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获面孔荣誉奖 娄烨坚持创作电影 都是为艺术而生的人！

2019年7月29日，FIRST青年影展颁奖典礼上，谢飞和田壮壮登台，颁发一个压轴大奖：年度面孔荣誉奖。田壮壮介绍谢飞：这是我学电影的恩师，谢飞老师。谢飞介绍田壮壮：这是我最喜欢的学生，现在既是导演又是演员，田壮壮。

互相介绍完毕，他们专注于介绍接下来这个人。田壮壮说，这是最后的一个奖项，我觉得这个奖挺重的。应该发给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这个人是具有FIRST精神的，是目光敏锐的，是一个不妥协的，坚持自由创作精神的人。此人，娄烨。娄烨上台后，问候过谢飞，随之与田壮壮热烈拥抱的一幕，令当天网络上的影迷久久不能平静。

接过奖杯，娄烨说，两位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我在不同的时候，得到他们非常大的支持。娄烨永远记得，1993年《蓝风筝》（田壮壮导演）被禁以后，他与田壮壮的几次见面。或多或少，这让他在2006年遭遇相似的命运时，既有些措手不及，也似乎早有预习。

谢飞在介绍田壮壮的时候，想必会回忆起，1990年，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结束放映自己执导的《本命年》后，这位学生拉住自己的手说，真棒！谢老师完全把我震住了。彼时，田壮壮还没从《盗马贼》（1986年）委曲过审的打击中走出来，拍了几部自认为“特别烂”的片子，意气消沉。

田壮壮和娄烨，也是谢飞于2012年，写给国家电影局关于“以分级制代替审查”的公开信中，着重提及的名字。7年过去，谢飞、田壮壮华发丛生，依旧壮心不已。娄烨一部接一部，用电影持续解决自己的“说话”问题。而谢飞那封公开信里的吁请，由于技术原因，至今无人应答。

谢飞出生于1942年，比共和国长了7岁。谢飞的父亲是中共“延安五老”之一、法学家谢觉哉，建国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谢飞不懂法学，但是多年以后，这位法学家之子，面对诡谲莫辨的电影审查制度，用一句“法无禁止即可为”，捅出第一刀。

谢飞说自己并不了解父亲，直到72岁才开始“尽孝”：整理出版父亲的家书。家书里，父亲常与董必武等友人诗词唱酬，谢飞疏于此道，对无法领略那个更丰富的世界感到遗憾。

但是这位法学家父亲文采风流的衣钵，于“三男一女，飞飞列列，定定飘飘”一众儿女中，独谢飞接了过去。在北京四中念书那会儿，谢飞热衷剧本写作和戏剧表演，曾在话剧《蔡文姬》中反串女角。后来受痴迷电影说明书收藏的姐姐的影响，与电影对上了眼。高中毕业，留学莫斯科电影学院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愿望，因中苏关系恶化，未遂。退而求其次，谢飞于1960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学制5年。

在大学，谢飞一边接受系统的苏联模式的导演教育，一边在上上下下的政治运动中抛掷了一年半载的时光。即便如此，谢飞说，文革前的6届学生成材率特别高，将近 90% 的毕业生在“文革”后都当了导演，“区别就是艺术生命的长短和作品的多少 ”。

1965年，谢飞北电毕业，直到当年年底才上班：随演出队到三线铁路慰问演出。三个月后，文革到来。下放白洋淀，转“五七艺校”，后又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了一年半样板戏。一身本事，无计可消除，谢飞再次回到北京电影学院，执起教鞭。这一憋，就是10年。不能拍电影，但还可以琢磨电影。1976年，政治气氛松动，谢飞活了当导演的心思。

当时能拍的题材，分两类。一类是“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类是从革命战争题材里找故事。随后，时任上海电影厂文学部编辑的郑洞天，向他推荐了叶辛的小说《高高的苗岭》，两人一拍即合，决意联合执导。在广西柳州少数民族山区拍摄时，当地驻军派了一个排的战士全程协助。

1978年，影片上映，名叫《火娃》。趁热打铁，两人于1979年再度推出遵循“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的《向导》。文革后头两年，一年一部，谢飞出了口长气，也暴露了短板：实操经验缺乏。《火娃》拍完，剪出来的样片，尚不足80分钟。北影艺委会的老导演谢铁骊看了，留下一句点评：看来用胶片写剧本是不行的。

