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童年 高墙山谷圈囿的记忆

文/向芳

【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

那一年，我小学毕业，我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不是因为进入了初中、不是因为不得不辍学、不是因为女生的生理变化，不是绝大多数人们想得到的原因，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那一年春天，我刚刚过了11岁的生日，我们举家搬迁，从川中农村老家通过徒步、公共汽车、火车多种交通方式，千里奔袭到了父亲工作的地方——大巴山深处的一个煤矿安家落户。

有跟我相同经历的人应该终身不会忘记这个词：迁户口。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凭粮票买米，当时价格是0.138元/斤。在那个年代，吃商品粮是一件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是鲤鱼跳龙门的事情，是改变自己社会阶层的重大事件。而现在的农民打死不愿农转非，农民身份意味着自己在农村有土地，在城里有工作，进退自如，身边的农村户口的朋友都莫名地骄傲。而那个年代，农转非才是极大的骄傲，农民都想方设法地取得城市户口。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在我们全家要搬走之前，当村子里的大人觉得我很淘气，生气地骂我时用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哼，亏你养了个好爹。当时完全不懂大人们这话的含义，明明是老爸养了我，怎么说我养了爹呢？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心里真的是充斥着各种羡慕嫉妒恨的。

托老爸的福，我们从农村到了他工作的煤矿。到处都是山，我们的生活区就在一条夹皮沟中。因为离城市远，矿上在两年前办了自己的子弟小学。在这里读了一个学期后，我的小学阶段就结束了。

吃商品粮时代的暑假与农民时代的暑假有本质的区别。在农村，一放暑假就是一茬接一茬的农活，从翻红薯到掰玉米、从摘棉花到摘辣椒、从挖花生到打谷子……整整两个月，太阳可以把你烤成非洲黑人、蚊子可以把你咬成斑点狗、稻草可以把你割成网纹瓜……一个夏天下来，你可能长得又黑又结实，却很难见长高，沉重的体力活阻止了你拔高的速度。但是吃商品粮时代的暑假就完全不一样了，没有没完没了的农活，主要任务是写暑假作业，最多再做一点家务活，煮煮饭，洗洗自己的衣服什么的。

而这个暑假，我小学毕业了，没有暑假作业，也不像现在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才艺班、补习班、衔接班。没有，那时候的我，什么都没有。

甚至，带着农村出来的孩子的生涩读了一个学期，我连要好的同学都没有。

我有的，是煤矿旁边的大山，和大山里未曾见过的花鸟鱼虫和各式各样的风景。

（一）桔梗花

夏日的午后是漫长而难挨的，大人要午休，所以家里不准闹腾。哥哥也上高中了，要认真学习，不跟我玩。我通常跟他们一起吃完饭，然后就倒到床上假寐，估计他们大约睡着了就溜出家门，一个人跑到家门口的山坡上。树木郁郁葱葱，知了没完没了地叫。我一棵树一棵树地找，去捉那些透明着翅膀的蝉儿。有一次我明明已经够着了一只蝉，结果没抓稳掉了下来。我急忙在草丛中寻找我的知了，却忽然看见几朵紫色的花，那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漂亮花儿一下子让我忘了在找什么。深深的紫、浅浅的紫，每一朵都是五瓣，像一个立体的五角星。而它的花蕾却像一个完全封闭的铃铛，越小的越绿，越大的越淡。风吹过来，铃铛们相互撞击，是的，它们在跟我打招呼。

这是什么？我蹲下来研究，叶子是绿色的，周围有一圈锯齿，之前没有见过。于是我拔下一株跑去问妈妈，得到一个答案：桔梗，是一种药。

后来，我天天去看我的桔梗花。它的花蕾是最神奇的，开始是绿色的，慢慢长大后颜色就变白一些，还没到洁白的时候，开始出现紫色的纹路，到整个花蕾都紫了时，铃铛就打开了，一瓣、二瓣一直到五瓣。盛开的桔梗花像紫色的灯盏，中间的花蕊就是它的灯芯。紫色的灯盏在绿色的草丛中摇曳，真的漂亮极了。我就看这些花变啊变啊，摇啊摇啊，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有时心急花蕾绽放得太慢，会用手轻轻一捏，“嘭”，铃铛就爆开了，瘦瘦、扁扁的，再慢慢开成灯盏的模样。

不知是哪一天，也不知是哪个阿姨，见我蹲在草丛里守望着桔梗花，便教我了一首歌，她说是朝鲜的民歌，叫《桔梗谣》：道拉基道拉基道拉基……我就跟着她唱了起来：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童年的记忆里，紫色的桔梗花一直在摇曳，“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的旋律一直在回响。

