这个问题。相反，他们都更愿意看到民智愚钝。
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理学与国学开始沦为一种边缘学说。首先，从教育方面来看，国学在现代教育中只是顺应形势接受了新的教学模式，使之变得更利于国民教育的识文断字、作文书信的文化基础学。虽然有浩瀚博大的国学文化典籍为支撑，但是却在教育的中间过程出现了断层。而且这个断层至今仍然存在。其次，近些年以国学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和理学思想重新回归，但仍然无法改变其传承方式与方法论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上述所说的断层问题和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问题，还有在传承方式上刻意追求形式复古和机械刻板的师道传承等问题。所以说，国学和理学亟待建立符合当代社会教育特点的理论传承体系，构建完善、分层、不间断地国学和理学社会化教育体系，使国学和理学真正走出私学的影响。
二、国学和理学思想的碎片化特点在自媒体时代更加明显
自古以来，儒家思想和著述多以言论、文章、书信、后世记述等方式形成各自的学术观点，总体来看学术思想多呈现碎片化。其中，尤以书信和记述为主。这种传承方式缺乏系统性、理论化的体系结构，不利于形成理论进行普遍的社会化传承。称之为“学说”似乎更为合适，称其为“理论”则略显单薄。从教育体系构建上，这些思想精华很难建立一种相对标准和稳定有效的教育传承体系，也很难在现代教育环境下进行普遍推广。
当今微信、微博等自媒体的兴起对传播国学和理学价值观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国人也越来越关注对民族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学习热情。如果仅仅只是希望通过只言片语的语言精华和思想精华带来某种愉悦的心情、开启某种心灵的启迪和感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雄厚底蕴，亦或者在与人交流时朗朗上口并收做自己的价值信条。那么，支零破碎的先贤思想精华在自媒体时代的确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但从另一方面看，自媒体时代的这种传播形式或许更不利于国学和理学的思想传承。一来国学和理学本身就是古文，很少有人愿意进行完整的学习；二来国学和理学思想的本身就具有碎片化特点。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孔子是最早的微博大V，因为论语的每句话基本都在140个字以内。
综上所述，构建符合现代教育特点的国学和理学理论体系与传承方式，必须要对先贤们所形成的思想成果进行辩证的审视和补充完善。一是审视其时代性和科学性、消极性和积极性、传承性和价值性等，扬弃其糟粕、完善其体系，以求更符合现代教育特点和更利于普遍化的社会传承；二是补充国学和理学在我国基础传承体系中教学课本和社会读本的连续性，消除国学教育体系中的断层地带；三是对传承方式的创新。学习国学不是刻意的追求古制，更不是严循刻板僵化的礼仪教条，而是“化古为今”、“古为今用”的教育创新。要既保持中华文化的传承，又利于人们的普遍接受和践行。
三、“知行”分离仍未改变，理学变为修行学
王阳明对理学的突破在于其提出了“知行合一”，强调学以致用和致知应该是一个整体。从而打破了理学长期以来僵化和迂腐的思想桎梏，这也是当时的儒家理学流派视其为离经叛道之徒的根本原因。虽然阳明心学对理学的创新发展带来了积极的社会实践价值，但终未能形成有效的学术体系，亦不能解决理学教育的社会化和普及化问题。因而阳明心学充其量仍为一种理学学说而已。王阳明之后，阳明心学的发展也时起时伏，及至近代更是被奉为儒家理学的一股清流和理学实践的真知。但是，如果我们从阳明心学的深层社会价值来看，其学说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则更多被认为具有“修行学”的特点，并没有对传统理学社会化、普及化教育及理学的体系化完善带来根本性创新。例如，阳明心学的形成和传播更多是通过传统的私学方式和王阳明与朋友之间书信文稿中所阐述的零散观点为主体。
以儒学和理学所代表的国学思想，从某种社会学层面来看，所存在的问题还体现在不为致用、而为致知。强调知而为其道也。在理学家看来“道”是终极价值，社会实践的“术”则为其次。很多时候自视清高的儒家弟子不屑于对“术”地学习，一方面皆因儒家兼济天下的价值观使然，另一方面极有可能是对自认为怀才不遇的逆反心理。这也反应出儒学和理学所存在的自相矛盾和儒家子弟的虚伪性。久而久之，儒学陷入对道法盲目推崇的形而上学的死角，很少去关心和完善理学为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产力作用。历代理学大儒既不能做到与时俱进，还离谱认为所谓的治世良策就是应该遵循古制礼法。他们争来争去，看似各有其理，其实多空谈误国。到了王阳明时期，他所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具有积极的行动意义，但仍无法脱离儒家理学社会所形成的“学术风气”和“道法之争”，最终专注于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修行理念。
当代人推崇阳明心学，在于其所提出的“知行合一”。殊不知，王阳明只是说明了知行的统一性，而不是将两者相等同。从整体来看，虽然阳明心学具有对理论基础的“知”和社会实践的“行”有了合一并进的创新，但本质上仍然无法脱离道法至上的形而上思想。所以，当我们热衷于阳明心学之时，已经不自觉地陷入到理学自身所存在的那个时代缺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