谢飞自此不敢疏忽案头准备工作，后来一有机会，就提起这句话，以作警策。论起来，谢飞一共执导了9部电影作品。但是他自己认可的，只有六部。被剔除在外的，便有《火娃》和《向导》。他认为，这两部电影是阶级斗争和英雄人物论的产物，其内容与形式与他个人的艺术理想并无太大联系。谢飞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是1983年的《我们的田野》。影片讲的是五个北京中学生，在北大荒开垦荒地的故事。

1980年读到剧本草稿时，谢飞难掩激动，他要通过这部作品，为一代青年立传，替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同代人说出心里话。

这个故事激发了导演谢飞的创作激情，但他不得不先压住这份激情，拿出人民教师的冷静——先带领学生，将之拍成联合实习作品。1982年，谢飞和一帮正在北大荒农场拍摄实习作业的78届学生，起了争执。争执的起因是，身为辅导老师的谢飞，不自觉由辅导而为主导，引发了学生们的不满。

拍短片，数人为一组，有导演，有摄影。导演、摄影皆不止一人，于是一部戏数等分，人人有份。自己的那份，可实行民主专制。其中有一场戏的内容，是垦荒队员站在两座新坟前，缅怀战友。谢飞运筹帷幄，他的拍摄方案是，一个摇镜拍群众，一个近景拍男主角。两个镜头，足矣。这时，摄影组一个叫顾长卫的学生急了眼，因为他的方案被否决了。顾长卫抱住摄影机不撒手，说，这段戏是分给我拍的，我就提这个方案。不让我照这个方案拍，大家都甭拍。

北电教授倪震说，谢飞不避越俎代庖之嫌亲自上阵，实因其创作力遭“文革”浩劫压制太久所造成。师生如此用心用力，明面上，是要拍出一部优秀的实习作品。暗地里，也是在和一个人“较劲”。此人名曰，田壮壮。田壮壮的联合实习作品《小院》摄制组，导演组有田壮壮、谢小晶、张建亚和崔小芹；摄影组有张艺谋、候咏、吕乐和张会军。

这个组合，在干将如云的北电78届，独孤求败。以致有人早早放弃，“田壮壮的班子还用说？谁能跟他比？”担纲本片摄影的张艺谋，白天看田壮壮他们导戏手痒，晚上就默一遍戏解馋，“要是让我来导，应该怎么拍。”做完导演梦，他把自己拉回现实：不过这都是将来的事了。

田壮壮生于1952年，父母都是著名演员，典型的电影世家子弟。父亲田方是首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母亲于蓝是受过周总理当面表扬的“永远的江姐”（《烈火中永生》里的女主角），60岁办儿童电影制片厂，直到80岁才退休。

田壮壮考进北京电影学院前，先是在农村插了一年队，接着在部队当了五年兵。头三年当的炮兵，业务能力，连队排头。后二年，拿起了相机，给领导拍照。迷上电影，是后来在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那三年。带他的摄影师傅人特好，放手让他拍。田壮壮说，守着摄影机就像守着一个恋人一样，特别愉快。

1978年，田壮壮报考北电。本想考摄影系，年龄超了，不成。另一层缘故是，他看了张艺谋的摄影作品，觉得自己拍的照片，根本不行。转考导演系，如入无人之境，影片分析一场，30分钟交卷。监考老师不解，田壮壮心里不免自得：分析的影片，正是父亲田方主演的《英雄儿女》。出了考场，他在小卖部抽着烟嚼着冰棍，等一个发小——陈凯歌。

后来走出考场的陈凯歌，一扫此前报考北大中文系失利的颓唐之气，感到这回可能考上了。陈凯歌形体、表演都不行，以文字博得北电老师赏识。这个7岁起，即在母亲严格管教下日日习字诵诗不绝的年轻人，是78届导演系公认最具文学才华的一位。

而在学生时代，担得起“欲与前人争短长”重任的，唯有田壮壮。在接受电影教育前的八年时间，田壮壮已经完成了一个没有成人、没有家庭、没有学校的社会教育。

他认为在中国当导演，须具备两方面素质。一个是，要有强大的毅力，另一个是要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说，我开始做导演时，在这两方面已经有十年基础了。这个是学不来的，是社会赋予你的。1980年，念到大二的田壮壮，领头拍起根据史铁生小说改编的短片《我们的角落》。

他在朱辛庄（北电旧址）一间农学院宿舍内，熬着酷暑，蚊蚋环伺，改了八稿剧本，才得到老师点头。历经三个月拍摄制作完成，被认为是北电导演系两年学习的检阅之作。在学校一放，田壮壮的名声从此打响。

有论者说，这要比后来广为人知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更能标志中国新电影的开端。田壮壮对此看得很淡。他说，开端与否并不重要，但是能够标志出当时对传统电影的一种革命或反叛，起到这个作用，就够了。

