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血泪史》 索隐派红学的扛鼎之作
作者：至真斋主
提起当年红学史上著名的“蔡胡之争”，当今的主流红学家们异口同声地认为胡适完胜蔡元培，从而确立了胡适红学的官方统治地位。红学家们都在刻意回避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同样痴迷《红楼梦》的伟人表态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凡是经历过那个特殊时代的人，都能掂量出伟人这句话的分量来，他似乎彻底否定了蔡元培的观点，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红楼梦》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没有看到伟人肯定哪一点。他说“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却并未说明胡适的哪些观点对，哪些不对，我推断他是赞成胡适的“曹家家事说”。他在关于日本人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了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年间衰落的。”
尽管伟人并未全面肯定胡适的红学观点，可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很容易被那些胡适的弟子们认为是全面肯定胡适的观点。由于伟人彻底否定蔡元培的红学观点，索隐派就在大陆偃旗息鼓了若干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索隐派在港台地区继续自由发展。其实索隐派与考证派的学术争论如果没有伟人后来的一锤定音，在大陆根本就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只是因为那时候支持考证派的人较多，就让一些人误以为考证派战胜了索隐派。当年蔡元培忙于政务和后来的抗日救亡运动，不能静下心来研究红学，“蔡胡之争”也就没能持续下去。但我们知道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蔡元培于1940年溘然长逝，“蔡胡之争”遂成绝响。
接过蔡元培索隐大旗的是台湾著名敦煌学者、国学大师潘重规。1951年他在台湾《反攻》杂志上发表《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一文，力挺蔡元培，批驳胡适之。他在文中说：“笔者玩味全书，觉得此书确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血泪结晶。蔡氏所谓‘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这个观察，是十分正确的。试看本书第一回叙述作书的缘起，何等掩抑沉痛。”潘重规认为，反复玩味作者自云和第一回开篇楔子文，十遍，百遍，千遍之后，自然感触到作者凄婉沉郁的心怀，和着民族兴亡的血泪，流露在字里行间，哪里是谈情说爱，风花雪月的滥调！此后，他又撰写了《再话红楼梦》《三话红楼梦》《闲话红楼梦》等文章。
潘重规通过破解《红楼梦》中的种种隐语，拨开作者开篇提示的“假语存”障幂，看到了这部谜书“真事隐”的玄机。作者自云经历的梦幻，暗喻“国破家亡”。《红楼梦》与《桃花扇》应是同时代作品。孔尚任的《桃花扇》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以南明弘光朝的兴亡为背景，尾声有这么三段唱词：“白骨青灰长艾萧，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兴亡梦，儿女浓情何处消。”“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渔樵同话旧繁华，短梦寥寥记不差。”孔尚任把弘光朝的兴亡比作一场梦幻。即便是洪昇写的《长生殿》，也把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说成是一场梦幻：“唱不尽兴亡梦幻，弹不尽悲伤感叹，大古里凄凉满眼对江山。我只待拨繁弦传幽怨，翻别调写愁烦，慢慢的把天宝当年遗事弹。”《红楼梦》作者说的经历了一场梦幻暗喻明清易代应该没有异议，这也跟全书其他地方暗写的明末清初时代背景相契合。《红楼梦》作者是一位经过明清易代亡国惨痛的明遗民，怀着满腔的民族仇恨，处在刀枪笔阵，禁网重重之下，无限的苦心，无穷热泪，靠着文字绝技，用隐语写成这部奇书，其用心和宋末元初的谢翱写《登西台恸哭记》时的心情，毫无二致。
