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导主任 自己把两个三原色搞混了 真是见怪了！

1975年春，全县推广“三算结合”教学和“汉语拼音基本式教学”，公社选派四名教师去新安公社参加教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业务培训，让我大开眼界，学习和掌握了许多先进的教育教学的方法，提升了自己的业务能力。1975年秋，全社小学教师参加业务培训，我担任培训班主讲人。

在这个骨节眼上，父亲生病住院了。我白天主持培训讲课，晚上给父亲陪床。病房里我在小油灯下备课，让查床的护士吕兰芝发现了，她没有训斥我，而是把自己值班室的罩子灯端来给我用。当时我很感动，虽然不曾相识，毕竟还是同龄人心有灵犀，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兰芝对我父亲照顾周到，体贴入微，更加激励我加倍工作，感谢兰芝的恩情。在兰芝的精心护理下，父亲痊愈出院了，我的培训班也圆满结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8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播发了《和小林谈作文》讲座，我组织学生按时收听，推进小学作文教学。同时，我给栏目组写信索要讲座材料。我收到电台寄来的这份材料如获至宝，请中学印刷厂的朋友给装上封面，一有空就细心地研读，指导自己的作文教学。通过学习了这套讲座材料，我的作文教学工作如虎添翼，节节攀升。进入80年代后，学区里有几处学校学生少，年级多，复式教学压力很大，有的学校的升学率经常剃光头，家长意见很大。老师们就想出办法，把学生寄托给我，让我代劳。时间长了，形成了联办小学的模式。

随着形势的变化，时光的推移，我的教学工作越来越重，学校管理工作头绪越来越多。1978年时，不仅兼管着学校的财务、司务、物资保管等后勤工作，还兼任学校团队工作。学校炊事员是位老共产党员，其他老师当司务长时，伙房月月要赔钱。因此他点名要我管食堂，他说只有我管食堂，他必定赚钱。就这样，领导又把管理食堂工作交给了我。虽然工作很累，但样样工作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财务工作得到了惠民地区教育局的充分肯定。团队工作服务教学工作，服务学校教育，受到上级团委的赞许。

1980年5月4日早上，待产的妻子说肚子疼，我和娘说了一声就去学校了。中午的时候，村里的接生员说没有问题，只是还不到时间，我就又回到学校，组织五年级以上的学生进行口头作文比赛。傍晚的时候，家里来人报信了，妻子大出血，情况危急。学校里的活动还没完成，我还一时走不开，怎么办。父亲在家张罗借交通工具，我坚持完成了活动才离开学校。那时，交通工具非常落后，父亲借来村里的小型拖拉机，家人们已经上了车等着我。我家离县城近四十里路，半数为土路。拖拉机一路颠簸，终于来到了县医院。医生做了初步检查问我，你是保孩子，还是保大人。情况危急，需要立即手术。我回答先保大人。

医生说医院血库没有O型血了，需要家人立即献血。经过检测，家人中只有我和妹妹是O型血。当晚，我和妹妹都献了血。妻子的命保住了，她醒过来为失去了孩子在病床上抱头大哭。我强忍失子之痛在医院里照顾妻子，还要照顾在医院里看护妻子的母亲、婶婶和丈母娘三位老人，白天吃不下饭，晚上睡不上觉，也曾几次晕倒在医院的走廊里。那时悔恨交加，怨恨自己没有及早行动，送妻子到县医院去生产。妻子出院后，自己的身体差点没垮掉，天天出虚汗，170厘米的个头，体重由117斤降到不足80斤。我未老先衰，皱纹爬上了脸庞，好像千沟万壑的黄河滩区地图。这年暑期，县教育局开展自制教具工作，推动教学改革，我所在的学校成为县里的试点单位，又一项重大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

1980年以前，教师上课是一支笔，一本书，一个本，一张嘴，辅助教学的工具除了毛算盘和小木棒，别的什么都没有。自制教具，没有样品，没有材料。要在暑期内做出100件教具，难度相当大。我边设计，边购置材料，边实验，常常早起晚归，挑灯夜战。为采购到材料，经常骑自行车去油田基地，往返150多里。为了节省开支，中午常常饿着肚子回来。那个时代，自行车是主要交通运输的工具。外出采购，到县书店买课本，都是靠自行车驮，有时一辆自行车能驮八标准包书，我骑自行车的技术就是这样练就了。为了购置汽灯零件，我骑自行车去利津县城，往返200多里，当天完成一个来回。经过几十天的拼搏，终于完成了县教育局仪器站下达的自制教具任务。我制作的教具直观、形象、实用，美观，灵巧、坚固，得到了上级领导的好评，部分作品参加了省自制教具展览。我制作的教具使用了现代科学技术，许多许多作品具有领先水平。《视觉暂留演示器》、《光的三原色演示器》、《追击相遇演示器》、《蒸汽力演示器》、《四冲程演示器》、《离心水泵演示器》等，得到同行人的啧啧称赞，夸我是心灵手巧的人。在参加省展览时，《光的三原色演示器》还引发了一段趣事。布展的那天晚上，惠民地区的教学专家们到展示审查作品，让我演示给他们看。

当演示《光的三原色演示器》时，时任地区教研室主任的物理专家邵教授说，三原色不是红蓝绿，而是红黄绿。那时，色光这个概念刚刚提出不久，了解彩色电视机原理的人也寥寥无几，了解色光知识的人不多，在场的其他人员包括我们一起去参展的几个同事，也就随和着领导说话，还有的趁机介绍他们的作品，吹嘘自己的才能。我解释到，红黄绿是美术三原色，但不是色光的三原色。彩色电视机是利用色光三原色，而不是美术上讲的三原色。邵主任要把色光三原色演示器给撤下来，我一听就急了，和他顶起嘴来。县教研室主任王丁海劝我不要着急，不能顶撞领导和专家，我也就不再说话了。第二天早上，邵主任找我赔礼道歉，说，自己把两个三原色搞混了，请不要见怪。我说：“没什么，我也是在制作教具过程中才学习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