1981年，《小院》后期阶段，在母亲于蓝的支持下，田壮壮拿着儿影长给的500块钱，和张建亚、谢小晶，远赴云南，忙于为联合拍摄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毕业作品《红象》取景。张建亚说，田壮壮是点火的点火，灭火的灭火，因为大家都服他。张艺谋依然是本片的摄影。日后功成名就，被问起当时的感受，他说，我们剧组那时候是壮壮说了算，都是跟着他们干的，没什么特别的感受。

大学4年，张艺谋作为破格录取的旁听生（准予上两年，然后分配工作），凭借惊人的勤奋，有惊无险拿到通读四年的通行证；陈凯歌则忙于到各个电影制片厂实习。距离他们成为大导演的日子，已经在倒数，但还没有到来。

而在这4年里，田壮壮已经交出3部导演作品。这个记录，迄今无人打破。谢飞对这位学生不吝夸奖：最能干的还属田壮壮。北电教授倪震说，从学生时代看第五代电影的前史，田壮壮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轴心人物。他不但导演了《我们的角落》《小院》《红象》，形成一个电影系列，而且还把张艺谋、候咏、吕乐团结在自己的身边，显示了重用良才、深谋远虑的韬略。

在第五代紧张攻读的时候，困顿十年、终于迎来创作力解放的第四代导演，已经不再年轻。他们迫切感到时不我待，并且对于振兴中国电影，责任重大。

他们甚至在“北海读书会”写下宣言：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有人说，这代人太沉重了。但第四代代表导演吴贻弓袒露过心声：“文化大革命”剥夺了我们最富创造力的年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甩掉了“倒霉”的帽子，有了透气感，必然要以巨大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创造。

这份热忱，体现在电影创作的方方面面。吴贻弓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导演阐述，是拿出写论文的气力写的。另一位第四代大导演张暖忻，实践和理论两手抓，一手拍出《沙鸥》《青春祭》，一手和著名电影理论家李陀合写一篇《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开篇一个自问自答，向当时的电影界开出第一炮：问：为什么要强调对电影语言的研究？回答很简单：因为我们目前有很多影片的电影语言太陈旧了。

由此掀起电影界大讨论，影响至今。而自1983年《我们的田野》之后，导演谢飞也开启了自己的电影语言探索之路。1986年，谢飞着手拍摄改编自沈从文小说的《湘女萧萧》。他想要刻画一出在“童养媳”畸形婚姻制度下，情欲遭遇扼杀的悲剧。

拍摄过程中，他遭遇一个关于“尺度”的问题：寡妇偷情被捉住，按湘西风俗，要裸体沉潭——影片到底要不要表现“裸体”？为此，他找到小说作者沈从文。沈从文当时已经八十多岁，由于中风，话说不太清，勉强能说一点。老先生说这是他在湘西各处看到听到的，所以就如此写道。

谢飞听了，心里惭愧，“1929年，年轻的沈从文就写出了真实，50年过去了，我都还不敢拍，那也太没志气了”。自此放开手脚。1986年到1987年，谢飞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做访问学者，顺手把《湘女萧萧》报给了当年的戛纳。戛纳主席感到惊讶：怎么你们自己把电影送来了？

不同于谢飞的积极主动，田壮壮似乎对这种报名参赛，有点看不懂。1984年，田壮壮拍出一部被王朔形容为“犹如大耳贴子似的贴在中国观众的脸上”的《猎场扎撒》，辗转被当时在北京筹备《末代皇帝》的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看到。

贝托鲁奇看完，对他说，你把这个寄到威尼斯吧。田壮壮说，我寄威尼斯干嘛呢？贝托鲁奇不得不亮出真实身份：我是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田壮壮最终没寄。理由是：我觉得很贵，我没什么钱。到了1989年，贝托鲁奇再次见到田壮壮，依然对此耿耿于怀，止不住埋怨。

至此，以谢飞和田壮壮为代表的第四代、第五代导演，来到一个同台表演、竞放异彩的时期。1993年，谢飞的《香魂女》（还有李安的《喜宴》），荣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1993年，田壮壮的《蓝风筝》，荣获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

1993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荣获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紧接着，张艺谋的《活着》，荣获第4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大奖。1993年前后的中国影坛，大事发生，惊天动地。而在1993年的6月，一个28岁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由于固定节目——每周四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看电影越发无聊，朋友来的越来越少，想了一个法子把大家再次聚到一起：住进华东师范大学的招待所，开始准备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周末情人》。这个年轻人，叫娄烨。

