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时 张学良放弃东北 给当时的中国造成了多大影响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最感痛心的一段历史，虽然最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在14年抗战中，中华民族也遭受到了空前的浩劫，蒙受了巨大的伤亡和精神创伤，直到今天，仍然时刻激发着中国人难抑的屈辱和愤慨！
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放弃抵抗，不战而逃，将东北大地拱手让于日寇，在“送”给日本一个巨大的后勤基地的同时，也让日本人的侵华信心急剧膨胀。
所以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有一种不甘的“假设”——如果张学良当初能拿出一个血性男儿的勇气，率领东北军与日军抗争，结果会怎样呢？
其实，张学良也曾经有过捍卫领土主权的勇气和魄力，就在九一八事变两年前的1929年，为了收回苏联占有的中东铁路，张学良率部与苏联发生了一场战争，结果惨败，张学良也由此认识到了中国军队与列强的差距，所以面对日寇的挑衅，再无勇气应战。
实际上，张学良没有觉察出来，其实中东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这两件事有着根本的不同。
中东路事件其实是张学良挑衅在先，中东路是历史问题，承认沙俄侵华罪行的苏联已经同意归还中国，日程都和张作霖谈好了，所以张学良这个时候发起战争是不理智的，他没有看出来日本才是中国人的大患，所以，中东路事件张学良也没有得到全国人民多少支持，南京政府也不赞同。
因此，到了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觉得，如果自己跟日本人打，很可能又是“出力不讨好”，让南京看笑话。
其实，如果张学良意识到抗日是无比神圣的民族大义所在，会得到全国人民坚定支持的话，他是敢于跟日军一战的。
那么现在就来假设一下：如果张学良坚决抵抗的话，会发生什么后果呢？
现在有一种言论认为，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军部事前制定的“国策”，而是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少数关东军少壮军官私自策划的，典型的日本“下克上”，所以必然是胆颤心虚的，以至于有一种传闻，说发起偷袭的关东军甚至接到命令，如果东北军坚决抵抗，关东军就会立即撤回，并向东北军解释这是一场误会。
所以，按照这种说法，张学良如果采取坚决抵抗的措施，关东军刚刚伸出的“试探触须”，就会遭受打击而缩手缩脚，日本也就不敢发起更多的侵略，东北也就不会沦陷。
当然，即使在九一八事变中日寇受挫，暂时停止进一步进攻，日寇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也会寻找新的时机发难，中日之间历史性的“大决战”也必然会爆发，只不过可能不是今天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
这一切最大的决定因素，还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如何演变发展。
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大正民主”的时期，特征是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组阁，国内资产阶级民主、学术运动蔚然成风，侵略成性的日本军部势力受到压制，日本政府甚至出现废止《二十一条》、归还胶州湾等“善举”。
但是，随着好战的皇太子裕仁成为日本天皇，日本国内风气为之一变，法西斯军国主义迅速抬头，“大正民主”昙花一现。所以，中日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很大程度取决于日本法西斯演化的激烈程度。
再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如果坚决抵抗，关东军阴谋受挫，使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受到严重打击，侵略的野心不得不有所收敛，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再发生1932年的淞沪抗战、1933年的长城抗战。
如此一来，中国国内面临日本侵略的危机就会暂时得到极大缓解，蒋介石应付外敌入侵的压力也就极大减少，就会集中更多精力来对付“心头大患”——共产党和红军，对苏区的“围剿”也将会更加残酷。
这样一来，红军的损失会更大，不得不“战略转移”，就算还是长征到陕北，依然会遭受蒋介石的穷追不舍。
而且，这时候的张学良还在东北，也就不可能发生“西安事变”，红军得不到喘息的机会，很可能会面临更严酷的考验。
但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是必然的，随着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猖狂进攻和不断胜利，日本肯定坐不住，必然会爆发侵华战争，而这时，最佳的地点不是卢沟桥，而是与“大日本朝鲜国土”接壤的东北，东北可能会沦为最惨烈的战场。
面对日军的全面进攻，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很难抵挡的，即使有中央军的支援，也不过是另一个淞沪会战，而且，东北的地形比上海更有利于日军的大规模集团化作战，因此，东北地区的沦陷是很难避免的。
但是，东北虽然沦陷了，但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抗战的“战略纵深”，使日军更早地陷入战争泥潭，遭受更多的伤亡。
另外，东北的战争，必然会引起苏联的高度重视，苏联与日本的冲突会更多，给中国的援助也会更多，至少比美国要多。
随着战争在华东、华南的展开，美国、英国也会加剧与日本的矛盾，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不可避免。
因此，如果日本敢在东北爆发大规模战争，它将会遭到中国、苏联、美国三个大国的反击，一个小小的日本，还能撑得了几时？
由此可见，东北的地位是多么举足轻重，坚守还是放弃，绝不是普通的一城一地可比，而是关系着更宏大、更深远的战略意义、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