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语文”的那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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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壶纱刘珂矣 - 半壶纱

霸占讲台已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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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长期以来的语文概念里只包含语言和文字，即学习标准汉语和标准汉字，不等于汉语言文学，特别是文学。就像爱情包括性爱和情感两个层面一样，文学并不是语文“性爱”的结果，而是“情感”绽放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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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是语文的砖瓦，文化是语文的老家，而文学是家庭和睦的必备软件，审美是其灵魂。语文教材当然不是培养作家的工具，它只是一块让学生掌握汉语这门语言的敲门砖，而且经常用得不太顺手。用久了还显得老旧，所以时不时就要更新一下。当然，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掌握基本的汉语拼音、字源字形和汉字书写，都是妥妥的硬件设施，不可轻视。（记得多年前曾经尝试过淡化小学低年级的拼音教学，结果情况不妙，很快就改邪归正了。）

把课文分崩离析式的教学（我的语文学习史就是如此，那些深入骨髓的僵化的思维遗毒是靠后来长期大量的课外阅读才排解掉），对考试有益，但对审美无益（甚至起反作用）。所以我教学课文时从不要求学生分段，即使遇到一些长文需要分，也不追求统一模式，凭感觉就好。还比如对文言文的教学，单个字词的解释很有必要，但全文翻译就是对文章意义的固化，或者说容易使学生丧失将意会转化为言传的语言组织能力的训练机会，只会照搬教辅资料里那些一成不变的僵尸语言。特别是文言虚词，更不能用语法去套，那简直就是对汉语本身的可怕折腾。若论如何学习掌握一门语言，反复品味其语感进而体悟并自然去运用才是关键（注意我说的是关键而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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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古诗词我更反对生硬地翻译，就像一朵美丽的鲜花，你却用生物学的方法去解读，或者一颗昂贵的钻石，你却拿化学元素去分析一样，了无生（情）趣。更不要说让学生一遍又一遍地去抄写翻译，简直就是在糟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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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是英语老师，常感叹每带一届新生都得帮他们补一遍母语的语法知识，才更便于英语语法的讲解。个别语文老师也谈到：可惜如今教材里淡化乃至直接省略了语法知识，都不太好教了。可我老觉得这是对的，学生时代就划不清“主谓宾定状补”，至今也搞不准“主谓、动宾、偏正”等是什么关系，更分辨不出副词、介词、连词和结构助词之间的区别。但我可以毫无障碍地听说读写，甚至还相对讲得流利，写得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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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包治百病，无毒副作用。可治疗词语匮乏症、作文僵化症、思想狭隘症和想象力缺乏症；还可以治疗精神空寂症、虚度光阴症、青春烦恼症和灵魂轻浮症；甚至对责任感缺陷、公德意识障碍、爱情症候群、理想缺失和人生虚无主义等症状有显著疗效。阅读不仅是一副神药，更是统帅语文学习的将领，既能保家卫国又能开疆拓土，为热爱读书者打下一片壮阔而稳固的文化江山。