（二）电影百合彩虹

那一年，有一部电影在我们矿上放映——《杨家小将》。

矿上看电影与农村看电影在那个年代还是不同的，虽然都没电影院，都是看坝坝电影。农民看电影是从十里八村、打着火把往放映地赶，火把的长蛇阵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你找不找得到放映地都能够达到。农民不会带着凳子、椅子赶路，到了放映点，或站或坐草垛或席地而坐，小孩子们则一贯在银幕前前后后疯跑，电影完时满场大呼小叫的声音响起，孩子们各找各妈，各回各家。在矿上看电影不需要打火把，只需要提前把各家的凳子、椅子搬出来，排在银幕的正前方。吃完晚饭各家大人孩子就一起来到操场，大人们聊天，孩子们各自玩耍。等到天黑，大人孩子都回到自家的位置上，矿上的领导还要讲上几句，然后加演安全生产、瓦斯爆炸之类的科教片，终于期待了好久的正片开演了。

《杨家小将》讲什么早就忘了，但有一个镜头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气呼呼的牛皋走在森林里，经过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洁白的花，一朵一朵，安安静静地开放，孤独遗世地开放，然后电影里响起了动听的女中声：小百合花啊，开在南方；小百合花啊，开在我心中，啊……

百合花，这个名字从此在我心中扎了根。

煤矿周围的山上，是有这种植物的。从电影里看到百合花后不久，我在家附近的山崖上就看到了本尊。但是它悬得太高了，我是怎么也不可能够到的。哎，真的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忽然有一天，同学的爸爸从更远的山上挖回来一株百合花，又粗又高，早已超过我的头顶。叔叔将这株百合种在了我们公用的洗衣台附近。很快，这株百合长出了绿色的长条形的花蕾，一个、两个、三个。花蕾越长越大，最顶端的花蕾最先吹起了喇叭，百合花终于开了。那时候，我似乎忽然听到了每天下午五点开始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某节目那著名的台标：嗒嘀嗒、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百合花开了，洁白的花朵随风招摇，飘来飘去幽幽的芬芳。总想靠近占用那些香味，总想走近听花开的声音。于是，我开始勤快地洗衣服。那个年代基本上没人听说过洗衣机，什么衣服被子等等统统都是手洗。为了方便大家洗衣服，单位建了公共的洗衣台，提供公用的自来水。洗衣服成了人们聚会的时间，各种故事、各种谣言也在洗衣台聚集、传播。

我只是个小孩子，倒不关心那些大人的故事，我只关心洗衣台边上的百合花。端一盆衣服出去，半天都不会回家。一直到夕阳西下，还盯着百合，跟它对话。我想问它渴不渴，我想喂它水喝。于是我用手堵住水龙头，拧开，让水朝着我的百合喷射过去。忽然，我就看见了彩虹。阳光刚好射在我制造的水幕上，折射出七彩的虹。彩虹的下面，是我的百合花，张着嘴，喝我给它的彩虹水。那彩虹下的百合，像天使长出了彩色的翅膀，带着我的梦在山谷中飞翔。

啊，我童年的彩虹百合。即便过了几十年，那彩虹也从不褪色，那香味也从不淡远。

（三）采蘑菇

大山里的夏天，有各种各样的玩乐。在以后的岁月里，最经常走进我梦里的是采蘑菇。

小学要毕业的那个“六一”儿童节，学校的同学表演了一个舞蹈——《采蘑菇的小姑娘》。漂亮的小姑娘，穿着漂亮的裙子，在音乐声中翩翩起舞，“她采的蘑菇最多，多得像那星星数不清；她采的蘑菇最大，大得像那小伞装满框，噻箩箩箩箩里噻箩里噻……”

从那天起，我就期待上山去采蘑菇。一直要到七月，天气够热，下一场雨，蘑菇会疯长，第二天，就可以去采蘑菇了。

一放暑假，每天吃完晚饭，我就急急地催父母赶紧上山散步，生怕去晚了满山的蘑菇被其他人采完了。大巴山区的蘑菇品种很多，我采到最多的是红蘑菇，《本草纲目》记载“红菇味清、性温、开胃、止泻、解毒、滋补、常服之益寿也”，据说明清两朝这蘑菇是贡品；鸭蛋青，学名青头菌，总是以成对形式出现，密林中只要发现一朵，一米之内一定有另一朵；面包菌，牛肝菌的一种，菇盖下面一层像全麦面包一样的东西，我们通常都会把它去掉，吃起来非常脆、滑；鸡蛋菌，那漂亮的金黄色至今在我记忆深处闪烁。

那时候山上更珍贵的是青冈菌，只要发现就是一大丛，一小朵一小朵簇拥而成；灵芝菌，虽然不能吃，但药用价值众所周知；还有一种黑得像煤炭一样的蘑菇，叫菌王，据说如果找到它，至少会幸运一年，在大山里的所有日子，我没有采到过一颗菌王；而最不受我们待见的是石灰菌，白色的，肉质粗糙，当地的山民会采他们晒干，拿出去卖，但我们是从不采它来鲜食的。

