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礼物
今天是9月30日，张爱玲的100岁冥诞。我们想推送一个关于礼物的给予与交还的故事，也是100 年后人们如何想象张爱玲的故事。
把时间拨回到1995年9月中旬，短短两天里，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上都出现了一则张爱玲于洛杉矶去世的消息。去世的日期不详——当房东发现异样打开房门时，人看上去已经走了几天了。她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一盏保暖大灯照得屋内亮堂堂。整间小屋近乎令人失望地缺乏秘密：家具物品一切至简，连书都没有几本。
12年后，家住香港的宋以朗意外地获得了一份“礼物”——张爱玲的文学与物质遗产。这位并不熟悉张爱玲作品的统计学家，被动地走进了张爱玲的世界，并逐渐成为她作品的辩护人和“招魂者”。而在整理张作的几十年内，他也拼凑出了自己在时代中失落、流散的家族往事。
深宅私语
“喂——”在铃声快要结束之前，对面话筒里的声音很轻地响起。
听明来意后，老先生请我先把提问发给他，想重新做一下功课。他不好意思地笑，最近两年操心张爱玲少了，很多事情忘掉了，不像以前，以前就太熟了。
话筒另一面的老人与张爱玲已经一同生活十多年了。故人逝去数十年后，作家的文本、身世皆被浇铸成“传奇”，而在香港地区加多利山半山腰上的宋宅里，张爱玲却以另一种方式存在着。
客厅的三面墙上都是她：一套张爱玲的18本作品全集的封面拼贴，是他自己从书里裁下裱起来的；另一面墙上贴着张1987年的《倾城之恋》改编话剧的海报，再下一面墙上是张爱玲的大学学生档案裱框。靠墙一个大书柜，则装满张爱玲的传记和相关研究专著，是市面上他能买到的张的所有，因此每一年还不断有新书挤进来。
走进卧室，数百本中国近现代小说与历史书籍在书架上排了5行。这是这位理科博士自2007年开始成为张爱玲文学遗产执行人后，为了解张爱玲所做的功课。
近200平方米的老宅内鲜有新的事物，桌上几张小孩的照片，是他姐姐的儿女。这位71岁的老人独居，没结过婚，没有子嗣。因为他经常好一阵儿不接电话，朋友会担心，隔一段时间找人上楼叩叩门。
陈设也是上个世纪延续下来的，一张长方形扭条花铁餐桌是全家1949年从上海搬来香港地区时带过来的，那时宋以朗刚刚出生。少年时候，一家人与张爱玲在这桌上吃过饭喝过汤，现在，有客来访张爱玲，宋以朗就在这张餐桌上摊开她的信件或遗稿。
2007年后，家中的客人络绎不绝。张迷、张爱玲研究者或自称的张爱玲研究者、导演、话剧工作者、记者、主持人、出版社编辑、律师，偶然打听到他住址的陌生人，轮流地坐进这间客厅。
张爱玲传记作者上门拜访时经常心里打战，宋先生只是一笑，“你可以上书架找找你的那本。”
人们知道，这位严厉的老先生熟读每一个人写的传记。他曾专门撰文打假，列举一些张爱玲传记里的错误：
“张爱玲躺在房间唯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溘然长逝。她穿旗袍——是一件赭红色的旗袍。”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幅无法形容的凄凉的画面：一位瘦小、穿着赭红色旗袍的中国老太太，十分安详地躺在空旷大厅中的精美地毯上，桌子上，有一沓铺开的稿纸，有一支未合上的笔。”
“她死得相当安静，仿佛只是睡着了......躺在门前的一方蓝灰色地毯上......而且，她穿的仍是旗袍——一件赭红色的旗袍。”
......
而事实如何呢？话音未落，老先生自己先咯咯笑起来：
当时的遗嘱执行人有留下文字记录，她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不是地上，且没有穿“赭红色的旗袍”。并没有除伊朗房东和工作人员以外的人进过现场，因此他的说法是唯一可靠的。
不过，就连这位遗嘱执行人也有疏漏，他在文章里写“作家身下垫着一床毯子”，后来，拿到遗物的宋以朗抖开毯子，一数，总数4张，不是1张。宋以朗严肃地记下这个错误。
以文学遗产执行人的身份答复有关张爱玲的问题的阵地，是他的个人网站。他建了许多专区，排列出同一时间内所有媒体关于一个话题的报道，体量俨然一部厚厚的张爱玲辞典。在排版上，它也像一本老辞典，整页文字密密麻麻，顶框排列，几乎毫无阅读舒适感。这些报道有赞有弹，他照单全收，让人读完后自己下判断。
有时，这位电脑高手还会逛豆瓣天涯，发现有年轻网友对张爱玲提出新的疑问，回去即默默找出资料，贴在自己的网站上。至于对方是否有可能找得到他的网站，他就不管了。
对于张爱玲本人，宋以朗唯一的印象来自11岁时的短暂相遇：
“因为工作，这位高高瘦瘦的女人在我家短住，受大人之命，我就把自己的睡房让出，跑到客厅‘喂蚊’。只记得她几乎不出房门，深度近视又不戴眼镜，她不会和小孩玩儿，但会在一旁观察。”
很多年后，他翻看张爱玲与宋家的信件，看见信里的人偶然提到那个小孩，“我现在正在写那篇小说，也和朗朗一样的自得其乐。”
一座文学富矿
“嘟——”按照约定好的时间，我给老先生再次拨去电话，这次铃声只响了一次，他就把电话接起来了。