我在读潘重规的《红楼血泪史》之前也注意到了南宋遗民谢翱《登西台恸哭记》的“假语存”“真事隐”的写法，在我撰写的《<红楼梦>就是一部谜书》一文中，论证了不采用索隐的方法就根本不知《登西台恸哭记》在写什么。还列举了明遗民黄宗羲撰写的《王征南墓志铭》，也采用了“假语存”“真事隐”的写作手法，称元末明初的“张三丰”为宋朝的“张三峰”，把朱元璋召见他，故意错写成“徽宗召之”。在皇权时代大兴文字狱，一些文人为了规避文网，不得不采用“隐语”“密码”来行文，这是文人墨客们人人皆知的常识。对“隐语”“密码”必须运用索隐的方法来破解，如果只是单纯用考证的方法则依然不知所云。《红楼梦》是一部用各种隐语写成的谜书，破解这些谜语密码当然必须要用索隐的方法。《红楼梦》作者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也是在提示我们，此书的表面“假语存”是“荒唐言”，背面的“真事隐”是“辛酸泪”。如果不破解“真事隐”，“字字看来皆是血”也就无从谈起。
潘重规说，作者经家国沧桑，偷生在暴力之下，屈服不甘，回天无力。悼念故国的覆亡，和殉国的先烈，在无可奈何当中，惟有用最巧妙的文辞，保存兴亡绝续之交的一段信史，与谢翱写《季汉月表》，郑所南写《铁函心史》的工作意志，亦毫无二致。《红楼梦》作者自云和吴梅村《绝命词》“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正是同样的语气。在万分无奈之余，只有保存这段信史，才足以上酬民族，中对烈士，下赎罪愆。因为毁灭历史，改造历史，正是刬绝民族观念最毒辣的手段。“但观其事迹原委，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在清代文网森严之下，这已经算大胆地透露消息了！
潘重规如何得出上述结论？答案只能是从《红楼梦》文本中得来。那个补天石幻化成的“通灵玉”影射国之重器、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玺”，“通灵玉”和“宝玉”都是影射“传国玺”。传国玺的得失，即是政权的得失。林黛玉代表明朝，薛宝钗代表清室，林薛争夺宝玉，即是明清争夺政权。林薛之存亡，即是明清的兴灭。
关于“通灵玉”和“宝玉”都影射“传国玺”，书中有大量证据。一、通灵玉和传国玺上面都有字。通灵玉正面的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八个字，是传国玺上的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转译。二、通灵玉和传国玺的形状相似。通灵玉“大如雀卵，灿若明霞，莹润如酥，五色花纹缠护。”根据《吴书》记载，传国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三、书中情节也在暗示通灵玉是“印”。贾宝玉把道士给的金麒麟丢了，史湘云捡到了责备他说：“明日倘或把印也丢了，难道也就罢了不成？”贾宝玉没做官，身上也没带着印章，史湘云说他丢印只能是指通灵玉。四、清虚观张道士是先皇御口亲呼的大幻仙人，当今皇帝手封的终了真人，王公藩镇尊重的活神仙，现掌道录司的印，这身份该不在龙虎山张天师之下，等到张道士请出了通灵宝玉给他的道友门徒瞻仰，道士们都把传道法器上献为敬贺之礼。可见通灵宝玉在这个身份不一般的张道士眼里多么尊贵。五、通灵玉正面镌刻的字就是“通灵宝玉”，这在甄士隐梦游太虚幻境，僧人给他看通灵玉时明确说明。在第八回薛宝钗看通灵玉时，又明确说上面镌刻着“通灵宝玉”四个字。通灵宝玉和贾宝玉都叫“宝玉”。六、书中多次提到贾宝玉有爱红吃胭脂的嗜好，这是暗示玉玺盖章是要有硃泥的。七、贾宝玉最亲密的侍婢是袭人，他俩还有云雨之事。“袭人”拆开是“龙衣人”，这是包玉玺盒子用的。八、贾宝玉嬖爱蒋玉菡，玉菡就是盛放玉玺的盒子，蒋玉菡住在紫檀堡，暗示这玉玺盒子是用紫檀木做的。袭人跟蒋玉菡结婚，暗示龙衣人包裹玉玺盒子。九、秦钟奄奄一息，魂归地府，宝玉去看他，鬼判们听说宝玉来了吓得魂飞魄散，说宝玉是运旺的人，赶紧放回秦钟。
