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阿左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

汪曾祺在文章与访谈中都毫不掩饰他对西班牙作家阿左林的喜爱，也直言其受到了阿左林的影响。“大学期间，我读了不少翻译的外国作品，对我影响较深的有契诃夫、阿左林、伍尔夫和纪德。”阿左林在当代中国并不非常出名，但是他在民国被翻译之后，以其独特的风格，鲜明的文体受到了当时多数京派作家的喜爱与推崇，这一脉络延续至汪曾祺。他甚至说过：“阿左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

读阿左林的小说，与传统小说有着迥然有别的阅读体验，他的小说是一种散文化了的小说。阿左林认为小说并不一定要有结构。这与他的人生观是趋同的。他说：“人生是没有结构的；它是有变化的，多方面的，流动的，矛盾的，完全不和小说里那种相称的，几何学的样子相同。”他的小说是流动的，就像汪曾祺所说的，像一条溪水。他的流动是与人物同步的，或是作为主人公的“阿左林”，或是匠人，或是王公大臣；或许是朝着生活的一个片段前进；或者是思绪随着时间蔓延。

阿左林在中国首先被注意到的是他的极其出色文体。徐霞村在翻译时指出：“他在最近西班牙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他的文体。他的文体是短简而明洁，完全找不到那传统的……散文的陈套的构造，修辞的句子，以及骈偶和对比。”阿左林的语言是简短而朴素的，汪曾祺也在追求的语言的精确传神，用极简短的文字描绘事态。

但对于汪曾祺来说，阿左林对其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散文化的小说结构。这对其一生的小说创作都有着极其显著的影响。

阿左林的文体风格与他的人生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阿左林的人生观是散文的，他的小说向生活靠拢，形成一种“流动的”“变化的”“散文化“的小说文体，这是其小说形式的最大特色。我们可以说他的小说没有结构的，是反结构的。而传统的小说讲究情节的戏剧性冲突，汪曾祺喜欢拿三大短篇小说名家作比较，“莫泊桑，还有欧亨利，耍了一辈子结构，但是他们显得很笨，他们实际上是被结构耍了。他们的小说人为痕迹很重。倒是契诃夫他好像完全不考虑结构，写得轻轻松松，随随便便，潇潇洒洒。他超出了结构，于是结构更多样。”

汪曾祺认为散文化小说应当如行云流水般自在，阿左林的散文化小说更是体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汪曾祺对于阿左林文章的评价是流动的溪水。阿左林是善于写短篇小说的，溪水般的流动适合在短篇小说上展现。正是这种溪水的流动，促成了“简短而明洁”的特点。《卖饼人》中的卖饼人在街头一遍遍呼喊着“大饼馒头”，然后与丑角说了两句话，他回到家，妻子问他：“马思多，卖了很多饼吗？”他把饼筐放在桌子上：“一个也没卖”。就是这般简洁的叙述就构成了一篇小说。

汪曾祺极力推崇散文化的小说，认为小说的散文化是文学的一种趋势。他自己也在孜孜不倦地践行着小说的散文化。这种如散文化小说行云流水的表达也是汪曾祺自己小说的特点，如《大淖记事》开篇从“淖”字散开来写，写风土人情，写锡匠，洋洋洒洒后，再接续到十三子，这是汪曾祺的随随便便。

除此之外，汪曾祺似乎也受到了阿左林人生观的影响。汪曾祺的人生观孕育于孩童时代，孕育于归有光的散文，孕育于他受到的家庭教育，孕育于他穿行在大街小巷与店铺工匠的来往。在西南联大读书过后，又在中国传统孕育的基础上接受了阿左林文学与生活同构的观点。

他说：“生活本是散散漫漫的。文章也该是散散漫漫的。”由生活的散漫而入文学的散漫，此“散漫”可作二解：一是文章结构的散漫，似行云流水，“无为而法”“结构‘随事曲折’，好像没有结构”；二是内容的散漫，“小说是谈生活，不是编故事；小说要真诚，不要耍花招。小说当然要讲技巧，但是：修辞立其诚。”

他将生活与故事对立，强调一个真，一个假，弱化了“虚构”在小说中的重要性，在小说中谈生活，对生活回忆，所以他的小说大都有原型，在此之上再进行改写。汪曾祺的文体做到了散漫的生活与散漫的形式的统一，小说与生活的统一。阿左林对于汪曾祺的形式结构无疑是具有巨大影响的。无怪乎汪曾祺说：“阿左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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