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论文
略论宋学影响下的民国史学主流论文
引言
由新史学发展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宋学特别是南宋浙东史学的影响下完成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而临生死存亡关头，新史学家群体竭尽心智，继承、发扬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运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通过历史研究，探索救亡之路，解决、回答、解释或论证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复兴所遇到的问题，凝聚人心，激发民族精神，为抗战救国、建国构建思想理论，提供智力与精神支撑，从而形成的一种新型史学。这一新型史学或又被称为“抗战史学”、“爱国主义史学”，然观察这一史学的渊源与前后演变的关系，称之为“新民族主义史学”较为确切。新民族主义史学由清末民初新史学演变而来，形成并发展于抗战时期，是在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史学家极度忧患、悲愤、困苦、耻辱，于是纷纷投身学术抗战，从全民抗战的实际出发，发掘民族传统文化，构筑民族精神长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鲜明的、突出的时代与民族特点的史学。
一、民初新史家重新发现浙东史学与宋学
清末，社会危机四伏，学人受新学尤其是进化论的影响，倡导新史学，借史学救世济民。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旧史学，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以史学叙述人类群体进化，求其公理公例，视史学为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称其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用新史学激发国民的爱国心，树立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精神。梁启超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都是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为基础的，即回顾、总结中国史学二千多年的发展，从而提出自己的“新史学”构想。1926年他在清华国学院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进一步明确提出“史学史”的作法。
清末民初新史学的建设是从中国史学史研究方而开始的，而且又是以此为基础的，这是中国史学在近代史上的又一次觉醒。受梁启超的影响，姚名达于1927年就曾计划撰写一部《中国史学史》。1928年何炳松也“很想立志去述一部‘中国史学史”’①。梁启超由史学史研究，重新发现了章学诚的学术价值;章学诚为清代浙东史学的代表，何炳松又由章学诚重新发现了南宋浙东史学的精神，并由浙东史学追溯北宋“宋学”。他说:“研究中国史学史，北宋以前的一段是比较简单而容易，南宋以来的一段却就茫无头绪了。因此他就先去研究南宋末年浙东诸家的学说，同时并亦研究程朱陆三家的学说。”
发现“南宋以后，我国的学术思想还是有三个系统:由佛家思想脱胎出来的陆九渊一派心学，由道家思想脱胎出来的朱熹一派道学，和承继儒家正宗思想而转入史学研究的程颐一派……程颐一派的学说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于是他得出看法:“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要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必须研究浙东学术史;要研究浙东学术史，必须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因此，何炳松于1932年9月著成《浙东学派溯源》一书。指出:“著者因为要追溯浙东学术的渊源，发现了一件程氏为浙东开山始祖的史实。
又因为要追溯浙东学说的渊源不能不旁究同时的朱氏，因此又发现了一件朱氏学说和浙东水火的史实，更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程朱学说根本不同的史实。从此再追溯上去，发现了一件南宋以来我国的学术思想实在是程朱陆三分鼎足的史实。于是再根据西洋史家所谓‘历史继续性’的原则略略去追溯北宋以前我国儒释道三家的源流，得到了一个我国自古以来各派学术思想流派的大概。”②浙东学派由经入史，何炳松由学术史而史学史，将中国史学史分为三个时期:自孔子作《春秋》至荀悦《汉纪》，是为第一期，编年与纪传由创造而达于成熟;荀悦至北宋末，为第二期，旧式通史之发挥时代;南宋为第三期，“吾国学术融会贯通之一大时期”，又是“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史学“独树一帜”。“故此一期实为吾国史学形成派别并大有进步之时代。”③以浙东史学为儒学正宗，借浙东史学研究构建民国新史学，此诚为何炳松治史根本。
二、宋学、浙东史学之擅变与复兴
宋学，又称义理之学，通经明大义，由经义、义理以通社会实践，经世致用，明体用之学。漆侠曾总结其学术特点:重实际、讲实用、务实效。③宋学缘生于唐宋鼎革。是时学风文风大变，欧阳修、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缓、孙复、石介)、李靓等，疑经辨伪，摒弃汉唐章句之学，为学通经知古明道，践行义理，修身施政作文，由此形成宋学。宋初学人重视经义、治事，较为典型者是胡缓。他“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修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时务。学中故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⑥宋神宗曾问胡缓高弟刘彝，曰:“胡缓与王安石孰优?”对曰:“臣师胡缓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臣师当宝元明道之间，尤病其失。遂以明体达用之学授诸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
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⑦此后，宋学虽经王安石、司马光、苏氏父子(苏询、苏轼、苏辙)、二程、张载等推演、发挥，形成不同学派，然湖学始终受到重视。南宋初，程学一度兴盛，浙东学人秉承程颐学说，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程颐曾师承胡缓，由胡缓经世致用之学发展为性理之学，为学在于求道，求道在于正心、养性、蓄德，中正而诚，成为圣人。欲达于此，不仅要通经，还要读史，读史观成败。《河南程氏遗书》卷24《伊川先生语十》曰:“先生始看史传，及半，则掩卷而深思之，度其后之成败，为之规画，然后复取观焉。”读史能体验历史，领悟成败之理，深深影响了浙东学人，迭经发挥，独成一派，即浙东学派，又称浙东学术，因重史学，也谓浙东史学。
三、宋学与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的构建
抗战时期，史学家借宋学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蒙文通由宋学研究，探讨学术、人心与社会变动的.关系，为抗战提供借鉴。他认为:人心趋静，则向心力强，社会安定;人心趋动，则离心力强，社会混乱。治乱在人心，人心动静受学术影响至深。“宋之时，亦举世而趋动，承五季之余风，邢、孙之流，袭唐人之疏，则裁其滥而约之以义理;庆历而后，更摧落汉唐之议，以极于横删六籍，怀疑摧陷之勇，迈于责育，视魏晋有过之。故曰宋亦群众心理趋于动之时也。然宋人不苟安于怀疑之域，进而有必于求是之心，于愚夫愚妇，不学不虑，启示人心固有之知能，以之扫抄摹昔贤语格套俗伪之论，于是至理明而天下是非有准，迷曲之论不得公行，黑白不相淆，俗正而政肃。”①学术兴，事理明，是非有准，黑白曲直不相混淆，荣辱廉耻分明，人心才能正;人心正，才能有良好的社会风习与清明政治。
