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秦汉：儒家思想的兴起和道家思想的再起

01政治和社会背景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严酷无情的对内政策和纵横捭阖的对外政策，而这些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法家哲学。秦朝灭亡后，人们责怪法家的严酷寡恩，就这样，法家成为秦朝统治者失败的替罪羊。而在诸子百家中，思想距离法家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因此，很自然地，时代思潮便顺着儒家和道家摆动。

汉初，道家思想曾一度盛行，被称为“黄老之术”。在道家的政治哲学中，一个好的政府，只要把前朝“苛政”取消，其后做事越少越好。这无疑正是汉初大众的要求。汉高祖刘邦进咸阳时，曾向民众“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之外，秦朝的一切苛法都予以废除。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重新恢复，君王开始想要有另一番作为，此时，道家哲学不再适应时代和统治者的需要，于是，君王又重回儒家哲学。

02思想的统一

秦朝为确保治下的中国统一，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统一思想的政策。李斯为此提出了一项严酷的建议：一切史书，除秦朝之外，其他“百家”之说及其他文献，除必要存档外，都应上交政府予以焚毁，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这些严酷的措施导致秦朝统治迅速灭亡。汉朝兴起时，许多古代文献和“百家”著作又重新出现。虽然汉室皇帝同样想统一全国思想，但由于前朝之鉴，他们希望寻求一种新的统一思想的方式。这时董仲舒适时地出现了，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颁令以儒学为国家正统之学，又以“六经”占统治地位。而且官方还规定，任何人想从政做官，必须学习儒学和六经。当然，这一政策比秦朝温和，私授其他各家思想并不会被刑罚，只是被主流社会所边缘化而已。

另外，在儒家所倡导的教化上，统治者也给予无上的重视。史书记载，汉初平定天下之后，汉高祖召令儒生叔孙通率领一班人，拟定一套宫廷的礼仪。在首次举行相应的礼仪之后，刘邦踌躇满志地表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儒家不仅有思想，也谙熟古代文化遗产，这也是它胜于别家的优势。

当帝国快速发展以后，统治者为了适应新情势，又采用更擅长在新情势下提出新统治方法的法家思想。正统的儒家往往责备统治者“外儒内法”，但事实上，在统治者看来，儒家和法家各有运用范围。儒家在社会体制、精神道德和学术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法家则在施政的原则和统治方法上占绝对主导。

03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由于官方的扶持，汉朝中后期时，孔子的地位已经被推崇得很高。他们把“六经”奉为孔子所作，并且，认为他在“六经”之后，又写作了“六纬”。在“纬书”中，孔子的地位被抬到历史顶峰，有说他预测未来，为汉朝制定了律法，有说他是黑帝大神的儿子，曾经行了许多神迹，孔子被推上了神位，俨然如中国版耶稣。

事实上，“纬书”是汉朝的著作，伪托孔子而已。不久之后，儒家中更现实和讲求理性的一派起来反对关于孔子和儒学种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他们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君王，而纯然是一位圣人，既没有预知汉朝，也没有制定律法，只是继承了古代文化的伟大遗产，赋予它新的精神。这部分儒学家组成所谓的“古文学家”，他们声称找到了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古籍，是以古文写成的。其实，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实则是早前儒家内部理想和现实的区别。古文学家接续了荀子一脉。

杨雄和王充

古文学派学者杨雄就是一个例子，他所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子》和《易经》中“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影响。而该时期最大的思想家王充，在他著名的大作《论衡》中充满了对各种偶像的科学怀疑主义精神，他说：“《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本着这样的精神，他猛烈地攻击阴阳家基于目的论和机械论来谈天人感应。

道家与佛家

王充的思想为道家哲学思想的复兴（也即所谓的“新道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

两晋时期的著名学者，思想上往往都是道家思想，但他们不少和佛教高僧结为至交，双方对彼此典籍思想非常熟悉，往往有心领神会的思想交融，即“禅”的精神。事实上，禅宗即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是这种交流的产物。

公元220年，汉朝灭亡，随之而来的政治分裂和动乱一直持续到隋朝统一前夕。其间4个世纪，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悲观思想弥漫。而当社会陷入动乱之时，民众倾向于批判现存政治制度，道家思想就作为给人们提供一个超脱现实、逃避政治迫害的思想体系而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