娄烨出生于1965年，父母是上海戏剧学院同学。毕业后，母亲到上戏当表演老师，父亲到上海青年话剧团当演员。他们家就住在上戏隔壁。娄烨小时候特淘，学什么都不安分，后来发现只有画画才安静，于是画龄从幼儿园便开始算起。

到了小学，母亲把他丢给上戏美术系老师，他就和美术系学生坐到一块上课，人家学什么，他跟着学什么。画模特除外。这样一直学到高中。娄烨画画好，但成绩一直不好。1983年高中毕业，他考进上海美术学校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后来就在美术制片厂一边戴着耳机听着打口磁带，一边当一个流水线工人似的动画原画师。只干活，不理人。

在美术制片厂那两年，他参与了《金猴降妖》和《天书奇谭》的绘画工作。工作之余，他没忘当一个画家的伟大愿望，报名了文化馆油画进修班。两年之后，他做好了充分准备，报考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为了以防万一，他又添了个毫无准备、“多考一个无所谓”的北京电影学院。央美初试被刷，命中注定要当导演。在北电，虽然进的是导演系，但第一年他看了大量和导演无关的东西。

比如研究化学热力学领域的《耗散结构论》；玩了命的要去弄明白科学哲学是怎么回事；或者再把以前没看懂的《精神分析引论》拿过来重看一遍。北电老师崔卫平对娄烨十分欣赏，认为他是班里最有才气的一位。到了本专业相关，娄烨整个大学期间的作品，都在磨练自己的电影技术。

他的第一个作业叫《控制》，但他拍起来有点失控：作业要求10分钟，他拍了20分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过剪辑构成超市采买结账的过程，类似纪录片；第二部分是，一个女人拼命想把一颗鸡蛋立在椅子上，最后，快成了，蛋碎了。老师看了作业，纳了闷：你得说点什么事吧？娄烨回：我还说不了，现在还没有解决我的语言问题。师生为此吵了一架。

后来他还拍了一个洗摩托修摩托过程的作业，找来同学王小帅当车行老板，让他和车主一起擦车。到了毕业作品《耳机》，他把纪实美学推向了一个极端：拍摄一个女孩子人流的全过程。琢磨完了电影技术，他开始琢磨解决电影语言问题。为此，他的毕业论文选择去啃一个“不喜欢、特别沉闷”的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

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不好懂。但娄烨的关注点，不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他说话的方式。通过对安东尼奥尼作品的细腻分析，他弄懂了如何用电影语言来构成一个重要段落。后来有一天，他再看安东尼奥尼的《女朋友》，对话有了可能：他突然能体会到里头说的事情，感到对于影片的内容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

知道了电影技术是怎么回事，掌握了作为导演的说话方式，娄烨开始追求自己的电影表达：筹拍第一部电影《周末情人》。《周末情人》拍了四十多天。娄烨说，这部影片描述了在中国大城市中，一拨六十年代生人的爱情和生活状态。“当你真正进入进入他们的生活，你就会很快发现，他们是在模仿中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的模仿实际上是真正独创的。”

拍完，娄烨感到获得了解放，他觉得可以不用管技术问题了，也找到了非常顺手的电影语言。但是很快，他意识到了想要表达过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电影创作之外，他也第一次遭遇“非常不顺利”的审查问题。消沉和痛苦了一段时间后，1995年，他又通过一部自认为“特别极端”的《危情少女》，来梳理《周末》遗留下来的技术障碍，并试探自己电影语言的边界。《周末情人》和《危情少女》打通了娄烨的任督二脉，到了2000年的《苏州河》，他终于抵达了自由。

拍《苏州河》，娄烨找来拍毕业作品时认识、“希望他成为我所有影片的男主角”，贾宏声。女主角找的是周迅。二人因戏生情。贾宏声说，我们每次在一块的时候都很快乐，现在想起来，她是我记忆中一丝闪亮的光彩。2010年，贾宏声坠楼身亡。娄烨为他写了一篇回忆文章。里头说，《苏州河》完成之后，他有一次对周迅说，我们都应该感谢贾宏声，感谢爱情。周迅一下子哭了。

《苏州河》后来被视作娄烨电影风格的发端之作，并且在全世界受到欢迎。香港发行的 DVD 封面上，把他和基耶斯洛夫斯基、希区柯克和王家卫列在一个档次。娄烨没有受宠若惊，说了句，幸亏这些导演还不错。

