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故事：五言诗创作和批评风气之盛（下）
吟风之盛，与在上位者的提倡很有关系。宋、齐、梁的帝王贵青之中，多有喜好文学诗歌者。刘宋武帝刘骏及其弟刘烁、刘宏，齐高帝萧道成，均被录人《诗品》。裴子野说:“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诗文。”大明即宋武帝年号。《南史·王俭传》也说:“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好文章”即包括爱好诗歌而言。看来这位被钟嵘评为“雕文织彩，过为精密”的宋武帝，确实与士人风气的转变颇有关系。梁朝萧氏父子(萧衍、萧统、萧纲、萧绎)之好文能诗，在文学史上尤为著名，从某种意义上说，几可与汉末曹氏父子媲美。不过钟嵘逝世较早，对于萧统兄弟的事迹，多已不及见。帝王、贵胃既爱好诗歌，每有行幸、宴集，便发为吟咏，与臣下唱和。戎士武夫，只好请人捉刀，甚至花钱买诗来应诏塞责。史传上还载有两个武人应诏作诗的故事。一个还是宋武帝时的事:他于一次宴会上，命群臣赋诗。在座有大将沈庆之。此人不会写字，平日签署文书都觉为难，竟也当场口占五言一首:“微命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筋力尽，徒步还南冈。辞荣此圣世，何愧张子房?”既高自标置，又颂美皇帝，故刘骏听了十分高兴。梁武帝的名将曹景宗粗通文墨，经常遇到不会写的字，羞于问人，只好随心所欲地乱造。天监六年(507)，他北征凯旋，武帝在华光殿宴饮连旬，令属下赋诗，并规定韵脚，别人已用过者不得再用，条件可谓苛严。当时由沈约分配韵脚，沈约不给景宗。景宗心中不平，形之于言。武帝怕他出丑，便说:“你人才出众，技能很多，何必在诗中表现自己呢?”他此时已醉蘸酸地，求作不已，武帝无奈，便令沈约赋韵。其时韵脚已差不多分配完了，只剩下竞，病二字。景宗拿起笔来，一会儿便写下四句:“去时儿女悲，归来茄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于是四座皆惊，武帝磋叹不已，命史官郑重其事地记下这首诗。沈庆之、曹景宗这两位武夫竟能在仓卒之间以五言诗惊动四座，若非当时吟风极盛，使他们耳濡目染，当然是不可能的。不但皇帝宴会时赋诗，贵族、臣僚聚会时也是如此，史传中多有其例。《颜氏家训·勉学》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公宴即指官府宴集。帝王贵青提倡作诗，做得好的，往往赐以金帛，甚或赏以官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这样的情况下，五言吟风，盛于上层社会，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文人聚会做诗，想方设法增加难度，进行比赛。除了限定韵脚、押险韵(字数很少的韵部)之外，还比赛敏捷的程度。史书记载，永明间竟陵王萧子良曾夜中招集学士做诗，在蜡烛上刻了记号，以燃尽一寸烛做八句诗为程限。萧文淡、丘令楷、江洪还嫌太容易，便敲击铜钵，响声方止，其诗已成。江洪其人亦载于钟嵘《诗品》。此类做法，未必能提高诗的质量，但也是创作技巧高度发达的表现，足以见出吟风之盛。
齐梁时诗歌的普及程度，或许还不能与后世唐、宋相比，但正如《诗品序》所说，“今之士风，斯风炽矣”，也已经相当地令人注目。以《诗品》中所录南朝作者而言，当然绝大多数为官僚、士人，而也有区惠恭那样的小吏、工头(而且是少数民族)，有惠休、道酞、宝月那样的释子，还有鲍令晖、韩兰英那样的妇人。五言诗之普及，于此也可略见一斑。说到释子能诗，不妨附带提一下佛经中颂偈翻译时的情况。佛典自汉末被译为中文，其中颂偈也就被译成诗歌形式。东晋时佛偈译出的数量已经很多，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句式，而以五言为最多。据观察，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译出的佛偈之中，五言偈颂的数量，大大超过其他句式的总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五言诗的发达、普及。总之，自汉末迄于齐梁，五言诗确已迅速成为诗歌创作的主要样式，而且甚为普及。晋宋以来，诗歌总集出现了许多，其中确知为专收五言诗者，有西晋时苟绰所编的《古今五言诗美文》五卷和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古今诗苑英华》二十卷(萧编当在钟嵘卒后)。这些诗集绝大多数已经亡佚。留传至今的《玉台新咏》十卷，其中五言诗占了九卷。昭明《文选》录诗，绝大多数也为五言。《玉台新咏》、《文选》编撰都在钟嵘以后。不过可以推想，钟嵘当日所见到的总集之中，绝大多数诗歌当是五言。随着五言诗创作的发展，鉴赏、批评五言诗的言论层见叠出。早在建安时，曹巫在给吴质的信中，说刘祯“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这一简单的赞语可说是最早的专评五言诗的言论。东晋简文帝曾借用其语称赞许询的玄言诗:“玄度(许询字)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在《诗品》中，钟嵘往往记载前人或同时人的评论，现摘录如下:
《诗品》上西晋张华称赞陆机诗:“张公叹其大才，信矣!”
