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五言诗创作和批评风气之盛（上）
《诗品》一名《诗评》，宋以后多称为《诗品》，是一部专门评论五言诗的著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品，共评论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另有汉代无名作者古诗一则。上品十三则，自古诗至说很运。谢氏是唯一入上品的南朝诗人，其他宋、齐、梁作者均在中、下品，尤其是齐梁诗人，大多在下品。作者名下有简短的评语，上品每人一则，中、下品也有若干人合为一则者，尤其是下品，大多是数人一则。三品各自为卷。书前有序，上、中品末各有议论。
关于五言诗的起源，钟嵘远溯于《尚书》所载《五子之歌》中的“郁陶乎予心”和《离骚》中的“名余日正则”等句。这种摘引个别句子推为诗体起源的做法，不尽妥当，而古人往往如此。如挚虞《文章流别论》便说《诗经》中已有五言句，后人推演为全篇。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也以《诗经》及先秦谣歌中少数五言句为五言诗之始。据现代学者研究，五言诗实起于西汉，最初见于民间歌谣，因被乐府采录演唱，流传遂广，文人受其影响，渐渐用这种新兴的体裁进行创作。但文人作五言诗，始于西汉还是东汉，当今学者们有不同意见。钟嵘则认为李陵、班婕好已作五言诗，均列为上品，给以很高评价。不知名作者所作“古诗”，钟嵘也认为是西汉作品，评为上品。这些诗作的艺术水平确己相当高卓。至建安时期，经曹氏父子、刘祯、王粲诸人的创作，五言诗已蔚为大国，“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再经两晋，至南北朝时，五言诗创作更是蓬蓬勃勃，相当地普及了。虽然四言诗也一直有人在作，但佳作实少，已渐渐失去了生命力。此种情况，钟嵘是认识得很清楚的。《诗品序》云:夫四言，文约易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文约”谓一句仅四字，“易广”、“便可多得”，是说运用四言诗体，其篇幅很容易写得长。这不是指《诗经》，而是指后人模仿《诗经》的作品而言。我们试看汉晋以至南朝颜延之等人的四言诗，虽然有一些佳作，但大多数冗长平板。钟嵘正是回顾、总结了那样的情况，从而得出了四言“文繁而意少”的结论。他认为那表明四言诗体已不适应需要，故世之作者，运用其体者渐少。他说，五言诗“有滋味”，最能给人带来审美的愉快，因此受到广大作者的喜爱。其原因在于五言诗便于充分地指说事情，抒发情感，描写物象。在他看来述事、抒情、状物，都是诗歌的功能。指事造形，谓直陈其事，即一般地述说，非谓今日所谓叙事诗。钟嵘那个时代，叙事诗仍不发达。但广义而言，诗中总要说到某件事情。“指事造形”而能“详切”，犹如萧统称赞陶渊明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能让人感到真切如在目前。
钟嵘肯定五言诗的态度十分鲜明。相比之下，西晋挚虞《文章流别论》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便觉保守。西晋时五言诗已经是诗歌创作中的主要样式了。刘宋时颜延之《庭浩》言及诗歌时说:“五言流靡，则刘祯、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可谓兼之矣。”流靡即流美，侧密当是组织严整、重规矩之意。颜氏指出两种诗体具有不同的风格特点，而未加轩轻。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叙述历代诗歌流变，自不能不侧重于评论五言诗。而言及四言、五言两种不同体式时，酌取颜延之之说，云:“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张衡)得其雅，叔夜(秸康)含其润，茂先(张华)凝其清，景阳(张协)振其丽。兼善则子建(曹植)、仲宣(王集)，偏美则太冲(左思)、公干(刘祯)。”于二体之间，亦无所抑扬，只说作者才气不同，故所擅长的体制亦异。但亦未能指明五言诗实已取代四言的历史事实。钟嵘专门评论五言，直截了当地说五言诗最有滋味，最受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欢迎，与时代潮流是颇为符合的。同时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五言之制，独秀众品。”也与钟嵘之语若合符契，反映了五言诗高度发展的事实。
《诗品序》说到当时五言诗写作的盛况，其言云:故词人作者，周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耳心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同时人裴子野也说:“自是间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至隋初李愕上书，言及齐梁风气，说:“于是间里童昏，贵游总卯，未窥六甲，先制五言。”钟嵘、裴、李都说童幼少年，便纷纷驰鹜于吟咏五言。验之史传，那一点都不是夸张。试看《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等书所载，十来岁甚至六七岁便能写作诗文者，可谓不胜枚举。即以载人《诗品》中的作者而言，谢瞻“年六岁，能属文，为《紫石英赞》、《果然诗》，当时才士，莫不叹异”;谢惠连“年十岁，能属文”;谢庄“年七岁，能属文”;刘砾“未弱冠，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亚迹陆机”;丘迟“八岁便属文”;范云“年八岁，遇宋豫刺史殷淡于途。淡异之，……令赋诗，操笔便就，坐者叹焉”;又虞羲“七岁能属文”。诸史云“属文”，当包括做诗在内。至于年辈稍晚、《诗品》未加评鹭的梁代诗人中，此种幼年能诗的情况颇不少。仅举几位著名作者的例子:简文帝萧纲，“六岁便属文”，“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梁书》本纪)钟嵘任萧纲记室时，萧纲十六岁，其“七岁有诗癖”，钟嵘当然不会不知道。简文之弟萧绎，即后来的梁元帝，在所著《金楼子·杂记》、《自序》中也说，自己六岁便能做诗，其诗云:“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人花枝动，日映水光浮。”又何逊，其卒年与钟嵘差不多，沈约曾说，读其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他也是八岁就能赋诗。庚肩吾“八岁能赋诗”。可以想见，当时幼年能诗者，当并不止于史传所述，吟咏风气之睿.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