不过，本片在国内的境况，有些不受“欢迎”：未通过电影审查即送到日本、荷兰有关电影节参展，禁止在国内公映，禁令至今未获解除。导演娄烨被禁拍五年，不过一年半后即被解禁。在《苏州河》被禁不久之前，另一位第六代导演贾樟柯，拍出了被娄烨称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重复的”处女作《小武》，该片同样被禁。内中原因，直到2007年，贾樟柯才撰文隐约吐露：

1999年1月13号，他被叫去电影局谈话。恰逢领导办公室一时无人，睃见桌上有一台湾杂志关于《小武》的影评复印件。取来一看，正文旁有人手书几行小报告：请局领导关注此事，不能让这样的电影，影响我国正常的对外文化交流。

署名者，为一第五代代表导演的文学策划。阅毕，贾樟柯浩叹迷茫：都是同行，相煎何太急，做人要厚道，为何要说同行的坏话！

内外交困的第六代，举步蹒跚。而6年之后，因《颐和园》遭受致命一击的娄烨，对这个群体来说，无疑更是一次强震。2006年5月，《颐和园》在当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放映结束后，观众的掌声尚未散去，娄烨一行，便提前知晓了该片的命运。

娄烨当时已经没有心思去想得不得奖，他想的是，这很可能是自己最后一部电影了。他又想了想未来的打算，觉得大概要回去继续做动画片了。2006年9月1日，娄烨和制片人耐安到电影局，听取领导的处罚决定：五年内不得从事相关电影业务。

宣读完毕，娄烨问，那吃什么呀？领导回：娄烨，我知道你不可能没饭吃。这次被禁，没了缓。北电教授张献民后来去探了下内情。一个审查委员会的老同志说，自己那天没去，没投反对票。另一个说，这画面和声音怎么做得那么粗糙。娄烨有些无奈：只要电影局说哪些地方要删，我可以考虑删。但什么意见都没有，干脆说看不清。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娄烨几乎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电话基本打不通，每天靠跑步和游泳打发时间。

冷静下来，娄烨对制片人耐安说，这5年我试试看，争取不拍吧。结果显然是没试成功。他改了主意：总不能禁止我劳动。他很快到南京取景，偷偷摸摸，以一种地下状态，拍摄一部同志电影《春风沉醉的夜晚》。不需要明说，包括演员在内的剧组所有工作人员，没人主动触及“禁令”这一话题。

影片中，秦昊和陈思诚饰演一对男同性恋，性爱表现之大胆直白，不输《颐和园》。拍戏过程中，激情戏码，令秦昊感到难为情。娄烨一声号令：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大家都脱光了。秦昊更难为情了，只好迎难而上。紧接着，娄烨又接拍了一部法语片《花》，中国女人花和法国男人马修的爱情，从马修对花的恐怖分子般的强暴中开出花来。

后来，《春风》的男主角秦昊和《花》的男主角塔哈·拉希姆在巴黎喝酒，拉希姆边喝边诉苦。秦昊安慰道，你应该很满足，你起码跟一个女的演。

被要求解释为什么他的电影里，性爱和暴力都如此过火。娄烨不解：我真的觉得，我对性和暴力的表达，在极其正常的范围内。他想表现的，是爱情本身。比如《花》，他觉得他们没什么特别，“花和马修的性与爱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最重要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而我们也是如此。”

更想表现的，是生活本质。比如《春风》，他说如果你理解不了同志关系，那你就理解不了今天的现实、社会是怎么回事儿。“你都理解不了两个男的相爱，那你就有很多事情会理解不了”。他反问道，那你怎么能理解“姓资姓社”的问题呢？怎么能理解“白猫黑猫”的问题呢？你要是现在还不敢坦诚面对这些问题，那你怎么来生活？

关于《春风》和《花》，尽管娄烨一再声称他拍的只是两个男的、一对普通异国男女的爱情故事，但由于影片充斥着大量的性爱和暴力场面，依然被媒体解读为对电影审查的某种反抗。娄烨不认为自己是在反抗。他觉得对话比反抗更有用。

外人看来，他是在一再试探规则的“底线”，他却说自己的每部片子，都是在尝试适应规则：要说，也要做。“你接受就接受，就不要再发牢骚了，你就面对这现实，这也是一种工作，这种工作也是很有效果的。你接受了，又不服，这没有任何帮助。”