我们吴氏红学的吴雪松和潇湘夜雨曾有文章《红楼梦里通灵宝玉的正反面暗示其影射意义》，全面论述了“通灵玉”影射“传国玺”。《韩非子·和氏》就称“和氏璧”为“宝玉”：“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泪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替之以石，贞士而命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和氏之璧’。”通灵玉背面的篆文是“一除邪祟，二疗冤疾，三知祸福”。在明代，关于印章的著书《集古印谱》、《印章考》等载秦代有小玺，其文为“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这和通灵玉的反面篆文何其相似！
关于通灵玉和贾宝玉影射传国玺，早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已经有不少人持这个观点。《石头记微言》作者孙渠甫说：“《石头记》一书，影书也……即言钗黛之争天下也。在书面言，上，宝玉谓宝玉之人，下，宝玉谓口中所衔之玉。在底中底言，则上下混同为一，即指石头，即指舆地，即言钗、黛所争之天下也！在书底言，上，宝玉为宝玉，是天子，下，宝玉即宝玉，传国之玺。”《栖霞阁野乘》作者孙静庵说：“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故明言为一块顽石矣！......《红楼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石头记索隐》作者蔡元培说：“宝玉者，传国玺之义也。”《红楼梦释真》作者邓狂言说：“石即宝玉。玉玺者，不祥之物也。”《红楼梦本事辩证》作者寿鹏飞说：“宝玉是指传国玺，因系国宝，所以叫做宝玉。蒋玉菡是指藏玺之函椟，所以名曰玉函，且住紫檀堡，明言玺函以紫檀为之。宝玉与蒋玉菡发生暧昧关系，是说与传国玺有特别恋爱者，惟此函椟耳。”《红楼梦真谛》作者梅景九说：“宝玉爱红，爱胭脂，皆朱之谓，言玉玺终恋朱明也。”通灵玉影射传国玺，可以说是索隐派的共识。
潘重规又从以下几个方面否定胡适坚持的“曹雪芹”作者说、自叙传说和“曹家家事说”：一、以曹雪芹的才力不够成此奇书。他引用护花主人王希廉评价此书说：“翰墨则诗词歌赋，制艺尺牍，爰书戏曲，以及对联匾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果，蓄养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人物则方正阴邪，贞淫顽善，节烈豪侠，刚强懦弱，及前代女将，外洋诗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黠奴豪侠，盗贼邪魔，醉汉无赖，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奢纵宣淫，操守贪廉，宫闱仪制，庆吊盛衰，判狱靖寇，以及讽经设壇，贸易钻营，事事皆全。甚至事终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药误，及自刎被杀，投河跳井，悬梁受逼，吞金服药，撞阶脱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诚如此说，以享年四十岁的一个旗人，他的学力和人生经验，断断不能及此。况且曹雪芹死后，友朋挽他的诗都不曾提及他创作《红楼梦》。二、曹雪芹的身世家庭与宝玉贾府并不相像。贾宝玉十几岁出家，而曹雪芹四十岁方死，生平第一桩大事就不符合。以言家事，曹雪芹不过是一个江宁织造之子，织造算不得什么官。而贾府先世是宁荣二公，子孙享有世袭高爵，曹家跟贾家比地位悬殊。贾府人物邸第排场一派帝王气象，仅仅宁府一个孙媳妇葬礼，四王八公或亲自到场或派来代表，出殡的排场虽帝王亦不过如此。