很多学校或老师，要求学生在晨读时声音要大要整齐。敝以为，这是一种满足旁观者自我陶醉的自以为是，或者说是一种传统教学审美中的强迫症——据说，一个人大声朗读时，注意力会偏重语音的表达而弱化了记忆，如果还要兼顾整齐度，记忆效果更差。常言道，一心不可二用，一脑也如是。何况声音越大消耗体力和水分越多，导致身体不适而影响思维的集中。更别说各人的记忆强度、背诵进度以及知识掌握的分布状况和深浅度千差万别，被齐读时就无法自由选择速度、遍数和所读内容，导致诸多精力的浪费。这也是以前自己读书时的切身感受。又有人曾提出一个观点：最好的朗读，应该是如同我们在隔壁听到有人正常讲话的语调一样，而不是一听就知道有人在表演朗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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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背诵，古诗词没得说，积累得越多越好——这是通用文化素养，也是中国人的知识标配，以及气质和内涵的民族标识。背诵经典古文篇章亦无可厚非，但要适度，我觉得达到熟读即可，既能做到引章摘句（特指一些经典语句），又能锻炼文言语感，而不至于做过多无用功。现代文就值得商榷，如我一直不太认真要求学生背诵。有余力的情况下多背点也有好处，但坏处也大——无意识模仿或过度引用，反而限制了写作中想象力的发挥。这么说吧，传统文化精华我们都需要临摹和继承，古代那些经典你引用多了，无非落入“掉书袋”的嫌疑，但现当代的东西你引用或模仿过多，不仅显得缺少创意，还有可能变成抄袭。所以感悟即可，背了没用且累赘。（不知道编教材的人是怎么想的，功利地讲，连考试也用不上。）引用我《麻雀集》里说过的一段话——对于文学而言，最不好的词语是“好词佳句”，最误人子弟的句子是“积累好词佳句”。就像此刻，如果不同意我的看法，你说“放屁”就是最精准形象的好词佳句。（当然，那些特别“亮”的句子不用刻意“积累”它也能让你过目不忘。比如：雨是我身体外的泪水，流进我的眼里——彭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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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到对学龄前儿童智力的过度开发话题。据说陈寅恪能把《全唐诗》倒背如流，被蒋介石称之为“国宝”，那是术业有专攻的学术大师。如若要求三五岁的孩子就开始大量背诵古诗词，其结果可能很令人惊异佩服，但意义呢？就像还没开始长个儿就大量补钙一样浪费资源，还有可能使孩子丧失审美情趣，只剩下炫耀。又联想到《中华诗词大会》栏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过度解析和死记硬背不见得是很好的传承。其中当然不乏优秀的灵活掌握并运用者，但大多数属于囫囵吞枣型，为比赛而学，为记而记。以我为例，从小还是挺喜欢诗词的，就纯粹感觉到它的美在触动神经，但我永远记不住作者是谁，哪个年代，题目是啥，选自哪里，写作背景如何……上语文课时，可以随口来几句应景诗句，却老是说不出是那首诗里的。嘿嘿，经常得让学生来提醒我，尴尬但不觉得惭愧。

众所周知，答题有套路，包括语文，这是长期应试而总结下来的经验。从小学语文开始就是如此，如果你能准确掌握一些基本的答题技巧，万变不离其“踪”，即可以逸待劳。比如“三步品析法”——某词（句）使用了什么手法（修辞或角度等）怎样地表现出什么效果之类。这其实已经不叫“技巧”了，是套路，包括答题思维和阅卷参考。如此，何来真情实感的“品”，只剩食古不化的“析”了。但对教学本身的可操作性和考试标准化很有用，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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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困惑就是说明文。不知何时起，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多了不少说明文篇目，而且还是重点考查内容。据说，出发点是它在生活中的普遍适用性，比如读个什么产品说明书或写点什么广告推销文之类的作用。我去，这是怀疑初中毕业生读不懂一篇说明书，还是商品经济时代就要多培养一些商业从业人员？甚至是为了让写说明文的专业人员更不用顾及普通大众的理解能力，明明可以通俗易懂却故作高深？特别是说明文既缺乏文学性，又没有太大的实用领域，考试内容无非就那点说明方法。老话重提，难道不知道那些说明方法就写不出好的说明文了？难道优秀的说明文作者真是靠着自己掌握的说明方法写出来的？至少我不信！我没教过高中，但听学生讲，他们基本都是在写议论文，因为高考作文摆在那儿。我也参加过公务员考试，感觉纯粹就是智力测试加空谈主义训练。这不是一种在抽空楼阁底座的行为吗？我还没说“八股”或“误国”之类的词语呢。（很讽刺，本文也是一篇相当典型的议论文，连一点“叙”都没有“夹”进去，虽然我已经尽力让它看起来不像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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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个确实，但也有个度的问题。如果只是机械地重复而不与大脑密切配合的话，都是徒劳。而且大家都应该有经验，一个字写的次数多了，就越写越陌生化，一直重复一个句子的效果也一样。查了一下资料，这是所谓“语字饱和”现象，即长时间注视一个字或长时间重复朗读一个单词会导致个体对于该字的知觉变化，例如语义理解程度减弱或出现语义丧失的现象，以及字形的分解、变形的现象。从心理学角度讲，就是大脑在接受持续的相同刺激之后产生的神经疲倦。简单来说就是大脑的同一个地方一直不断地工作，在高强度运转之后，它崩溃了，开始短时间“罢工”现象。我们的大脑失去了对整体的判断，这是一个“看山不是山”的过程。正如“庖丁解牛”，我们平时所看到和记忆的是一个整体图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认很多字却不一定能写的原因），一旦观察或书写次数太多，就改变了对它的认知角度，偏向于一些细节：这不是一头牛，而是一些器官和骨骼的组成。故，我又反对语文教学中大量重复抄写的方法。（又一个讽刺，此处已落入说明文的表达方式上去了。但我发誓，在写这段文字时真没想过要是使用什么说明方法让它变好，虽然事后分析肯定有打比方、作诠释之类云云。）