无论如何，从被禁拍令封印的《颐和园》，再到被禁期间执导的《春风沉醉的夜晚》和《花》，娄烨“反抗电影审查斗士”的形象，已然树立。但这个形象，不是娄烨想要的。

2009年，《春风沉醉的夜晚》获当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大奖，娄烨和编剧梅峰在享受现场观众的欢呼时，耳朵不由得比以往要更加灵敏。所幸，这一次没有传来什么不好的动静。一方面，是几乎没有媒体报道。另一方面是，官方没有反馈。娄烨放下悬着的心：他们没有继续指责我，或者说他们保持沉默，就是一个进步。

他又补充说，这个进步有点小——在这几年里，他一次次被问及关于审查的问题。他说，希望我是最后一个被禁的中国导演，其他人不必受这种苦。《春风》得了大奖，他无从得意，“我的电影也不能够在各地上映，不知道它怎么能够被中国观众看到。”

2010年7月，王小帅的《日照重庆》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试映，他叫来贾樟柯和娄烨。结束放映，三人上台，贾樟柯花了15分钟念了自己刚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

文章里说：“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一个国家的电影应该有文化的成分，我会告诉大家，在这十几年里，最具文化努力的电影大都来自“第六代”导演，而且很难想象如果失去这些导演的作品，我们气若游丝的电影文化还有怎样的传接，我们还能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来告诉世界：中国电影文化还活着。”

读毕，三人抱在了一起。2011年9月1日，对娄烨是特别的一年。这一天，《花》成为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开幕影片。

同一天，五年前的那纸禁拍令，也将到期。娄烨一直在数着这个日子。他不记得那天干了什么，但肯定是喝了一杯。2012年，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北京开迎新年会，受会长李少红邀请，娄烨第一次参加导演协会的活动。他有点激动，说，组织终于找到我了。我终于有一个归属感了，感觉自己是中国导演的一员。好景不长。娄烨解禁后首部院线电影《浮城谜事》的“二次审查”事件，再度将娄烨和电影审查的关系推到一个紧张的状态。

所谓二次审查，用娄烨自己的话说，就是剧本计划、剧本审查用了5个多月，但影片审查只有23天，正好在戛纳首映之前通过。然后在中国上映之前，突然取消戛纳首映的龙标许可，要求重新进行审查程序，并且提出很多新的强制修改的意见。而这时，距上映日期只有41天，影片的拷贝已经基本完成。这也就意味着，哪怕是最轻微的修改，也要重走一遍流程。损失不说，能否准时上映，也变得难说。

娄烨用一种看起来有些“激进”的方式，争取和当局的透明化对话：在微博全程直播二次审查进度，“包括每日双方的动作、电影局的说法和态度变化。”经过18天艰难交涉，双方达成的折衷方案，看上去可有可无：把乔永照（秦昊 饰）打击拾荒者的最后三下进行了3秒23格的淡出技术处理——电影局要求保留“砸两下”，娄烨表示“无法接受”。

最终，《浮城谜事》如期上映，但娄烨选择放弃导演署名。他认为这是一个与人无害但必须的姿态：“实际上，修改已经不涉及到内容，而是修改本身，为什么要做那么没有意义的修改？和分级和暴力程度没有任何关系，说到底是面子问题。”娄烨遭遇的一切，老导演谢飞都看在眼里。

在整个第六代导演中，谢飞总批评王小帅，最欣赏的是娄烨。他认为娄烨一直在前进改变，他的电影都保持着独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浮城谜事》上映两个月后，2012年12月15日，谢飞在微博发布《呼吁以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的公开信》，随后中国导演协会和第六代导演张元、王小帅等一众演艺界知名人士纷纷转发。

公开信里，谢飞远溯过往，“1994年3月12日，广电部下文《关于不得支持、协助张元等人拍摄影视片及后期加工的通知》，处罚张元、田壮壮、王小帅、吴文光等7位电影导演七年内不许拍摄影片。”他感到痛心：由于这一决定，田壮壮导演七年没有导演新作品。谢飞没有详加考查——事实上，田壮壮的责罚最重，被禁拍10年。

说起来，在1993年的《蓝风筝》被禁之前，田壮壮从学生时代的作业《我们的角落》起，便一直审查不顺。1981年底，田壮壮踌躇满志，将《我们的角落》送交中央电视台审查。审查结果下来，他傻了眼：调子太低沉，情绪太灰色。不予通过。

田壮壮想不明白：究竟是光明还是灰暗，为什么不能播出来让观众来鉴别呢？自此，影片“不好懂”和审查“不好过”，便与田壮壮难解难分。1984年，田壮壮毕业后的第一部作品《九月》，在北影举行看片会。结束放映，全场近百人，还像观影时一样有礼貌：都很安静。

