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 传播工具的革新 传播工具的突破

大家好，我是小编马辉，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百家争鸣，传播工具的革新，传播工具的突破。

百家争鸣之所以搞的起来，除了已经成为常识的那些原因，还有一条传播学自身的原因.就是传播工具的革新——书写文字的简易化、书写工具的简便化。梁启超《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说周末学术发展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文字之趋简”。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将“书写的工具大有进步”作为首要的背景，“在春秋时，只政府有力作文书者，到战国初年，民间学者也可著书了……这一层是战国子家记言著书之必要的物质凭借”。蒋伯潜《诸子通考·诸子兴替的原因》也说:“简牍刀漆进化为纸帛笔墨，由官学变为私人之师儒，由官学变为私人之著述”，是诸子百家成为一个时代的大背景。

这里还得稍事停留，追述文字发展的一个小轮廓。自甲骨文、金文之后，有石刻文字，如石鼓文、诅楚文、中山石刻等。从商至战国千年的发展，文字的总址增加1/3,(据《甲骨文编》等书统计，甲骨文单字约四千至五千，而战国文献为主的《十三经》共收单字6544个)。从现存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看，商代文字的使用仅限于较高级贵族，尤其是国都内具有专门知识的神职人员——贞人、卜人和史官们。西周实行贵族教育，教学所用的典籍、简策只存在于国学中，“唯官有书，而民无书”。春秋以降，文字随着“学在四夷”而更广泛地走到;-h远地区和下层民间。战国冶铁业的发展，使铁工其普遍运用于制简和刻削文字，纺织业的繁荣，则为帛书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墨子“尝见百国春秋”(《答魏收书》)，不仅官府著书数量激增，私人著书的数量，就现在所知的达百余种，每种动辄数万、十数万言。而春秋时代及以前的典籍不过十几种，且文章短小、文字简古。

据后儒说，商周的学校教育就有了典册型的教材。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那种韦编就是用皮绳穿起来的简册。估计商周之际肯定有了具有书籍结构的供传阅的简册和版犊。王充的《论衡》记载了治简、制犊的过程.就是“截竹为简，破以为碟,加笔墨之际，乃成文字。”“断木为惭，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犊。”据出土资料显示，战国前期的秦国是以木犊为官方正式书写材料的。秦国还形成了与东方六国文字差异较大的小篆体文字。

所谓书写工具的简便化，就是不再主要在金石、陶器上刻写文字，而是用毛笔在简、犊上书写，并更进一步用毛笔在白色丝织品即“帛”上书写。古书常言“书之竹帛”，将简、帛并提，(墨子·明鬼下)曰:“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

说明在墨子生活的战国初期，帛作为书写材料已经很普遍了。可惜的是，由于帛书不好保存，迄今所见有成篇文字的战国帛书只有一件，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楚帛书。楚帛书出土于1942年，后流入美国。丝织品虽然贵，但是比刻写金石做工简便多了，足可以与简犊并为通用的书写材料。青铜、石头上的文字只能由读者走过来看，而不能人手传阅，而且刻写的字数不可能多，这些都限制了它们的传播速度、范围和效果。而简牍、帛书与之相比不仅做工简便得不以道里计，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负载较多的文字信息，而且是可以不胫而走的，从而成为专供人们阅览的方便的传播工具，也成为人们制造传播符号的理想载体，用笔墨书写，用刀铲削文字进行修改，比过去的铸、凿、刻不知简便了多少倍，可以让人尽情的洋洋洒洒的书写了。

书写文字的简化，也是古文字的进化，从商代算起也已有越千年的进化史了。进化速度的加快，还是由于士人的崛起，书写工具的简便化，总的趋势是由繁到简，一种驱力就是为了加快流通、传播。在字体和字形上都趋简。字体演变序列是由甲骨、金文、向小篆靠拢，即由最初的象形图线演变为比较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程度较低的符号。字形的变化则是随着字体图形化向线条化发展而由不规则向规则转化了。从结构上，经历了三个变化:形声字比例逐渐上升;文字意符从以形符为主变为以义符为主;记号字、半记号字逐渐增多。

同时，简帛文字以柔毫书写，显得笔道圆活、骨肉匀停。书法美学进入到了自觉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