一个织造府的少爷，不但不致有此夸大狂，甚至连这种想法也压根不会发生。如果我们了解作者的苦心，便知道他是要暗示读者，他所写的是帝王家世，不过不敢明言罢了。三、曹雪芹本身是旗人，而代汉人大骂异族，自拟宝玉，这是越发不合理的。四、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曹雪芹家自从曹玺、曹寅以来，积成一个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的环境。他家的藏书在当时要算一个大藏书家，他家刻的书至今推为精刻的善本。富贵的家庭并不难寻，但富贵的环境与文学美术的环境合在一家，在当日的汉人中是没有的，就在当日的八旗世家中，也很不容易寻找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书中肆口毒詈贾府扒灰养小叔子聚麀之乱的丑事，除焦大、柳湘莲所说之外，连贾蓉亦自白出来，几乎是荣宁一体，难弟难兄。不知道曹雪芹对他的列祖列宗有何深仇大恨。
潘重规对《红楼梦》作者圈定了一个范围。此书的作者必是明代的遗民，用大手笔蘸着民族血泪写成这部奇书，甚至是多少同志绵延年岁的集体创作，所以内容的丰富，技巧的精工，几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班人写作的动机，固由民族情绪的冲动，同时亦因文字之狱，日甚一日。清廷为了箝制思想，镇压反动，不知屠杀了多少文人志士。他们唯恐清廷日积月累的就把民族精神，革命种子彻底铲净了，他们不得不针对现实，由公开的反抗，变为暗中的活动，由大声的呼号，变为秘密的宣传，由上层的文学转到不受人注目的平话小说。
在清初明遗民的诗文中大量采用“隐藏的艺术”，抒发对明朝故国之思，谴责满清野蛮暴政。《红楼梦》作者很可能就是他们中的一个小群体，深谙彼此能默契理解的“隐语”。鉴于清廷箝制思想的严密酷毒，作者巧妙地运用“隐语”把“真事”隐藏在书中。为了实现“真事”广为流传的目的，必须选择一个大众爱好的题材，必须调动一切写作技巧，完成一部举世倾倒的杰作，这样才能脍炙人口，百读不厌，不胫而走，风靡一时。它要人爱好既深，玩味既久，诵读既熟时，像刘姥姥撞进怡红院，猛然碰到作者布置的机关，便自然认识到作者苦心的结构。真是“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它的酸苦是深深地隐藏在甘甜之中的。《红楼梦》读者未曾识得作者的微意时，《红楼梦》是读者心中伟大的小说之一，待到他们领会了作者的微意时，他们会觉得《红楼梦》是伟大作品中之最伟大者！《红楼梦》读者未曾识得作者的微意时，他们只看见作者鬼斧神工般的写作绝技；待到他们领会作者的微意时，他们面对作者的文学技巧将要瞠目结舌，找不出人世间的语言文字来赞美它了！我们遇到美妙的文学作品常说是“若有神助”“下笔有神”，《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受无始以来中华民族的灵魂之助。
《红楼梦》在高鹗、程伟元删改公开刊刻之前，都是以手抄本形式在民间秘密流传的，如果我们把经过删改的程高本跟手抄本对照阅读，就会发现手抄本有大量的碍语，这也从侧面表明高鹗是看懂了一部分《红楼梦》的，经他删改掉的文字不是影射谩骂满清，就是明显对明朝有怀念之情。程高刊刻《红楼梦》已经到了乾隆朝晚期，乾隆已经放宽了文禁，如果以乾隆朝中前期发生的几起文字狱：王锡侯字贯案、徐述夔诗案、王沅爱竹轩诗案等作参照，按照胡适考证的“曹雪芹”是真名，且是曹寅的孙子，手抄本《红楼梦》一旦被人告发，曹家被满门抄斩，株连九族，批书人、抄书人全部被治罪是板上钉钉的。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一书中说：“假使一部《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潘重规说，除了胡先生所说之外，我们还须熟读深思，涵泳全书描写的内容和结构。我们还须高瞻远瞩，洞观整个时代和文学传统的历史背景，庶几能体会到《红楼梦》作者的苦心，才不致抹杀这一段民族精神的真面目。《红楼梦》蕴藏着猜不尽的谜，我们所看到的恰如管中窥豹，时见一斑。至于书中人物都影射谁，可以容我们慢慢研究。
（潘重规）
