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方日记》的8个问题：文学没有国界 但文人有

谈谈和《方方日记》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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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热心读者给我留言，让我谈谈《方方日记》。

随着年岁增长，面对热点问题，我更倾向于选择等一等：

情绪更容易点燃，但理性更有助建设。

在正式谈这个问题之前，我要先说两点：

第一，《方方日记》开始连载后，我读过一些，不是全部，特别是疫情最焦灼时期，她写的文，我基本都看了。

第二，疫情期间，我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过方方。

一次是，2月19日的二条，我引用了方方说的一段话：

“现在，我虽然不是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但我还是个作家。

我非常想提醒一下我的湖北同行，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你们下笔时，请思考几秒钟，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果要谄媚，也请守个度。

我虽然老了，但我批评的力气从来不老。”

这个引用至今仍在。

它来自疫情初爆发时方方的警告，也道出了我的心声。

我至今都觉得，武汉疫情爆发之初，湖北时任决策者的应对不及时。而中国能拥有今天抗疫的成果，最值得颂扬的，是团结逆行的一线工作者，和平凡朴实的中国老百姓。

第二次提到方方，是我在悼念李文亮的两位同事江学庆、梅仲明时，提到《方方日记》也写道：熟悉梅医生的人，对他的评价都很好。

这篇文至今也在。

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我们要记住那些在战疫中牺牲的战士，要记住他们也是普通人，有过热气腾腾的过往，有过闪闪发光的梦想，他们被永远地困在这个多事之春里，但我们不该将他们遗忘。

说完这两点，我再从个人的角度，谈谈对《方方日记》的看法。

1.

《方方日记》客观吗？

武汉封城76天，《方方日记》写了60篇。

既然是个人日记，就决定了文字本身的私人化，很难做到客观。

就像我们这些自媒写手，对某个热点事件发表评论，我们所写的文字，是我们自己见解和格局的显现，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事情本来面目的完全展现。

或者说，任何一件事，只要形成文字，就已经失去了完全意义上的客观。因为文字承载的极其有限，而每个写作者都有残缺。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方方日记》，觉得它客观还是不客观，认为它是有点悲观还是非常真实，都要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局限，是所有写作者的宿命。

但今天，人们之所以揪着《方方日记》不客观这点不放，我想，不是对她私人化感悟和评价的抨击。

而是对于疫情事件中，已被证实为谣言的部分——比如殡仪馆堆满无主手机，还在抢救的护士被写成已经死亡——未加求证也没有修改的不满。

这世上没有完全客观的作品，但作者当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2.

《方方日记》该写吗？

烈士李文亮说，这个时代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从这个角度看，阅读量篇篇１０万加的《方方日记》，有着大量的追随者，也说明这种声音不是方方一个人的心声。

这些追随者，未必就认同方方所写的每一篇、每一段、每一句。

我更倾向的立场是：

这场突如其来又旷日持久的疫情，在每个中国人心头都引发了一场天崩地裂的地震。

为了治愈内心的满目疮痍，每个人都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那些善于表达的作者所写的文字，就成了通往出口的那个通道。

我们在那些文字里流泪、惊慌、疼痛、悲伤，在泪水中获得清洗，又在共情中获得力量。

所以，身在疫情中心的方方，有权写她的日记。而那些阅读方方日记的人，看见的和治愈的，其实不是方方，而是他们自己。

至于后来，支持方方把日记写下去的人，为何在日记开始国外预售后，对方方不满，这不是该不该写的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

任何书写，都是有意义的。需要审视的，是写作者的发心。

3.

《方方日记》能出版吗？

鲁迅先生说，写出来的东西，还是有人看得好。

传统作家的身价，源自他们作品的畅销程度。自媒写手的身价，取决于他们文字的传播力度。

每个写字的人，都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被更多人看到，这不是虚荣，而是本能。

所以，尽管在网媒上，《方方日记》已流传甚广，但如果能集结成册，变成铅字，成为畅销书，获得大奖项，那自然更好。

从这一点上，大部分人不反对《方方日记》出版。

《方方日记》的出版，之所以引发争议，形成站队现象，主要两点：

第一，在国外先出版。

第二，有被人当枪使的嫌疑。

尤其是第二点，当抗疫战演化成政治战时，过于私人化的《方方日记》，成为了西方政客妖魔化中国的一个“罪证”。

阅读匮乏的年代，普通百姓并不关心哪个作家出了哪本书，但绝大部分人都不愿看见自己的国家陷入险境。

尽管，这危机，并非由一本书引起，但这个时候，一本书会增加一宗罪。

4.