不由得想到布置作文的密度问题。对学习语文的建议，大多数人张嘴就是那句貌似无可厚非的真理——多读多写。多读，我举双手赞成，但多写得看学生情况而定。在这里我只以我的感受为例：少而精最佳。记得少年时，每当老师布置作文，只要时间给得宽裕，我一定好好构思认真书写反复修改才交上去，效果很好，往往成为老师当众朗读的范文。但要是布置太密集，要么缺交要么应付，根本没心思好好去写。当然也分情况，如果学生能真正爱上写作，愿意主动去写，那就不用老师操心了，他写的数量也许比你老师布置的最大量还要多，虽然有时候会因为被命题而心里有排斥现象。就像现在正写作的我，没人逼自己，感觉很爽。最后切记：不要要求学生买优秀作文选去读，偶尔学习之可以，看多了会消化不良，误人子弟（我指的是被套路化后会削弱审美和创新的能力）。更不要让学生抄课文、抄课外美文或抄大量的复习资料，这是鲁迅所说的“谋财害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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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费解的是语文阅读题竟然爱考鸡汤文。大概缘于出题老师把正能量简单理解成不接地气的励志（劣质）鸡汤吧——那一个个力扛九鼎百折不挠峰回路转九死一生大起大落善有善报的不死小强。（这让我想起周星驰电影《喜剧之王》里的尹天仇，导演让他演示一系列极限情绪下的表情，到最后他说：没有了，一个正常人在遭遇这么多打击后就会进入精神官能的休克状态，不会再有反应了。）在一篇文章中读到过几句话：“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只相信符合自己价值观的真相。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能被装进脑袋里的，只有那些与原来的认知相容的信息碎片。装的越多就越自信，内容越同质就越偏执。”我也说过类似的一句话——鸡汤文和脑残偶像剧的毒性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强化那些相对低级的世俗认知，让原本对它有所怀疑的大脑放松了警惕，故谓之“毒鸡汤”。比它更毒且具有直接攻击性的，是“鸡血”文。

