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学派陈亮的散文文学主张：文以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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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思想史上出现了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是为学主经世致用，和理学家为学讲义理而以个人道德修养为归判然有别。其散文文学思潮的高涨，则前与汉初、汉末文风兴起的势头相接，而后在与理学（包括其文论观）的斗争中自然形成。

陈亮十多岁读书即“独好伯王大略、兵机利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会试落第，竟从乡间赴京伏阙上奏《中兴五论》。坚定的抗战态度和强烈的功业心，使得他的论学主题总不离对现实政治出路的关注。治学从史学入人手，承继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为现实“因时立制”的精神，以治天下贵乎实”立论。他认为王道、霸道不相对抗，义和利原可统一，并说“天理、人欲可以并行”。朱熹说他“舍穷理尽性而谈世变，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

陈亮指斥逃避现实的道学家，说：“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为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为性命乎！”并说自己“口说得，手去得，本非闭眉合眼，矇瞳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公开申言“左袒非朱，右袒非陆”,对道学的抨击，不遗余力。其为人为学，真有“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气魄，和“擎拳撑脚，独往独来于人世间”的独立精神陈亮的散文文学主张，突出的有三点。

一是“变文格”以增强文章的经世致用功能。他说“古人重变法，而尤重于变文，则必有深意焉”,实将改良文风和政治上的变法等同起来，强调的是改良文风以适应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二是主张“文以载道”。他说:“古人之于文也，犹其为仕也。仕将以行其道也，文将以载其道也。道不在我，则虽仕何为？虽有文，当与利口者争长耳。”陈亮此说实是对韩愈“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的发挥。

他讲的道自属经世致用之道，而非道学家之道。由此出发，陈亮便十分重视散文的立意和所言之理的高超和语言的朴素，而赞成杜牧、黄庭坚的说法。他讲：大凡论不必作好语官，意与理胜则文字自然超众故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不为险怪之辞而自然典丽，奇寓于纯粹之中，巧藏于和易之内。不善学文者，不求高于理与意，而务求于文采、辞句之间，则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昔黄山谷云：“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书作论法后》）他讲“论不必作好语言”,自是突出意、理的重要性。所谓“好语言”,当指诡异、险怪、华艳之词。他对作者使用达意之词、“辞顺”之辞，是不反对的。

三是如前所述，陈亮有意广泛吸纳前人的散文创作经验，用以扭转时下文风的萎弱。为此，他编了《欧阳文粹》、《苏门六君子文粹》,并要学者通过学欧文以上求三代两汉之文。但他又要学者不要拘于古人文法，要能自出规模。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言陈同甫作文之法曰：经句不全两，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若用古人语，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处。至于使事而不为事使，或似使事而不使事，或似不使事而使事，皆是使他事来影带出题意，非直使本事也。若夫布置开阖，首尾该贯，曲折关键，自有成膜，不可随他规矩尺寸走也陈亮崇尚爽朗、健拔的散文风格，这在他的说理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其文“文字轩翥”（陆九渊语）,“萦映妙巧,极天下之奇险”（叶适语）,“意思挥霍，气象张大”（刘熙载语）。

陈亮的散文主张和文风在当时颇有影响，其弟子刘过诗文亦多粗豪、抗厉，跌宕纵横、任气跞弛更甚于师。又刘过为文好出豪壮之语，有诙奇排奡之风，亦属陈亮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