运气好的时候，可以采到一背篼的蘑菇。天黑前背回家，洗干净，然后用好多的大蒜一起煮。据说大蒜可以鉴别蘑菇是否有毒，蒜变黑了，就不能吃。蘑菇煮好后捞出，和腊肉一起炒，那个香味，鲜美至极，弥漫在黑暗的山谷中，引来左邻右舍，一起分享美味。虽然每人也许就只能夹一筷子，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家也都很满足了。

（四）我的老师是罪犯

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暑假就要完了，我该上初中了。因为大山的阻隔，没有什么正式的、教学水平高的老师会在矿上的子弟校教书，加上孩子们来自四面八方，各自的学习进度、水平都不一样，所以整个学校没有几个成绩好的学生。小学毕业县上统考，班上四十来个孩子，考上镇初中的只有一个。好在总部有子弟中学，隔我们煤矿大约50公里。之前的孩子都是到子弟中学去上学，住校，周末坐班车回家。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高速公路，那时的公路一路的盘山，坑坑凹凹，尘土满天，路上流传着众多的翻车故事。那时候的车也不像现在的车，走在路上一定可以看见打不燃火的、开锅的等等各种故障，路边修车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矿上的孩子们周六下午从学校坐车，颠簸3、4个小时，吃晚饭时才能到家；星期天中午吃完饭又再坐车颠簸一个下午回到学校。遇到下雨就更惨了，路可能被冲毁，汽车要从河里开过，洪水太大就只有打道回府了；司机技术好，车况好就顺利到达，如果遇到不太好的车况，或者司机技术不过关，可能一车人就要在山上露宿了。这个上学的过程孩子们辛苦，家长更是不放心，但是没有办法。

本以为我会跟哥哥一样，到子弟中学去上学、住校。但是忽然听爸爸说，子弟中学的条件限制，今年接纳不了我们矿上这么多孩子过去上学。到镇上去读人家又不收，怎么办？四十来个孩子，总不能辍学吧？

不知道是谁最先提出了这个建议：我们矿上自己办一个初中班，在犯人中找表现好、改造好、教过书、水平高的人来教这些孩子。

这个最重要的背景一定要交代：父亲工作的煤矿是其实一座监狱，建成于20世纪六十年代。父亲，是一名监狱干警，我就出生在监狱，是一名监狱子弟。但母亲是农民，那个年代孩子的户口都随母亲，所以我也是农民，并且在上小学前回到了农村老家。

初创时期的新中国，财政极度的困难，为了巩固新政权、振兴中国经济，防止罪犯坐吃山空，国家把绝大多数监狱都建立在了偏远、荒凉的山区、湖边进行生产。同时，一些原有的城市监狱，为了政权需要，也纷纷搬到偏远之地。“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所以那时候的监狱又称为劳改队或者劳改农场。父亲所在的监狱，犯人的劳动任务是挖煤。

那时候，监狱系统广为流传一句话：犯人，判的是有期徒刑，干部判的是无期徒刑。监狱干部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因为监狱干警的艰苦奉献，国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对监狱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包括让监狱干警家人团聚，将监狱干警家属从农村迁移到监狱驻地，从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

于是监狱迁来人口越来越多，孩子也越来越多，于是出现了原有学校无法承载的现象。所以，我们，去不了子弟中学。

按照国家对监狱的要求，新中国的监狱与历史上的监狱有着本质的区别，除了让犯人劳动，还要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担负着教育改造罪犯的历史重任。父亲及他的同事们相信自己对犯人的教育改造是有成效的，相信他们教育改造好了的犯人是可以教育他们孩子的。这是这个重大决定出台的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也是新中国监狱干警的强烈自信。

于是，矿上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初中：报监狱总部批准、调阅犯人档案、调查教过书的犯人的改造情况、组织拟用罪犯考试…..最后经过层层筛选，确定了老师名单。除了思想政治课兼班主任老师不是犯人外，其他任课老师都是在押犯。

因为从小就见惯了犯人，所以对罪犯在心里并没有外界人士的恐惧。既然学校说他们是我们的老师，他们就是我们的老师，心中对他们还是保持应该遵循的师道尊严。但是每天他们来给我们上课，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所有的劳改犯都住在有电网的高墙内，进出门都必须有干部带队，在大门口要向守卫的武警报告。我们的几名老师也不例外，每天在我们上课之前在干部的带领下列队走到学校，放学后再在干部的带领下回到监舍。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带队的干部还要在学校监督，看这些老师是否认真教我们，后来就不管了，上课、放学也不统一带队，由各位老师自行往返监舍了。

