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关于社会治理的三种构想：自然 道德 法治

先从“牛顿和苹果的故事”引入吧，牛顿和苹果的故事在坊间流传很广，也很有启发意义。

据说牛顿有一次坐在苹果树下，突然树上掉下一苹果，被苹果砸中的牛顿若有所思，后来发现了万有引力。

这个故事的最大启示是，作为科学家的牛顿是个爱思考的人，凡事爱问个“为什么”，如“苹果为什么从上面掉下来？”。通过琢磨这个“为什么”，牛顿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这个故事的道理对于日常生活同样适用：假如遇到一些不明白的问题，最好不要“想当然”地放过去，不妨开动脑筋想一下，多问几个“为什么”；说不定会豁然开朗，说不定还可能成为科学家或哲学家呢！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换个字眼同样适用，叫“有心者事竟成”，牛顿和苹果的故事不就是这类例子吗？

仔细想想看，古往今来的哲学家、科学家或思想家哪一个不是喜欢思考的人呢？

比如中国大思想家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裂变之际——一个思想纷扰的时代。老子想，什么样的社会是和谐美好的社会？什么样的人生是幸福、快乐的人生？

老子看到了身边的大自然，看到了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于是悟出了宇宙之“道”——自然规律。

老子认为，人类社会没必要多折腾，这种做法适得其反；最好的做法是不折腾，最好的生活方式是淡泊名利，顺其自然。

他总结说，“柔弱胜刚强”是宇宙、社会的基本法则，“无为而治”是理想的社会状态。

如果老子不喜欢思考，而是像其他人一样，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恐怕也不会成为伟大的哲学家，中国历史也将缺少一部哲学力作——《道德经》。

老子思考的问题源于三个“为什么”：一、为什么宇宙是和谐的？二、为什么大自然是和谐的？三、为什么“春秋“之世是不和谐的？

在老子看来，只要人们懂得宇宙自然的真谛——自然而然，只要人们懂得“无为而治”的道理，过一种少私寡欲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和快乐。

和老子相对，中国古代另一位大思想家孔子则提出了与之相反的看法。

孔子也是一个爱学习、爱思考的人，和老子一样，他也琢磨“春秋”之世，也想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

但是孔子的思想有些守旧，认知视野也有些局限性，他没能想出更新的办法，于是把目光转向遥远的过去，转向中国古代历史，如文武周公那样的时代。

在孔子看来，西周那样的社会是和谐美好的社会，周代礼法是治国安邦之道。

如此对比，孔子和老子的思想差异明显，甚至南辕北辙：前者强调道德礼仪，后者强调顺从自然。

从深度上说，老子的思想更深刻，更接近哲学的境界：他把自然之道视为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道理；老子的思维方式最终导向哲学——一种寻根问底的认识方式。

和老子相比，孔子的思想更加经验化和历史化，更加贴近人们的现实生活。

换言之，孔子不喜欢“形而上学”的抽象思考，他更喜欢从经验层面寻找问题的答案，喜欢从既有的历史事实中寻找出路。

所以孔子不太像一位“形而上”的哲学家，更像一位具有实践精神的社会学家兼伦理学家。

其实把孔子定位于社会学家也有些勉强，因为孔子并未总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并未探讨社会关系的普遍本质，也没有对构成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如国家、政体、民众、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客观的研讨。在这方面，孔子和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存在显著区别。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详细分析了各种社会形态的特点及利弊，如贵族制、君主制、民主制、共和制、僭主制、混合政体；同时，他还对构成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如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外交、商贸等要素，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这是亚里斯多德的社会学贡献。

孔子的社会理想属于规范伦理学范畴，不是客观的社会学研究，和亚里斯多德思想差异较大。换言之，孔子没有提出复杂的社会学模型，没有对各种社会形态的性质进行科学分析。这既是孔子思想的特点，也是其历史局限性。

孔子对于古代社会学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伦理学层面。

孔子的社会理想很现实，也有充分的历史根据——西周社会及其道德礼法。

孔子认为，只要君主和百姓能够像西周社会那样，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自然天下太平。从此意义上说，孔子的社会学理想带有复古主义色彩。

但从伦理层面看，孔子提出的伦理学思想包含独创性，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至少对中国封建社会是如此。

比如孔子倡导的“仁爱”道德是一种新思想，这种观念在西周社会并未彰显。

从伦理治国意义上说，孔子的德治思想并不简单，也很有启发意义。

不少人认为，西方社会重视法治，中国古代社会重视德治。这种看法流于表面，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就社会治理而言，法治和德治那个更重要或更根本？其实中西方文化的回答基本上一致——德治。

只不过西方人认为，人的道德意识并不是天生的，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才能培养起来。所以自古希腊时代起，西方人即重视法治，强调以法律形式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如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近代思想家卢梭和孟德斯鸠都持这种看法。

关于法治和德治的因果关系，法国思想家卢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卢梭认为，法治社会的目标是培养人的德性，人的道德意识来自法律实践；换言之，人们对法律的自觉遵守是培养道德意识的基础和条件。

卢梭提出的上述命题至关重要，它揭示了中西方文化对于道德来源的不同看法。

卢梭认为，法治可以培养人的道德意识，一旦人们形成固定的行为习惯，道德意识才会深入人心，这个过程叫法律的“道德化”或法律的“内化”（卢梭《社会契约论》），这也是西方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

举个例子，假如某个路口没有红绿灯和摄像头，能够自觉按照交通规则通行的司机不一定很多；但如果此路口装上红绿灯和摄像头，通行的情形就会大不一样。如此一来，司机们才能形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才会把交通安全意识铭记于心。这是交通安全意识和交通法规的辨证关系：交通法规的约束力量在前，交通安全意识的形成在后，这叫法规决定意识。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很好理解，也很常见，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习惯成自然”。

大家不要小看行为“习惯”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塑造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的重要因素（包括人的社会本能）。

人们常说的“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习以为常”“随波逐流”等说法，其实都包含这种思想。所以说，某些想法或行为一旦形成习惯或条件反射，要么它已经变成事实，要么它已经成为人的社会本能，要想彻底改正之比较困难。

卢梭提出的法治和德治的因果关系即包含这种道理——人的道德意识来自法律实践——法治。

和亚里斯多德、卢梭等思想家相比，孔子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直指道德“仁心”。

孔子认为，人的德性培养是个心理学问题：一个人如果能做到“将心比心”， 就可以成为有德性的君子；这个过程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显然，孔子把道德来源归结为人的心理意识转换或者“换位思考”，这种看法显得有些直接和浪漫，从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类道德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比如，且不说全社会所有的人，即使绝大多数的人能够做到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恐怕人类社会就没有那么多的伤害和欺骗了。

因此，不能笼统地说西方社会重视法治，中国封建社会重视德治，其实两者都重视德治，只不过实现的途径有所不同。

西方社会重视法律实践——强调利用法治培养德性；中国文化强调“良知”——通过“将心比心”培养人的德性。至于哪种看法更合理，更符合人性以及社会实际，只有请读者自己去理解和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