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不上培训班 不刷题 学好文言文的秘密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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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在中学考试中，是一个让学生无法忽视的存在，10几分的赋值，说多不多，说少不少。

由于语文（除了作文）题型多样，赋分分散，所以想考高分基本上是分分必争，无数零碎的分数叠加，才能考出一个不错的成绩。

这也注定了语文提分很困难，很难速成。很多人不指望语文提分，但往往一小小心就被语文拉了分。

大国自信，先从此始？

当代学生语文素质的滑坡，已经引起了高层警惕。

这几年的考试改革，重视了对文言文的考察，以广州为例，中考渐渐开始准备考察课外文言文。

广东省语文中考考试大纲文言文（2018）

高考在前几年就被收编到国家队，全国卷的难度比之前的广州卷要高出几个档次，文言文是从二十四史中抽取一篇传记来考察。

2020全国高考语文考纲

文言文考察的基本面是基本语法（实词虚词），古代文化常识，语感，书面表达（翻译）。

这些基本上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积累，说白了，也就是学生要有意识地在课外进行文言文的阅读。

阅读是考试的基础，阅读才是王道。

读经悖论

这不由让人联想起看似火爆的幼儿读经班，笔者接触到的读经班，基本上是将一些古代的《三字经》、《千字文》什么的古代文本，直接拿来粗暴直接地背诵，这样囫囵吞枣的模式。

在古代低效率的生活节奏下，或许还有它的适用性，但放到文化更新、节奏变快、思想迭代的今天，这样的机械照搬肯定是有问题的。

比如，封建社会一些宣扬愚孝的思想，为什么不去反思和剔除？

笔者曾经在一次应聘中，看到一所中职学校门口的围墙上，画着二十四孝图，什么郭巨埋儿，卧冰求鲤……

这种一味洗脑，欺骗广大民众的愚民宣传，早在鲁迅的《朝花夕拾》中已经被批判了，竟然在今天还玩诈尸，实在是令人发指。

有这样的文化宣传，我对那所学校校长的教育理念也不会高估到哪里去了。

面试后，果然，一副颐指气使的官僚作风。

退一步讲，先秦典籍，无论是从思想还是从文字语法方面，都与今天有相当不同，理解起来很吃力，而且文字性低，很多是历史，并非是文学，

不过有些史书在准确性的基础上又有了文采，才具备了一定的文学性。比如，《史记》就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我们知道，《离骚》开中华文学浪漫主义先河，《诗经》则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滥觞。

史书，讲求春秋笔法，准确简洁，一字含褒贬。

自然是惜墨如金，不肯多用一个字的。这就显得很含蓄，言外之意需要读者好好去揣摩。

今天，谁不分情形就鼓励孩子去读什么孔孟之书的，肯定是盲目的从众，没有深刻理解经典这个问题。

回溯读法

先秦古籍既然难读，那从何读起呢？

答案是，从民国和清朝的典籍读起，用逆向思维，逆流而上，追根溯源，慢慢爬坡，最终登顶，解经注易，是谓通学。

民国是继先秦百家争鸣后，出现的第二个学术黄金期。这里面的历史原因很多，比较重要的就是之前国人重文轻理的传统造成了很多学科的学术空白，所以出现了很多拓荒性的学问家，在此就不多说了，不是本文的重点。

民国也是白话文的学步期，很多作家开始尝试用白话文写作。

当然，也有一些轴儿的，固守文言文翻译，比如林纾，听人讲完那本西方小说的故事，再用文言文意译出来。

这时期出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写作中的文白相杂，不是我们今天形成章法，习惯，用熟的白话文。

很多作家在用词上还带有很多文言文的习惯，这是一个过渡期，比如鲁迅的文章，文白相杂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再加上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思想交锋和颇多笔战，让很多学生爱恨交加。

鲁迅说：管我啥事，我赚我的稿费，你考我的中心。

要怪就怪教育司吧。

虽是过渡，却给刚开始学习文言文的人大开方便之门，阅读民国很多人的作品，我们总有一半左右是懂的，至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文史并重

解决了时间轴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内容轴。

就初中高中的教材来看，选的多是一些政论或散文，其实古人的文学作品多是消遣之作，或功利之作，比如唐诗的功力和做官是挂钩的，宋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元曲起于民间，小说就更下里巴人了。

真正用心在写的，反而难出佳作，比如一些史论、政论，不好写，写好就可以名噪一时。我们看到的《六国论》，文采好得要上天。

至于什么《岳阳楼记》、《桃花源记》、《醉翁亭记》、《赤壁赋》……都是官场失意后，独抒性灵之作。

也就是说，考察的无非是两面：一是史，一是文。

初中侧重文言散文考察，高中则是史论考察。

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要偏执，只读史，往往枯燥；只读文，只是自嗨。

因为文学很主观化，很个性化，追求的是个体生命的审美和自由，现今的教育怎么可以让你那么疯狂地去追求审美和自由，所以这个文学层面的考察不会是重点，甚至会有所避讳。

那就意味着，阅读的资料要兼具文史。

如果只读一套书，那我建议可以攻克一下蔡东藩先生的《历朝通俗演义》，2156年的中华史，尽在十部演义中。

文史并重，连毛泽东也爱不释手。

当年在红军到达延安后不久，便请李克农在国统区买了两套，方便延安干部学习中国历史。

建国后，更是在中南海的书房备有一套，随时取阅。

我们来看一下后人对这套书的评价。

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认为这套书

“不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读物，并且也可以作为爱好历史的人们的参考。因为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就是历史卖家也不容易把它完全熟记，倒不如这部演义，随意翻览一下，说不定有提纲挈领的功效。”

众所周知，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是秉承着一条“七分事实、三分虚构”的写作方法。他尊重历史，但又不拘泥于历史，能把很多野史糅合融化进去，巧于剪裁，因此把人物与故事情节写得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然而蔡东藩却相反，他竭力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他主张遵循正史，严格地做到了所谓“无一事无来历”、“以不使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自称所编历史演义，“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逸闻为纬，不尚虚诬”。拒不戏说的态度对后辈历史作家影响很深。然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演义小说在艺术上大为逊色，使它不能成为一部文学的演义小说而只能是一部历史的演义小说。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被冷落的原因。历史价值高于文学价值，蔡东藩作品的最大特色在于他对历史真实的严格追求。他写历史演义，“语皆有本”，力求其主要情节均有历史记载作为根据。自然，作为“演义”，他也有虚构，特别是人物对话。但是，他很谨慎，力求符合特定历史环境和特定历史人物的性格，不敢任意编造。因此，他的书，可以当作历史读。（新华网）

冥冥中觉得，考中秀才又厌恶官场的蔡东藩，在离世几十年后竟然和应试教育来了个握手，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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