《方方日记》为什么不该叫《武汉日记》？

《方方日记》就叫《方方日记》，这没有问题：一个叫方方的作家，疫情期间写了她自己的日记。

但把《方方日记》改成《武汉日记——封城60天的记录》，并不妥：

虽然出版社和销售商，更愿在矛盾扩大的冲突中，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方方一个人的日记，无法代表武汉1000多万人的日记，更谈不上是封城60天抗疫的记录。

至于将这本日记形容为“来自疫情中心源头的报道”，封面设计为别有用心的红底黄字黑口罩，以此去诋毁中国抗疫封城是“将人们禁锢在监牢里”，中国体制腐败专制无人权，就显得有点下作了：

西方体制那么自由美好高大上，面对病毒不照样束手无策。

尽管后来，方方本人解释澄清，说她不懂英文，翻译没有注意，很多细节随后都会修改，但这样的“第一印象”，还是伤害了很多国人：

时至今日，科学家也无法证明，武汉是病毒的发源地，生于武汉、长于武汉且成名于武汉的方方，不该把自己的日记，取名为一座城的日记。

5.

《方方日记》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出版？

《方方日记》目前只是预售，正式出版还要等几个月。

不管是在哪国出版，出版社之所以这么着急打出这张牌，不仅仅是出于资本的考虑，更像是对中国的发难：

以中国人自己的文字，攻击中国人自己的抗疫，让中国为世界疫情的大爆发买单。

翻译成英文的这本日记，会以语种优势煽动更多西方人，通过一本书定义当下中国，进而去支持那些提出“庚子赔款”的西方政客。

从方方个人角度考虑，65岁的她，自1978年开始发表文章，至今已写作42年，获得的最高奖是2009年的百花奖和2010年的鲁迅文学奖。

如果，在这场堪比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疫情里，她的这本日记能给她带来海量销量和至高声誉，她自然要去搏一搏。

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这种愿望的达成，是以迎合西方的仇华心理、矮化中国的牺牲付出为前提，很多人无法接受。

这种情感，或许也不是方方抨击的“极左”狭隘，而是大部分国人的朴素情怀：

最难的时候，当和这片土地站在一起。孤独的赤子，不会此刻想着出名。

6.

《方方日记》为什么引发争议？

我觉得，这场疫情，不仅在大部分中国人内心掀起了战争，也在复杂多变中，修正了我们的认知。

3月中旬开始，疫情主战场从中国转移到欧美，整个局势都复杂起来了。

我们明显能感觉到，伴随多国对疫情防治的不力，欧美国家开始不断沦陷，西方政客为转移国内矛盾，纷纷开始甩锅推责，试图让复工复产的中国当接盘侠。

承受了疫情之灾的中国，又开始承受舆论之殇，处境越来越艰难。

方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她在3月中下旬才和外国出版社接洽，商量并决定出版日记的。

我们不妄自揣测这是巧合，还是另有他因，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立场，本能地觉得此刻出书，事有蹊跷。

在《走到人生边上》这本散文集里，耄耋之年的杨绛先生回忆当年，战乱动荡恐慌中，她和钱钟书先生始终不愿离开祖国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

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一个“父母之邦”，看得人双眼一热。

没有人要求文人必须高尚，但大是大非的选择，可见修为。

文学没有国界，但文人有。

7.

反对《方方日记》，就意味着忘记反思？

听说因为对《方方日记》的不同立场，身边很多朋友都闹掰了。

其中有个声音是：

谁反对《方方日记》，就意味着谁忘记反思。

面对疫情，仅仅因为外国人比我们做得差，我们就可以不用反思了吗？

当然不是。

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和一个强大起来的民族，在灾难事件上，从来不该向低处看齐，而应该向高处着眼。

这种反思、追责和弥补，不会因一个文人的日记而忘记，而要为一个国家的未来而践行。

而避免悲剧的方式，从来不仅仅是记住苦难，而是不再有。

所以，有没有《方方日记》，我们都要反思和问责。

8.

除了讨论《方方日记》，我们最该做什么？

不管我们反对也好，支持也好，生气也好，无所谓也好，以《方方日记》为原型的《武汉日记》（或者是别的书名），还是会在国外发售。

这是必然的现实。

而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灾难和机遇，我们不敢妄下断言，但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中国人——依然选择相信：

新冠肺炎最先在中国爆发，但不一定起源于中国，也不是中国的原罪。

中国的动作，并非完美，但为防止疫情蔓延，作出了最大的牺牲和努力。

现在，是抱团取暖的时候，是万众一心的时候，是脚踏这片土地的每个人，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做好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提前到来，我们却可以在今天，做好自己的工作，照顾好家人的生活，善待周围的朋友，活出自我的热望，不负中国人的称谓。

疫情之下，摒弃狂躁戾气，保持内心定力，踏上眼前路，升起一团火，当个建设者，朴朴素素做好自己，是当下的中国人，都要认真写好的集体日记。

我是娜姐，周二热点解析，愿你们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