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我曾为西部山区的老乡一哭！

我的童年是在战火纷飞和艰苦岁月中度过的。但从记事起我就生活、学习在武汉，广州，北京，上海这些中国的大城市，1968年我直接从上海被发配到大西北。现在回忆，文革十年最震撼我的事儿，除了父亲的死，家庭的变故外，就是我第一次目睹了中国西部地区农民们触目惊心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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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我当时是甘肃临夏解放军第七医院的一名医生，被发配到积石山农场劳动。

积石山是甘肃和青海交界处，海拔1787-4308米，是宝安、撒拉和东乡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我们是坐在敞篷大卡车上进山的，裹着厚厚的皮大衣冻得直哆嗦，高寒山区的十月份完全是一种冬天感觉，只有我们一辆车在荒无人烟尘土飞扬的山路上颠簸。

突然我们看到了村子，一群孩子远远地欢笑着奔赴路旁，走近一看，我的心顿时缩紧了，因为这些孩子们赤身裸体，虽然冻得瑟瑟发抖，嘴唇都变成乌紫色，但看到汽车过来，眼睛里露出兴奋的火苗。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我，因为一直在优越环境里长大的我，对贫穷完全没有概念。而且这景象与我对新中国的认识相差甚远。不知是处于一种什么感情，本来心绪就很坏的我此刻再也忍不住泪水，我一直哭到目的地，我们农场。

所谓农场就是在无边无际的荒山野岭里，有几栋简陋的小房子，我们睡的是炕，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深更半夜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站哨。

农场是山坡地，由于干旱少雨，麦子长得稀稀拉拉，不及膝高，亩产也就百来斤。秋收割麦是件苦差，因为无法使用镰刀，只能是用手拔，干一会儿腰就像折了一样疼，有时割上坡地的麦子，我们就干脆趴在地上用手薅。农作物除了麦子还有蚕豆，我们还要去砍柴背柴，供烧炕和做饭用。

下大雪的时候，我们就执行“6.26”指示，背起药箱到附近村子里去送医送药，这让我亲身目睹了当地农民们的生存状态。本来他们是可以靠山吃饭的，比如采些药材，种点山果树等，但当时在极左政策下，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因此他们也只能靠天吃饭，种点麦子蚕豆什么的。那年正好下冰雹，蚕豆地给打的稀巴烂，所以家家都在饥饿中挣扎。最穷的人家炕上光溜溜的，连张席子都没有，因为没有棉裤，全家人围坐在炕上盖着一床破棉被，炕上放个小火盆，烧的都是蚕豆杆之类的东西，他们就是这样过冬。

最穷的人家连个土碗都没有，就在炕沿上用泥巴捏出碗状，再刷一层桐油，孩子们就趴在炕沿上吃饭，这哪是人过的生活！

那一个时期我每天晚上都会偷偷的哭，农场虽然艰苦，但至少有暖炕睡，能吃饱肚子，但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委屈的不行，想不明白我们的农民为什么会这么贫困？我们为什么还在那儿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为什么不来救救这里的饥民？

一晃，这都是快半个世纪前的事了，一天我在手机上看到一个讲积石山的视频，才知道这个苦寒之地已经换了人间。

1981年成立了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隶属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现有将近30万人。从视频上我看到的县城，高楼大厦林立，宽敞的马路四通八达，蓝色的黄河穿城而过。它的山区则是花海草原，溪流潺潺，瀑布飞流，是甘肃重要的生态旅游区。农民都住上了瓦房，房子窗明几净。村子里有了大学生，村民都用上了手机，很多年轻人也都有了电脑。2020年积石山正式告别贫困县！

我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看到了积石山这一巨大变化。

我在临夏第七医院工作的三年期间，经常一个人下乡去征兵体检，所以我很早就有机会去过东乡。我坐着一辆到处都叮咚乱响的破旧长途车前往东乡，一路除了黄土就是烂石，毫无兴致。突然，我听到前面两个人说着正宗的北京话，这种地方，这辆车上居然会有北京人？让无聊至极的我突然有了点兴奋，问过后才知道他俩是北医毕业生，被分配到这儿当医生的。