《反攻》杂志编委臧启芳把刊有潘重规文章的杂志寄给了身在美国的胡适，胡适就潘重规的文章观点给臧启芳回信，像当年对待蔡元培一样，依然用他一贯的语式，对索隐派冷嘲热讽。此信后来刊登在《反攻》杂志第四十六期上。胡适在信中说：“我已读过这文章，但不能赞同潘君的论点。潘君的论点还是索隐式的看法，他的方法，还是我在三十年前猜笨谜的方法。明明是吃胭脂，潘君偏要解作玉玺印上朱泥；明明是袭人，偏要拆字作‘龙衣人’；明明是宝钗，偏要说是‘钗于文为又金’！这种方法全是穿凿附会，专寻一些琐碎枝节来凑活一个人心理的成见。凡不合于这个成见的，都撇开不问！试问袭人可拆作‘龙衣人’了，还有那许许多多的女孩儿的名字，又怎么解法？”胡适又否定通灵玉影射传国玺，理由是什么通灵玉尺寸太大不能衔在小儿口中。胡适接着说：“潘君此文完全不接受我三十年前指出的‘作者自叙’的历史看法。鲁迅曾指出‘谓《红楼梦》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确定此论点之法，全靠历史考证方法，必须先考得雪芹一家自曹玺、曹寅至曹颙、曹，祖孙四代四个人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必须考得康熙六次南巡，曹家当了‘四次接驾的差’；必须考定曹家从极繁华富贵的地位，败到树倒猢狲散的情况，——必须先做这种种传记的考证，然后可以确定这个‘作者自叙’的平凡而合情理的说法。”胡适又气急败坏地说：“我自愧费了多年考证工夫，原来还是白费了心血，原来还没有打倒这种牵强附会的猜谜的红学！潘君此文，只有他引用八十回本的第六十三回说芳官改男妆，改名字一长段，今本都删了，这是向来无人注意的，可算是潘君一个贡献。但他的解释正是恰得其反。此一大段明明是一个旗人作者颂扬满清帝室的威德，而潘君反说这是‘站在汉人立场，大骂异族’！成见蔽人如此，讨论有何结果？”最后，胡适无奈地说：“总而言之，我们用历史考证方法来考证旧小说，若不能说服‘索隐式的红学’，我们只能自己感到惭愧，决不被希望多写一封信可以使某人心服的。方法不同，训练不同，讨论是无益的。我在当年，就感觉蔡孑民先生的雅量，终不肯完全抛弃他的索隐式的红学。现在我也快满六十岁了，更知道人们的成见是不容易消除的。”
针对胡适在书信中的诘难，潘重规在《三话红楼梦——答胡适之先生》一文中予以回击，其观点的阐释与《民族血泪铸成的红楼梦》一文基本相同，在针对胡适关于通灵玉尺寸问题的驳难上，潘重规的观点正击中考证派的要害：“承胡先生特别指出‘方圆四寸’和‘大如雀卵’相提并论，是最可以表示‘穿凿附会’方法的自欺欺人。我当初写这几句话的时候，认为文学作品究竟和几何代数绘图学不完全相同，所以不愿多加说明，浪费笔墨。不料胡先生却以严格的科学眼光考证方法向我提出质问，我现在首先要请胡先生注意汉玺的‘方圆四寸’，乃是那时代的尺度，不是清代的尺度，亦不是民国时代的尺度。”然后他引用顾炎武《日知录》说明，汉朝一寸，相当于顾先生时代的六分半，方圆四寸相当于二寸六分。有意思的是，《红楼梦》作者好像预见到了几百年后会有人拿通灵玉的尺寸说事儿，于是特意在书中予以说明：“那顽石亦曾记下他这幻相并癞僧所镌的篆文，今亦按图画于后。但其真体最小，方能从胎中小儿口中衔下。今若按其体画，恐字迹过于微细，使观者大废眼光，亦非畅事。故今按其形式，无非略展放些规矩，使观者便于灯下醉中可阅。今注明此故，方无‘胎中之儿口有多大，怎得衔此狼犺蠢大之物’等语之谤。”
在通灵玉是否影射传国玺问题上，可以看出红学研究者对《红楼梦》文学艺术手法的认知能力，以及对《红楼梦》时代背景的把握，在此基础上更关系到对《红楼梦》主旨立意的参悟。通灵玉是否影射传国玺，也是各种家事说与“以家喻国”说的分水岭。那些持家事说的红学门派都在回避通灵玉的影射问题，在他们看来通灵玉只不过是个玩具，贾宝玉衔玉而生是作者在逗趣儿。
潘重规对胡适的诘难予以回击后，胡适便声气消沉，始终未对潘重规进行答复。是胡适认为不屑于再讨论下去，还是面对潘重规有理有据的论证无言以对？我们不得而知。当年“蔡胡之争”时，面对胡适轻浮的讥讽，我们看到了蔡元培的大家风度，他的“多歧为贵，不取苟同”的名言，至今为红学界津津乐道。而后来的“潘胡之争”，我却没有看到胡适的大师风范。
2006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潘重规的红学著作《红楼血泪史》。十几年来主流红学对这部著作基本上保持沉默态度，鲜见红学家专文评述。2016年10月29日上午在北京召开“红学发展的希望及未来”专题座谈会，首都师范大学詹颂副教授对索隐派和潘重规的红学观点发表看法：