老导演凌子风终于开了口：壮壮，等你下一部片子我再表态吧，这部我实在看不懂。还是这一年，田壮壮又拿出一部《猎场扎撒》，文化部领导忍不住表态了：你拍这电影给谁看，谁又能看得懂？田壮壮没有理会，1986年，他不声不响拍出影像风格更为极端的《盗马贼》。曾经寥寥无几的知音，也皱起了眉头。

著名电影评论家李陀看后谦虚地问，壮壮，你能告诉我这片子是说的什么吗？田壮壮道，你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王朔倒是看的心服口服，他说，（张艺谋、陈凯歌）谁也没真坚持过什么。倒是田壮壮比较牛，他拍的电影《猎场扎撒》《盗马贼》，多难看的电影啊，但他说，我就喜欢，我就拍这个，你不让我拍，别的我还不拍了呢。

也有国际大导演看成了粉丝。荷兰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彼时任文化部的艺术顾问，是田壮壮的忘年交。他看了《猎场》以后特别高兴。然后惊讶地听说，审查没通过。他便致电文化部领导夏衍，说，我看到了一个好电影，我从未在电影里见过如此美丽的地方，也从未见过如此真切的人。

另一位领导问，你能说说《黄土地》吗？伊文思回：那也是一个值得说的电影，但是我现在不想说，现在我只想说这部电影。作家阿城的父亲、著名电影理论家钟惦棐感慨道，这两部电影（《猎场》和《盗马贼》），影评也没有，评论也没有，是影评界的耻辱。直到1993年的《蓝风筝》，田壮壮迎来一个表达者的宿命：禁止表达。

其后10年，田壮壮拿出相当一部分精力，扶植王小帅、路学长、章明等第六代导演。帮着找钱投资、疏通审查。做了三年多，欠一屁股债。

谢飞的公开信，也谈及眼前：以后许多年中，姜文、娄烨、贾樟柯等电影导演也陆续受到过同样的剥夺文学艺术创作权利、禁止拍摄电影多年的行政处罚。娄烨记得，就在谢飞这封信发布的十年前，2003年，电影局主动电话通知王小帅，让其联络他和贾樟柯等独立电影导演，一起开个会。

电影局领导强调，不是谈判，是座谈。他们积极准备。预想到会议上，能说话的时间不多，他们商议草拟了一份提纲。娄烨天真烂漫，主张用诗化体写，到时候可以激情澎湃念出来。北电教授张献民是过来人，说还是用公文格式写，“如果不采用公文的形式，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说些什么。”

这个事，后来史称“七君子上书”。提纲中包含四点内容。总结起来即是，建议用分级制代替审查制度；彼此有意见，可以公开公正公平地对话。提纲收尾表了下决心：为了繁荣中国的民族电影业，我们愿意贡献我们的力量！

听完，电影局领导也示了个好：对违规的电影，既往不咎。结束这个可以称为“改变中国电影方向的里程碑”的内部会谈，与会者多少有些振奋。但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意识到，对于所改变的方向，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

10年过去，《浮城谜事》“二次审查”事件，让娄烨寒了心：十年前的1113会议，我们提出四点要求和希望，影检公开就是其中的一条，但这四点希望几乎没有一条实现。在那封公开信的最后，谢飞引用了一代电影表演大师赵丹的临终之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2000年，谢飞执导了一部西藏题材电影《益西卓玛》，审查半年，仍不得上映。一向慢条斯理的谢飞急了，立誓五年不再拍电影。认为导演的黄金年龄在40到50岁的谢飞，当时已近60，导筒一搁，便从此没再拿起。

后来，他专心投入电影教育，以老师、监制的身份，培育电影新人，要么就跑跑全世界各个电影节、影展，做做评委看看片，这一跑一看，分明感到中国电影和世界的巨大差距。

被问及具体差在哪里，他想说的很多，末了干脆不说了，“当前还是先谈谈怎样培养人才吧。”谢飞爱才。他看了《阳光灿烂的日子》和《鬼子来了》，直言姜文是个天才。但是这个天才导演后来的作品，他有点不大喜欢。到了2018年的《邪不压正》，被称为“豆瓣最大牌影评人”的谢飞，给本片打了三星，并写下一条“负面”评论，以“实为遗憾”四字作结。

姜文在朋友圈看到，留言道：您要多读书，读好书才对！此事一出，被媒体拟了个“姜文怒怼谢飞导演”的标题满世界宣传。事实上，成了豆瓣电影重度用户后，谢飞没少针对当下华语电影发表毒舌影评。这其中，一多半都是他的学生的作品。

