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农创新服务 保障粮食安全
来源：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记者 潘展虹 发自广州
“若是没有信贷资金的支持，真的很难实现规模化种植，也很难把种粮这件事坚持下去。”说这话的是阮意珍，清远市清新区浸潭镇新围村崩岗坎村民小组一名普通农民，在农行80万元“农担贷”支持下，从几亩稻田开始耕作，至规模化种植350多亩稻田。稻浪滚滚的金秋时节将迎来丰硕的成果。
更多的阮意珍们需要金融支农。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洪涝灾害与国际粮价震荡影响，粮食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光盘行动也在民间如火如荼地进行。就在金融领域，一场粮食安全保卫战正在展开。
在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金融支农的角色不可或缺。
目前，我国已建立多层次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服务愈发创新，广度和深度也在逐步提高。但长期以来，三农金融服务的发展远未充分，距离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尚有差距。据2019年发布的《三农金融服务发展报告》，涉农贷款在29家上市银行的总贷款占比较少，其中18家银行数据显示，涉农贷款不良率在各行总划分行业里普遍排位较高，涉农贷款业务风险控制较难。
如今，我国多个部门、地方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推动健全适合“三农”的金融服务体系，力争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贯彻落实“六稳”“六保”决策部署，中国农业银行聚焦粮食安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为确保粮食安全提供稳健的金融支持。
农行员工在惠州龙门县黄沙元光精米厂种植基地调研
回报率低
金融支农积极性低，曾是金融有限支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各级政府财政支持，同时需要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下，才能真正实现发展。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彭克强以1988―2007年为时间段，通过农业综合开发投入结构分析财政支农杠杆效应。结果显示，自筹资金占比与国家财政投入占比总体上呈负相关：1988―2007年间，只有4年呈弱正相关，15年呈强负相关。
“这表明在财政投入减少时，发动农民筹资投劳、扩大项目建设单位自筹资金是克服开发项目资金短缺的重要选择。”彭克强在《财政支农杠杆效应对实证研究：1987―2007》提到，若将财政投入看作农业开发项目资金的上层，自筹资金视为下层，则金融信贷投入应为中层。在缺乏中间层作为缓冲体的情况下，上层财政投入与下层自筹投入势必直接面对。
为此，当政府财力紧张时，要么依靠加重农民经济负担，使农业综合开发继续下去，但这容易激化干群矛盾，也为农民减负的现行政策规定所不允许；要么搁置开发项目，但这影响农业综合开发能力的提升。“设法激励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业综合开发是解决农业开发资金短缺问题的主攻方向。”彭克强提到。
但这并非易事。
农业产业尤其是纯农业的生产周期长，从前期的设施投入到产品开发、栽种、产出，短则一二年，长则5年或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从农作物种植、回购到加工、销售，至货款回笼，至少需要18个月，投入产出周期过长。
即便等到成品产出，也难以获得金融机构支持。曾有银行走访当地农业龙头企业发现，除了集体房产和流转土地，其培育的产品因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难以成为抵押品，由此限制了融资，制约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唯有“望物兴叹”。
再者，农业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不可确定的风险因素较多，粮食生产基础设施薄弱，多数农民还是“靠天吃饭”，难以抗衡潜在的自然与市场的双重风险。
风险控制是金融机构经营的核心，是信贷准入的基本条件，也是提高金融机构信贷投放信息的前置动力。但金融支农的风险还有贷款对象无法提供风险补偿，以及信贷资金自身缺乏风险补偿机制。
农业产业经营风险相对较大，农民在贷款生产经营中出现的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无法防范，难以完全由金融机构和市场承担。但政府风险共担和风险补偿机制相对缺失，政府对金融机构贷款兜底共担和有效风险补偿极为有限，一旦出现信贷风险，金融机构要承担全部风险损失，很大程度上挫伤了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形成农业产业融资不畅。
农业投资回报率低，天性逐利的银行机构自然会选择从土地“逃离”。
根据《财政支农杠杆效应对实证研究：1987―2007》，银行贷款占比与国家财政资金占比大致呈负相关。1988―2007年间，只有6年两者呈弱正相关，13年呈强负相关，两者总体上呈负相关关系。
“国家财政投入占比最高且呈波动上升之势，但银行贷款资金占比却最低，呈波动下降趋势，两极分化格局直观地反映了财政未能有效调动金融机构参与农业综合开发的积极性。”彭克强认为，可通过有效激励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提升财政支农杠杆效率，实现社会效益目标和金融支农经济利益目标双赢的支农局面。
强化支持
尽管发展困局待解，但我国对农业与土地的发展探索从未停止。
这些年，从土地分包到户、实现家庭承包，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离、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从改良贫瘠土壤、开发后备资源到坚守耕地红线、建设高标准农田，从引入新型农业主体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国家通过政策支持、扩大投入、深化改革等举措，稳步提升粮食产量和产能，每一寸土地都在不断释放增产潜力。
2004―2020年，连续17年发布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足以强调了“三农”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的重要地位。2014年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通过信用信息服务减少信息不对称，增进农村生产经营主体信用，逐步建立农村信用体系，促进农村小额贷款发展，缓解农村贷款难问题。
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日趋加快。
中央至各级政府通过税收优惠、贴息奖补等扶持政策，完善金融支农保障机制，包括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向农户、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开展小额贷款业务，给予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减免；发放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涉及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等。
财税政策激发了金融支农保障机制活力，提高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发现，2016―2019年间，“三农”信贷投入稳定增长，涉农贷款余额从2015年末的26.35万亿元增至2019年末的35.19万亿元，四年同比增长率分别为7.1%、9.6%、5.6%和7.7%。