提到索隐派，我们立即想到蔡胡之争，想到胡适先生对索隐派的“猜笨谜”“笨猜谜”之讥。这大约也是新红学大行于世之后学界对索隐派的普遍看法。但是在读了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著作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胡先生的这个评价。潘先生被学者们称为新索隐派，他的索隐指向作品本事与主旨等多方面。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明遗民，主旨是反清复明，他从《红楼梦》中找到了隐藏的明清易代史。潘先生是黄侃、王伯沆先生的高弟，一位在经学、小学、敦煌学等多个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为什么解读《红楼梦》也走了索隐的路子？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文本因素。《红楼梦》作者自称此书“实录其事”，但“将真事隐去”，这岂非明示读者去探寻隐藏的真事？而《红楼梦》丰厚的内涵也足以激发读者的索隐兴趣。自《红楼梦》问世之日起，索隐即如影随形，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潘先生认为胡适先生的“自叙传说”其实也是一种猜谜，并非毫无道理。第二，学术传统。本事索隐在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中源远流长，潘先生的索隐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的索隐建立在大量史料比对的基础上，并不是随意的比附。他还专门探讨了中国文学与文字中隐藏艺术的传统，为索隐找到了充分的理据。他是自觉的索隐派理论奠基者，虽然他对研究者将其归入索隐派并不接受。第三，家国巨变与个人遭际。大陆易帜，潘先生流寓台岛，此时解红，抉幽发微，寄托遥深。此外，索隐也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索隐往往比其他类型的《红楼梦》研究更容易受到读者的关注，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索隐派在以新红学为正统的红学史书写体系中基本上是一个干瘪的反面标签式的存在，这无助于人们了解这一重要派别产生的根源以及它的流变、特点与影响。如果研究者不囿于成见，对蔡元培、潘重规先生这样的一代大家做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这一派别做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红学史的书写将更为公允、厚重。
詹颂副教授是站在考证派立场上对索隐派和潘重规红学观点进行评价，难免有些言不由衷的遮掩，但基本客观公正。在目前的红学研究领域，新索隐派已经在民间蓬勃兴起，他们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正在全面揭开《红楼梦》真相。而主流红学考证派依然在曹家家史里挖掘，排斥索隐的方法，与新索隐派形同水火。这种抛开《红楼梦》丰富的文本内容，无视隐语写作手法的研究，只对作者明示敷演的“假语存”表面故事津津乐道，只会距离《红楼梦》真相越来越远。而红学的希望在民间，在高歌猛进的新索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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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王华东 编辑：潇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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