谢飞当年看了《红高粱》，就认为张艺谋非常适合去拍商业片，觉得他有强烈的表现欲望。但到了《三枪》和《金陵十三钗》，他劝张艺谋多做反思，应该回去拍现实主义题材：为了迎合市场，不免有些极端商业了。

王小帅的作品，很难得到这位前辈的认可。对于2011年的《我11》，谢飞的点评依然克制：这部还不错，但也没什么新意。

谢飞予人的印象，一派儒雅，与人相交，透着真诚。能让他老夫聊发少年狂的事，只有电影。拍得不好，他要批评。营销过火，他就要宣泄怒火。

2012年10月，由其监制的《万箭穿心》，是唯一一部入围第2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电影彼时恰逢“钓鱼岛”事件爆发，发行方没有在报名阶段及时退出，而选择在开幕前两天、票已售罄情形之下，以“爱国之名”单方面宣布退赛。

这一有违职业道德的炒作行为，令谢飞有如“万箭穿心”，他在前往新加坡讲学的飞机上，急急发出一份声明：我是个七十岁的老人了，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众多坎坷，深知某些投机分子为了私利，利用群众的热情搞过激行动，对国家、对文化艺术带来的巨大伤害。唉，可惜我花了三年心血与精力扶植的这部难得的文艺片「万箭穿心」，被卷入了这种低级的商业炒作之中！

田壮壮跟老师谢飞也是一个脾气，对中国式电影营销向来反感。2003年，田壮壮以翻拍一部《小城之春》，重出江湖。结束发布会，他干脆说，以后我会跟每一个片商签订一个很认真的协议，我永远不出席新闻发布会和记者采访。

营销对于电影的伤害，他看得透彻：冲着电影本身进电影院的有多少人？靠媒体进电影院的有多少人？现在全部是靠媒体才进电影院的。靠媒体进电影院不是错，但是媒体宣传的并不是电影，坦白讲不是。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2012年，曲折过审、终于上映的《浮城谜事》，由于排片率太低，票房低迷，甚至传出上片三天就要下映的说法。这个情况，让娄烨比审查还要难以适应。王小帅对他说，市场才是真正的二次审查。后来他和王小帅受贾樟柯邀请，去看其公司出品的一部电影首映，顺便参观学习了一场标准的首映活动，要如何进行。

娄烨的学习成果，向制片人耐安汇报如下：我绝不到各地跑宣传，要么你就杀了我吧！殊不知，贾樟柯今天以一个老道的山西商人面目示人，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2006年，贾樟柯携荣获当年威尼斯金狮奖的《三峡好人》，载誉归来，执意将其安排与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同一天上映。制片人劝不动，丢一句，你是在用国内的市场票房殉情。

在北大百年大讲堂做点映时，贾樟柯举着金狮奖杯，说，我想看看在这样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言毕，贾樟柯红了眼眶，台下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最终，《黄金甲》累计票房近3亿，《三峡好人》不足200万。一番“以卵击石”的市场票房比拼之后，贾樟柯似乎得到了“北大讲堂之问”的答案。

谢飞对此看得乐观，他认为，如果作品是有价值的，就会是永恒的。“贾樟柯的电影哪部在中国有过票房？最高的就是《三峡好人》，但这不证明他不是大师。”但是他也无奈承认，第四代到第六代，都在式微，现在已经是明星导演、“小时代”导演的时代了。2019年，中国电影命运多舛，艰难前行。

77岁的谢飞，依旧活跃在网络和各项电影盛事，为年轻的电影人发声、出力，并感到作为导演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作为第四代，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拍出有分量的关于文革的作品，到现在还没有，所以我认为我应该加油，向谢晋导演学习。

2009年的《狼灾记》之后，田壮壮像是给自己设下了一道十年期限的禁拍令，“我帮助别人拍电影，我也挺开心”。他说，宁肯不拍，也不能滥拍，你要为你热爱的东西工作。2017年一部《相爱相亲》，让他以演员的身份广为人知。在随张艾嘉跑路演的时候，他被多次问道，什么时候再拍电影。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争取。

两年过去，他争取到了。睽违十年，田壮壮再出江湖，经过十多年酝酿，他决意将阿城的小说《树王》拍成电影，取名《鸟鸣嘤嘤》。

娄烨依然寡言，以一个非常自我的方式，顽强地持续进行表达。《浮城谜事》之后的《推拿》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每次都有波折，每次他都以过人的耐心和韧性，平稳度过。

《推拿》作者毕飞宇说，娄烨有义无反顾的力量，他是那种具有牺牲气质的艺术家。如今，我们眼见这样的艺术家，在一个接一个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