学术的基础是哲学，目的是正人心，定是非。蒙文通说:“宋人之学，其始也为哲学，人人反求诸己，期于自证自得;其终也，抉人心同然之安，而天下归于一是之定……此宋之所以能有统一之治，外之足以御北狄，而僧乱不作。”②学术盛衰关系社会治乱，“五季之乱，烈于三国，廉耻扫地，奚比清谈，契丹之迫，过于刘、石，患迫则虑远而忧深，此宋之所以能挽一世于即倒者也。正其学术明而风教肃有以致之。及其覆亡，忠义相属，如火如茶，虽曰宋明以灭于异族之故，而仗节死义者独多，然永嘉之败，其为灭于异族则一，而节慨不稍见，岂非是非之久淆而学术太荒之故哉?宋之风以严肃，而六代习于怠荒，其盛其衰，此祸福之无不自己求之者。”蒙文通借古讽今，曰:“今之世，言议淆而政俗污，何其似魏晋、五季之甚，吾人亦希能比踪于两宋，而无为六代之续而幸也。宋之为宋，学术文章，正足见其立国精神之所在，故于宋史首应研学术，则知宋之所以存，次制度，则知宋之所以败，而事变云为纷纷者，皆其现象之粗迹，而别有为此现象策动之因存，亦正今日所当深思而引为明鉴者也。”③从抗战现实出发，总结宋学精神，用学术正人心，明是非，共同抗敌，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使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研究宋学，从学术史的角度探索人心世变与社会治乱，致用现实。同时，又以宋人著述为标准评判民国史家的学术成果，这也是构建新民族主义史学的一个方而。1935年2月陈寅烙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重刻本作《序》，说:“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工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④《元西域人华化考》成书于1923年10月，“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③，陈垣因撰此书，富有中华民族精神，故陈寅烙曰之“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 61940年7月陈寅烙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作《序》，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
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故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寅烙读是书竟，别有感焉。世人或谓宗教与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参互合论。然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哉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檄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于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于禅，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四、《通鉴胡注表微》所反映的新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与方法
陈垣一生熟读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抗战时期，平津沦陷，民族屈辱的经历，使他切身体会到胡三省的“亡国之痛”。故“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洲见之者乎!此程正叔(程颐)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因念胡身之(胡三省字身之)与文(天祥)、谢(叠山)、陆(秀夫)三公同年进士，宋亡隐居二十余年而后卒，顾《宋史》无传，其著述亦多不见传。所传仅《鉴注》及《释文辨误》，世以是为音训之学，不之注意，故言浙东学术者，多举深宁(王应麟)、东发(黄震)，而不及身之。自考据学兴，身之始以擅长地理称于世。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己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于是撰著《通鉴胡注表微》，“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余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己。”②
胡三省与文天祥、陆秀夫为同年进士，遭遇南宋亡国，同年好友赴义，为他内心留下深深巨痛重创。其注《通鉴》，每见亡国耻辱，隐伤发背，“呜呼痛哉!”“七七”事变，外族入侵，也深深刺痛了陈垣，共同的遭遇使他真正明白了《通鉴》胡注的学术精神。胡三省借注《通鉴》，抒发其对大宋忠爱之赤诚;陈垣借表发胡注微言大义，论证爱国主义道理，尤其是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能否坚守民族大义，是每一位史学家政治、思想、道德、人格、学风、方法的根本考验。并说明胡三省不仅是位音训学家、地理考据家，还是一位具有深刻爱国思想的历史学家，亦是南宋渐东学术的殿军。
陈垣在民族危亡之际，借胡注阐述国家与民族至上的道理，语重心长，即使铁杆汉奸阅读其书也会动摇其心。宋学，尤其是南宋渐东史学，重义理、气节、事功、实用，重视文献掌故与考证，所有这些，都经《通鉴胡注表微》得到完美演绎。浙东学术以制度为中心，援庵发挥《春秋》大义，辨是非，褒贬劝诫，用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道理阐释历史，传统与近代融贯，精心构建民国新民族主义史学和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与方法体系。其阐述个人、家、国同休戚的道理，仍具现代价值。
结语
梁启超等倡导新史学。新史学的发展有两条线: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以史学史研究为基础，建设新史学，由史学史研究发现了章学诚，由章学诚发现了浙东史学，又由浙东史学发现了宋学;另一条线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烙为代表，由历史考证建设新史学，借考据通义理，特别是“史学二陈”，在民族危亡时刻，转向宋学，总结、践行宋学与浙东史学的精神与方法。这样，新史学两大主流派别于抗战时期在学术方向上趋于同一，在宋学、浙东史学的影响下，以“经世致用”和“事功”精神相号召，共同构建了新民族主义史学。
到了抗战后期，胜利曙光初现，抗战建国又成为史学家思考与探讨的问题，新民族主义史学家由于对光明、民主的新中国的向往，自然而然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融合。抗战胜利之后，新民族主义史学家在新的历史使命感召之下，逐渐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由新史学到新民族主义史学，又由新民族主义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是民国史学主流变化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