外界的人士总是会有各种担心：这些犯人不会对孩子们作出不利的事情吗？这些犯人不会乱教孩子吗？这些犯人会不会把孩子当人质？这些犯人在这这么宽松的环境下不会跑吗……

且不说本身这些老师的产生经过了极其严格的筛选，思想改造已经比较彻底，基本上他们是不会产生作乱甚至逃跑的念头的。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要成功逃跑也是非常困难的。与其逃跑不成功被追回来受惩罚、加刑并且永远不可能回到轻松的教师岗位，只能下到几千米深的坑道下去挖煤，还不如安安稳稳做个老师。显然这些老师没有逃跑的理由，更不可能做出对学生不利的事情，因为这些孩子的父母就是直接管教他们的干部，有任何风吹草动，父母们都会立即做出反应。这些老师能做的，只有好好地教这些孩子。轻松享受老师的寒暑假，教好了还有减刑或假释的机会。

其中教得最好的是我们的英语老师，一个二十几岁的英俊小伙，严打中因为强奸罪被送到这里。具体是怎样的犯罪情节我们作为孩子是不知道的，只知道很喜欢上他的课。他会用很多的手段来激励我们学习，比如考到100分，可以得到他自己做的“华容道”棋。虽然我从来没有考到100分，到底是离它很近的，事实上全班的英语成绩都不错。

（五）捡柴

但是，在对待这些犯人老师的态度上，大人的角度和孩子的角度还是不一样的；不同的大人看待用犯人来教孩子这个事情上也是有争议的。这个争议是在冬天犯人老师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烧煤烤火时爆发的。

大巴山里的冬天是比较寒冷的，每年都会下几场雪。当地的山民每家每户都会有一个火塘，烤火烧水做饭都在这个火塘上。矿上的干部屋子里没有火塘，但是在冬天办公室及家里都会烧煤炉，可以烧水、做饭。每天早上生炉子，煤炭开始燃烧，整个屋子就都温暖了。但是在犯人住的监舍里，因为人多、煤炉在屋子中间不安全、容易一氧化碳中毒等原因，是不允许烧煤炉的。

但是我们的犯人老师们白天不在监舍里，几个人在一个办公室里。而这个办公室里原本就有炉子。一进入冬天，这些老师看见其他办公室在生炉子烤火，他们也自觉地把炉子生起来了。

这一下在大人里面就炸开了锅。当初选犯人教我们时就有一些干部反对，总觉得让犯人教干部的孩子不对劲，只是集体已经决策，反对也无用。现在这几个犯人在学校里完全就不把自己当犯人看了，居然跟其他老师一样烤起了火，这肯定是不行的。于是就能不能烤火的问题，矿上的干部们就吵起来了，以至于延伸到了能不能让他们教书的问题。在争论没有结果之前，这些老师肯定是不能烤火的。

老师们不能烤火了，并且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上课也成了悬案。办公室房门紧闭，只有该上课的老师进出，其他老师都不出来，学生也不让进去。以前每天进进出出老师办公室无数趟的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办公室呢？

晚上回家，同学们终于从各自的父母处听说了事情的部分说法，他们只告诉我们这些老师不能用矿上的煤，不能烤火。我们心里很同情这些老师，这么冷的天不让烤火，那不是很冷很可怜吗？既然不让用矿上的煤烤火，那就不用矿上的煤嘛，同学们立即团结起来，决定去捡柴给老师烤火。

第二天一大早，同学们就爬到学校后面的山上捡柴，到上第一节课之前，同学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都抱了一捆柴，堆在这几个老师的办公室门口。看着我们捡的柴火堆积成的小山，几个男人无声地流下了眼泪。

过了几天，老师们又让我们进办公室了，屋子里生起了煤炭炉子，温暖包围着每一个人，老师们的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

记得后来，我们升入总部的高中，矿上的孩子在高中班上成绩都是领先的，我们的成绩证明，我们的犯人老师尽到了老师的职责，并没有乱教或者误导我们。再后来我们那些老师减刑释放都回到原籍，我们再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初中老师，除了班主任，我们再无法回去看望，只能留在记忆深处，用岁月去凭吊和致谢。

那一段岁月，高墙里是黑暗，山谷外是未知的光芒。我们整日游荡在山谷里，是自由开放的小花，也想搭乘朝露和晚霞，飞跃山谷，去寻找那未知的快乐。而高墙里的一切，让我们铭记，这些黑暗的段落，人生永远不要去描绘。童年，一去不复返，而这些记忆一再指引我们的人生，朝越来越亮的山口飞奔。

（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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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朱鹰、邹开歧

主编：姚小红

编辑：洪与、邹舟、杨玲、大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