车到东乡县城，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居然是一个县城，我觉得连一个村子都够不上，更像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客栈，全部规模就是几间泥坯房，夹着一条黃土滚滚的公路。

在县武装部，我为大约100多名东乡青年做了体检，他们一部分有甲状腺病（大脖子病，缺碘所致），一部分有二级以上心脏杂音，还有一部分身高不够或者有其他躯体的毛病。总之忙活了两天，一个体检合格的兵也没招到，这让我对东乡人的健康状况相当担忧。

2000年，我邀请北大著名教授袁行霈夫妇，北外教授吴青重回东乡考察教育扶贫。三十年了，东乡依然变化不大。依状是破落的村子，喝的是窖水，也就是泥坑里蓄的水，黄浊不堪，却是东乡人的生命之水。我们去到一所小学，居然连厕所都没有，孩子们连糖的包装纸都不会拨，有些急的直哭。所有孩子都不会说普通话，只有活泼的吴青用肢体语言才让孩子们发出笑声。那时东乡女孩子的失学率达到80%，每年100块钱的学费愣是压倒了一个家庭。那天我们看到了很多渴望上学的女孩子，她们的眼神就像我们是她们的救命恩人，几位教授心酸的泪洒黃土地。

这之后，连续几年带女市长们来做“手拉手助学活动”，每次来都发现东乡的变化，由于“母亲水窖工程”和“雨水收集工程”，东乡再不喝泥坑水了，而是做了硬化处理的水泥水窖，再后来黄河扬水工程，东乡人可以打开水龙头定期储水，2018年我再去东乡，已经是家家用自来水了。

县城建的光鲜亮丽，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到位。由于国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再也没有儿童失学现象。最让我惊讶的是，凡是适龄幼儿，政府全包，一律进政府办的幼儿园。幼儿园漂亮的让人难以置信这是东乡，最主要的全部免费，老乡们不用花一分钱。孩子们活泼可爱，虽只有三、四岁，普通话却都讲得呱呱的。

2018年重返东乡，孩子们的教学条件得到了根本的改善。

15年前资助的女孩闵彩霞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就职于东乡县委宣传部。

东乡的变化让我感慨万千，这个民族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西亚，明朝“杀鞑子”暴乱，让他们逃进这黄土高原深处，世世代代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如今命运多舛的东乡人终于走上了光明之路，希望之路，富裕之路。

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在有一些杂音，试图把当前一切的社会矛盾，甚至是国际冲突，都一股脑的推给开放改革。我相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的变化，耳闻目睹的大有人在，但就是有些人依然不顾事实地攻击开放改革。对他们这种人我嗤之以鼻，因为我见证了中国大地上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知道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与40年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清楚国家花了多大的力量来改变贫困地区的面貌。我更了解“脱贫”是中国对世界多么伟大的一个贡献。

但愿从此再也没有饥饿的人民，没有因为无棉裤下不了炕的女人，没有一丝不挂看汽车的儿童，没有喝黃汤子的同胞，没有上不起学的孩子……不能够让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再为中国人民的苦难而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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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

2009年5月17日，由中国市长协会推动、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发起的“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在上海宣告成立，“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以中国市长协会与各级城市政府存在的业务联系为依托，数年来与各城市政府联合协作开展了多项有影响力的公益慈善项目，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和优质的社会资源，也塑造了良好的知名度和广泛的影响力。

为了更优质地履行使命，广泛地团结社会力量，专业化运作和管理公益慈善项目，中国市长协会决定将“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升级为独立的慈善法人机构。2016年3月中国市长协会与陶斯亮女士共同发起的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以“倡导慈善、扶贫济困、助残助学”为宗旨，在扶贫、助残、助学等多个领域开展公益慈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