农行2019年年报显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县域金融业务总资产86999亿元，较上年末增长7.8%。发放贷款和垫款总额45531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13.7%。此外，农行还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力度，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贷款余额 1198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378 亿元。
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得以进一步推进。如农行三农事业部已有专门的、有别于城市业务的政策和运作模式，优化“专业部门+中后台管理中心”的事业部组织架构，在信贷管理、资源配置、考核激励等方面给予三农事业部倾斜支持。
此外，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股份制银行纷纷建立普惠金融部门，逐渐下沉业务，如农行就在总行和一级分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构建条线化管理体制和专业化经营机制，由此逐步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农业现代化进程进入提速通道。完善农村金融体系对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重要意义。金融支农被寄予更高期待。
中央五部门2019年联合发布的《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不断增加金融支农资源，改善农村金融服务，面向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贷款保持较快增速。
以广东农行为例，以整村推进农户信息建档为契机，聚焦特色产业、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供销社、扶贫五大领域，打通特色产业、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市场、供销社、扶贫以及电商平台的数据通道。如根据当地龙头企业订单信息、支付记录等交易数据，支持其上下游合作稳定、具备技术优惠的农户，提供超过15亿元贷款。
不同区域都有不同金融特性。广东正从金融大省向金融强省转变，推动金融科技产业创新融合。为此，广东农行加快数字化转型，以“惠农e贷”实现批量化、线上化、普惠化、便捷化助农，推动金融支农扩面、扩量、扩户、提质。截至8月末，该行“惠农e贷”余额240.4亿元，比年初增加89.7亿元，增长59.5%；不良率0.48%，比年初下降0.07个百分点。
创新服务
确保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央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饭碗里主要装中国粮。十几亿人要吃饭，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粮食产量要滑下去容易，再提上来就很难，供求吃紧就会影响社会稳定，影响大局。
多年经验表明，经济形势越复杂，越要稳住农业、稳住粮食。2019年，我国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新高，连续5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供给总量充裕。但粮食安全形势非高枕无忧，粮食生产能力基础并不稳固。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总体不错。尽管局部旱涝灾害较重，但灾后生产恢复及时有效，秋粮长势好于去年。
阮意珍承包的350多亩稻田将迎来丰收。原本在镇上经营水稻种子销售店铺的她，从镇上回到村里重新种植水稻。刚开始只是小规模种植。春天播种插秧，夏天施肥打药，秋天收割归仓，阮意珍坦言做农民很辛苦。“刚开始种水稻那年，我瘦了10多斤。”
那一年，水稻丰收，阮意珍初尝丰收喜悦，于是下定规模化种植的决心。但苦于资金不足，想法难以付诸行动，直到农行工作人员上门宣传金融支农信息。农行工作人员了解其种植经营情况并核准可贷额度后，为其办理了“农担贷”。
“农担贷”是广东农行在广东省农业信贷担保增信合作模式下以信用方式发放的贷款，解决农业企业及农户因有效担保不足而导致的贷款难问题，为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辟融资新渠道，为扶持当地特色农业开创新的途径。
在“农担贷”的帮助下，阮意珍承包了350多亩土地。金秋时节，稻田里金黄色的稻浪随风摇曳，阮意珍对回访的农行工作人员道谢，“如果没有农行的支持，家乡田地‘变废为宝’的梦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加速，供应链上下游纵向协作程度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农产品商品化、农业服务社会化特征加剧，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规模增加，涉农企业难以自身积累实现快速发展。
惠州龙门县打造的苗米省级现代产业园，规划水稻种植面积30.20万亩，水稻总产量11.12万吨。近两年，农行惠州分行通过多种途径了解产业园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畅通绿色金融通道，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特点，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目前，该行向产业园实施主体发放贷款5户，发放金额2400万元；投向专业大户4户，发放金额302万元；辐射大米种植面积1.48万亩，带动合作社4户，社员460多户。
随着农业产业链延伸，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各领域的金融需求多样化，农村金融需求的边界大大拓展。金融机构也在推动金融支农产品服务创新，如广东农行就在广东同业中创新推出首款产业园实施主体贷产品，推出专属产业园小微客户群的线上融资产品“农园微e贷”，解决贷款担保难问题；此外还完善关键环节，优化办理条件，使缺乏抵押担保的龙头企业通过“农业农头贷”，以信用方式获得贷款。目前，该行已信贷支持各级农业龙头企业359家，贷款余额82.2亿元，比年初增加33.1亿元。
如今，金融机构在传统信贷模式的基础上加大服务力度，以“一项目一方案一授权”普惠金融服务新模式为抓手，围绕种植、加工、仓储等全产业链，通过批量审核、授信，为阮意珍们提供集中化、批量化信贷服务，助力粮食稳产保供。
今年上半年疫情暴发，资金成为“三农”复工复产的难题。广东农行从生产、加工、流通到销售的全链条加大金融支持，重点支持农产品养殖种植涉农企业、规模农户、“南菜北运”基地，从事制种、饲料生产销售的农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的农业龙头企业。
就在温氏集团被列入“全国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第二天，广东农行为企业发放10亿元优惠利率贷款，从申请、审批、备案到完成投放，仅用了5个小时；一家水产加工企业急需增产资金，农行广州花都分行工作人员为企业发放1000万元贷款，贷款在人行基础利率上下浮190个基点，加上政府对抗疫企业50%的贴息，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不到1.1%……
目前，广东农行生猪企业贷款余额50.8亿元，比年初增加44.5亿元；粮食安全企业贷款余额25.1亿元，比年初增加13.7亿元；支持生猪产业、“米袋子”“菜篮子”、疫情防控、春耕生产等农户贷款余额263.9亿元，比年初增加77.5亿元，惠及超过6万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