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考文为何让文会馆坚持教授中国的传统的儒学课程？

我们都知道西方跟中国在教育上是不一样的。但是登州文会馆还实践着狄考文教育理念的第二个指导原则，那就是在学校教育中，坚持使用中文授课，并且在教会学校中第一次开设了传统的或许被有些人认为已经落伍了的儒学经典课程。学校的毕业生能熟练掌握儒学经典《四书》《五经》，还具备撰写策论、作诗赋文的能力，俨然也具备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气质与素养。因为学习传统儒学经典需要大量的时间，所以这些课程实际上在文会馆的课时安排上也占有很大比重。这好像就是一个悖论，但从狄考文的观点来看，这些课程的学习又是必需的。狄考文认为，儒学典籍顶多只能看作是一种理想中的政治与道德秩序，否则，它们将沦落为各种琐事的集合体……或者用华丽辞藻堆砌而成的谚语的迷宫，过于抽象，而没有实际意义。他甚至对培养学生步入政界成为权力执掌者没有任何的兴趣。

尽管至1885年，文会馆最早毕业的18名学生中，除去一人外，全部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地方政府组织的科举考试县考。邦就烈对此也非常自豪，她曾说：学校的所有学生，在他们毕业离校之后，没有一个以参加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对此已没有任何兴趣。他们都表示，在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和理解了基督的真谛之后，对传统儒学提倡的入仕思想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兴趣。狄考文认为，凡事一旦确定值得去做，就应该尽力做好。他允许学生参加县考，就是为了宣传和检验文会馆的办学水平。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如果不熟悉儒学经典，就不会被认可为是个有文化的人。既然中国有这么一种社会氛围，文会馆的合格毕业生就应该具备丰富的传统儒学经典知识，这体现了他们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修养。狄考文经常将中国传统儒学典籍和他在美国杰弗逊神学院时期学习的枯燥乏味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做对比。

狄考文也不喜欢学习这两种文字，他认为这两种文字在异端意义上来说，并不比中国传统儒学典籍好到哪里去。但他依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去掌握它们，因为如果不这样，他就不会被看作是一个有教养和有文化的人。对狄考文来说，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就和学习中国儒学典籍一样，也是一件不得不为之的无奈之举。同时，狄考文还进一步认为，中国儒学经典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掌握它们之后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好处。他坚定地相信，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经常使用的死记硬背这一方法，是一种对自律能力的锻炼。他同时还认为熟练阅读和流畅书写中文也是一种重要能力，这是接受其他课程教育的基础。那些已经熟练掌握了儒学经典作品的人在其他方面的学习中往往也说，传统儒家学说中的某些思能游刃有余，表现同样优秀。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儒家学说中的某些思想也是非常正确的，比如也强调要善于思考这样才能获得知识的真谛。

文化修养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才能被中国的知识阶层认可，也才有可能打入这一群体，进而在他们中间宣传、推广基督教思想，并最终实现使他们皈依的目的。通过亲身感受，狄考文意识到，一部书如果由外国人来撰写或者翻译，一段话如果通过翻译来表达，其结果必然会失去其中一些珍贵的东西，其最初的生动和活力往往会荡然无存。而如果作者、言者就是接受过教育的当地人，他们就能够熟练运用自己语言的最适当表现形式表达出最准确真实的意义。在文会馆，很多人都认同这一观点，正是那些有文化的、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徒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狄考文注意到，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具备熟练读写的能力，这将对更加实用的用官话而不是用文言文编写的文化书籍产生需求。

这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根本不需要预测，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1896年，狄考文提出：随着官话自身地不断丰富和完善，它取代文言文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文会馆的毕业生既要掌握用文言文的华丽辞藻进行空洞表达的方式，同时还要掌握官话表达的平实自然和言之有物的特点。就在这一年，在文会馆的教学过，学生们在作文、阐释、辩论中，都已经习惯使用官话来表达，这距离文会馆开设传统中国儒学经典的教学内容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了。其次，用中文进行教育是狄考文坚持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西方科学技术课程，在文会馆中也是完全用中文来教学的。从理念上说，狄考文将儒学典籍与西方科学技术这两类课程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儒学典籍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必将使中国发生改变，但它首先必须要通过中国文字这一媒介才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而中国文字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在西方科学技术引进中国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和西方科学技术两者相互影响，在形式上都将发生一些新的变化。狄考文希望，接受了这两方面教育的中国基督徒，不但要熟练掌握这两方面知识，还要理解这两方面的相互关系，并推动这两方面的相互促进、融合和更新。在他们学习的过程中，其自身必然会受到所学习内容的影响，通过理性思考和分析，就能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点。狄考文从来没有怀疑过，文会馆的学生将会成为中国基督教徒的领袖。在他的计划中，文会馆培养学生的目的，不仅是消除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更在于在科学技术的引导下培养他们的理性主义。从他个人的理解来，所谓科学，事实上就是上帝教诲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比如历史学。如果能够做到用合适的形式、虔诚的心态，来传授这些科学知识，必将使它们在传播福音和基督化中国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第三，以上狄考文雄心勃勃的计划如果能真正得以落实，就会产生一个重要的成果，这也是狄考文坚持的第三个原则：努力发展浓厚宗教氛围影响下的教育。学校存在的主要目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为改变信仰服务，也不是简单地传播知识。学校的真正价值，在于塑造和培养人的高尚品格和道德操守。这种高尚品格和道德操守，在狄考文看来，只能通过全面教育才能实现，并且必须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来做支撑，也就是说，知识的掌握和教育的引导是必需的，高尚品格和道德操守不可能会与生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