信息技术的应用，让教育手段愈发多姿多彩。多媒体教学，不可否认它的积极意义：高效、形象、生动、有趣又有密度……但就语文而言，少了点温度和广度。怎么说呢？就像看电影与读小说的差异，相信很多人都有体验。影像真的无法表现出文字的体温，我经常对学生举例说：为什么涉及古代美女题材的影视剧难拍，因为导演无论找来如何漂亮的女演员都无法满足所有观众心目中对美女的想象，然而文字可以做到。所以，我的语文课百分之九十都是传统型的口授和手书。（某种角度讲，也是自己偷懒的借口，因为使用多媒体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真的很麻烦，据说长期使用电子屏幕还伤害师生双方的视力和导致新鲜感消失后的审美疲劳。）我想，老师的口语是有温度和情感的，老师的板书无论好坏都是有灵性的，更别说现场书写所表现出的文字动态笔画和笔顺，对学生的直接感染作用——我的板书就是受小学老师的影响最大，基本功比较扎实。另外，当下的语文教育本来就缺乏书法熏陶，如果有心有力去为之，也是一件功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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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绝对是一个很难掌控的大词。关于教学研究活动的开展问题之种种，真的无法靠一两段小小的文字道尽。它的凌空蹈虚“携带了时间给内心烙印下的疼痛斑点”，而“于朴素中践行精神的深度和能见度”无益（引霍俊明言），只是不同阶段不同“无效研究”的反复叠加而已。先搁置不谈，以后有机会有心情时再细谈。另一个避不开的大词“会议”也如出一辙，它总和“重要”一词瓜田李下，又与“频繁”狼狈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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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无法回避的话题是分数。不得不承认，语文的考试分数比其它所有学科更难体现公平性，也更难拉开平均分的差距。主要原因就在于分值比例占大头的作文的评分问题。“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以何标准去评判？没有人敢直面这个千古难题。一篇文章的价值，有时候经过百年都不一定被发现或被认知，何况乎区区几分钟内和寥寥三两个人的见仁见智。然而，在一些重要考试中，往往一两分之差又能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当慎之又慎则个。有人说，应该回归过去那种以一篇文章来定乾坤的考试方式，因为一篇文足以看出一个人语文综合素养之层次高低；也有人说就不该考作文，单考基本的语文知识即可，甚至可以加进去口语测试，因为基础教育并非为培养写作高手，主要是为掌握一门基本的语言。公说公理，婆说婆理，我说虫理：基础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语文可以只考综合性基础知识，写作则可以另起炉灶，作为一项专门的能力训练进行测查，即先总结评估平时的写作表现，再加上一次终结性考试的临场发挥质量来进行综合评定，形成一个单独的分值比例应用于选拔。实难操作，说说而已，莫当真！

最后补充一个题外话。每年都会有几天要过度地炒作高考，什么誓师大会，什么交通管制，什么全民助考和噪音限制等等，过了，太过了。我们培养的是时代接班人，不是毫无自制力和自主性的时代巨婴，更不是温室里脆弱得毫无抵抗力的花朵。说白了，这不是战争，你也没有背负民族使命、家国前途和人类命运之类的崇高责任。个人行为而已，个体无数命运转折中的普通一次而已，最多关系到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希望，其性质与任何一个为生活而奋斗的劳动者没什么大的差异。龙德芳在《何必发誓》一文中说道：中国是一个痴迷于标语口号的国度……与发誓相连的是承诺，“一诺千金”说的就是承诺的分量，承诺不可随意和经常，所以“君子重诺、慎诺”，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常作承诺的人往往不靠谱……一窝蜂地去发誓，已然成为教育奇观……庄重的戏谑化，教育的形式化，消解的是诚实和诚恳……只有退潮之时，才知道谁在裸泳；集体的喧嚣和狂欢，往往就是个人的无助与孤单。如果你缺乏起码的警惕，就会在集体激昂的裹挟中进入“老子天下第一”的虚幻……因此，与其盲目鸡血，不如放平心态。（《云南教育》中学教师2019年4月第14期）他在《近人一些》一文中也提到：我们不得不承让一个事实，99%的人有99%的可能会平凡地度过一生。而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往往忽略了99%的部分，而是将精力集中在剩下1%极其渺茫的希望中……学校和老师把孩子当人，教育教学从言语到行为都不虚伪不作伪，诚实一点，善良一点，踏实一点，人味多一点，就不至于陷入目标高高在上、内容空洞无物、手段苍白无力的怪圈。（《云南教育》中学教师2019年11月第42期）

——写文我不爱引述，特别是看到一些风物类的散文，往往有大篇幅的资料抄录，还不加注明，让人感觉作者是在凑字数，或者往自己脸上贴金，或者恰相反是抹黑，比抄袭还讨厌（信息时代，不用劳烦作者不厌其烦地替读者抄书）。当然，即便加了引述备注，也因其行文零乱而影响阅读顺畅度或者说阻断了审美气息。上面的两段是我不得已而偶尔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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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呀，我的语文教学考试成绩一直都不太好，也许就基于以上种种因素——只是也许，请忽略我的固执、偏激、孤陋、泛泛而谈、行动滞后，不以大局为重，还经常困惑纠结，偶尔自私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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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太多。二十二年了，还是那么不长进，一言难尽啊。

文字：山虫

摄影：山虫、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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