东晋李充称赞潘岳、郭璞诗。《诗品》上潘岳条:“《翰林》叹其翩翩奕奕，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绢毅。犹浅于陆机。”《翰林》即李充所作《翰林论》。“浅”的意思，是说在艺术表现方面浅显明净。又中品郭璞条:“《翰林》以为诗首。”李充认为郭璞诗为当时(东晋初年)第一。
东晋谢混评潘岳、陆机诗。《诗品》上播岳条:“谢混云: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陆文如披沙简金，往往见宝。”
刘宋谢灵运称赞左思、潘岳诗“古今难比”。又批评张华诗“虽复千篇，犹一体耳”，认为张华诗风貌单调。
刘宋汤惠休评同时作者谢灵运、颜延之诗:“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汤惠休还曾对吴迈远说:“吾诗可为汝诗父。”谢庄不以其语为然，说汤诗可为吴诗之兄而已。汤、谢语均含调侃，亦有比较批评之意，汤惠休喜模仿江南民歌，吴迈远则“善于风人答赠”。“风人答赠”，当指模仿吴声西曲体制作相互答赠的五言四句小诗。汤、吴诗风有接近之处，故互相比较。
颜延之曾“立休、鲍之论”。颜氏之意，盖谓汤惠休、鲍照诗可相匹配。据谢灵运友人羊耀蟠说，颜延之妒忌鲍照，故立此论，以贬抑鲍照。颜氏对汤惠休是看不起的，曾说:“惠休制作，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事。”按鲍照作品中也有体近民歌、与惠休相近的一面，故颜氏得以“立休、鲍之论”。
齐正员郎钟宪(钟嵘从祖)评谢超宗、丘灵鞠等人云:“大明、泰始中，鲍、休美文，殊已动俗。唯此诸人，传颜陆体，用固执不移。颜诸暨(颜测，延之子)最荷家声。”钟宪之语，对于了解刘宋中期诗坛风气甚有裨益。陆机、颜延之诗典雅平正;鲍照、汤惠休诗则绮丽悦目，令人心魂摇荡，当时获得人们热烈的爱好。
齐时谢眺欣赏虞羲之作。《诗品》下虞羲条:“子阳诗奇句清拔，谢眺常磋颂之。”
齐时袁报自诩其诗:“我诗有生气，须人捉着，不尔，便飞去。”见《诗品》下袁报条。
以上是《诗品》所载晋至齐梁时一些人评论五言诗的资料。还有一些批评意见，未明言是何人所说，现在也汇总如下:中品张华条，说张华“虽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犹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是说放旷高朗之士，还不满于张华诗作儿女情长，风格都偏于柔美，而缺少高情远致。
中品陶潜条:“世叹其质直。”又说陶诗被人视为“田家语”。这反映了南朝人比较普遍的观点，感叹陶诗直率而质朴。所谓“田家语”，就是说陶诗语言略无修辞，如乡下人说话。质朴非南朝人所好，“叹其质直”，显示了对陶诗这一方面的不满，含有否定之意。而用一“叹”字，是不是也还略略包含赞叹之意?所赞叹者，即陶诗在内容方面之真率，所谓“笃意真古”，令人想见其高尚而不矫情的风范。
下品惠休上人条:“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遂匹之鲍照，恐商周矣。”鲍、休有近似处，故一般人将二家相提并论。钟嵘不同意此种论调，认为二人虽有近似处，但汤实不能与鲍相匹敌。
总之，五言诗创作十分发达，而批评风气亦盛，或褒赞，或贬抑，更常常加以比较，比较其成就之高下，风格之同异。钟嵘《诗品》，正是此种背景下的产物。钟嵘对齐梁时的创作与批评，都颇有不满之处。他说吟风既盛，则良秀不齐，“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他认为这与下述情况有关:即那些作者狂热地欣赏、追随近世鲍照、谢眺之作;不知取法乎上，学习建安曹植、刘祯等大家，甚至讪笑曹、刘为“古拙”。即使仿效鲍、谢吧，也仅学其皮毛，不能得其佳处。他又说以诗为口实、加以指点品评的现象，虽然在上层社会甚为普遍，但也是随心所欲，因各人好尚不同而任意褒贬，议论纷纷而漫无标准。他对这样的现象很不满意，因此才写作《诗品》，既评鹭古今诗人之高下，亦借以指出向上一路，揭示他认为应该树立的标准，使世之作者知所趋向。我们从钟嵘生平的介绍中已经知道，他是一位有个性、勇于发表自己意见的人，齐明、梁武时两次上书言事便是证明。诗歌创作与批评，虽然可说是“殆均博奕”，“周旋于间里，均之于谈笑”，算不上是经国大业，但钟嵘也是有话就要说，不肯沉默的。写作既有明确目的，态度也颇为严肃。这从第一章所述其评诗不计亲疏、不论作者社会地位的事实，便可以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