香港地区的疫情比上一次电话时进一步升级，老先生在家中禁足了多日，电话里，话说到一半，他总时不时到书架前踱步，“我在找一本......”电话那头的声音迟滞下来，漫长的沉默后，“找到了！”定是他又摸出一本什么资料，补足一截断掉的记忆。
20多年前，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母亲邝文美的电话，母亲谈到家中好友张爱玲的去世，“真的不知道张爱玲的事（遗产）将来应该怎么办。”
当房东发现异样打开房门时，人看上去已经走了几天了。张爱玲躺在一张行军床上，一盏保暖大灯照得屋内亮堂堂——这是她独居后的习惯，平时灯与电视机连日开着，维持一丝热闹。整间小屋近乎令人失望地缺乏秘密：家具物品一切至简，连书都没有几本。
很多年后，宋以朗有一天翻阅母亲的日记，看见她在20多年前的那一天写下，“1995年9月9日.......惊闻爱玲噩耗，四十余年旧事涌上心头……整天电话不绝，烦愁到极点……”她在日记里罗列了来电名单，“都想拿资料。”
被堵截的不止邝文美一家，他后来得知，当时全世界的华文报纸都在做追踪报道。在洛杉矶，张爱玲治丧小组被媒体围追堵截，在上海，记者轮流地敲响张爱玲97岁的姑父的家门。
自年少在上海“出名趁早”后，名人的光环和重压伴随着张爱玲。1952年，张爱玲匆匆离开上海，乘船南下，期望在香港地区开展新生活。为了谋生，她在报上应聘翻译工作，结识了同样从上海来港、在译书部做事的宋淇，并将宋氏夫妇引以为后半生最好的两个朋友。
这段友谊的结果，是一份特殊的礼物：逝世前，张爱玲立下遗嘱，要将“我所有的一切”赠予宋淇与邝文美夫妇。
宋淇与邝文美夫妇
当时宋氏夫妇的儿子、46岁的宋以朗并未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他正在纽约做一份媒体调查顾问的工作，自己买了间一室一厅的房子，只求听不见邻居的电话声，不要被他人打扰。
宋淇在张爱玲去世一年后也便走了。到2003年，邝文美中风，为了不再错过对母亲的陪伴，宋以朗从生活了32年的美国搬回中国香港，远程处理手上的工作。直至那时，他才第一次真正地意识到，宋家对张爱玲的手稿、作品及遗物负有的责任。
家里多了几只破旧的牛皮纸箱，那就是张爱玲留下的全部遗物。母亲在病榻上那几年，事情还不算多，偶尔有人找上门要电影版权，比如李安，宋以朗就在母亲的首肯下代她盖个章。
4年后，母亲辞世，由于远在美国的姐姐宋元琳已有家庭，孑然一身的宋以朗便担起了打理张爱玲遗产的责任。彼时，他还未意识到这份“礼物”会在将来生出多少麻烦——多少围绕着传奇作家及其商业价值的无穷论争与纠纷。
2003年，宋以朗到北京公干，在王府井书城看到整整一面墙的张爱玲作品集，超过30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的是正版。他这才了解到内地版权的长期失序状态，宋淇去世得早，邝文美又病重，这件事总没人管。他想，自己有责任替父母做点儿什么。
张爱玲生前，皇冠出版社就代理她的版权，去世后，宋氏夫妇跟皇冠补签了全球代理协议。2005年，由皇冠出版社出面，第一场维权官司打响，宋以朗跟着在官司上奔波好几年，才不见盗版泛滥。
然而，纸面上的盗版处理好了，过几年他又在苹果商店上看见盗版电子书，投诉倒一家，又来一家，他只好每天早上起床先上app巡视一圈，气恼不已。
90年代内地市场经济大潮以来，出版业蓬勃发展，张爱玲的传记以每年几部的速度在市场上批量出现。宋以朗后来读到了一百多本，发现每本都出错不少——这主要缘于张爱玲留下的生平资料之阙如——然与此同时，作者们的创作热情被激发了。
谣言假说就这样到处散开。
一位张传作者淳子曾到中国香港造访宋以朗，她记得，访问结束，人还未起身，老人幽幽地提起《色·戒》。她顿时反应过来，自己几年前出过的一本散文集里提到，《色·戒》王佳芝的原型是历史上的中统特务郑苹如。
老先生回屋取来一叠张爱玲的信件，坐下来给她一页一页讲，以证实王佳芝的原型并非郑苹如，而是自己父亲的几个同学，临了，还为淳子复印了一些信件拿走。
淳子为此举感动不已，回去后，她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在演讲写作中亦未改口。她也做过调研，相信自己能提供扎实凭据。
我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淳子。这间咖啡馆楼上就是常德公寓——张爱玲最有名的一处故居。在这间牙黄灰色外墙的建筑里，24岁的张爱玲写出了代表作《传奇》。
公寓外墙上，曾挂过一块张爱玲故居的标牌，刚刚挂好，就被学者揪出牌上关于张爱玲的好几处信息失实，几番改动又重挂，后又悄悄摘去了。
公寓内是禁止访客进入的，围绕公寓的空间则充斥着可购买带走的“张爱玲”。楼下的咖啡馆里，最显眼的位置，除了摆放有张爱玲的正版小说、写着“出名要趁早”的挂耳咖啡，就是淳子写的张传了。从咖啡馆相邻的一道窄梯拾级而上，有一家画廊，售卖绘有张爱玲小像和金句的扇面。二楼的另一侧，两间张爱玲故居复刻公寓正作为民宿出租。
“张爱玲是传奇，她的‘身手’有很多，随便谁舀一瓢都能喝饱。”淳子说。
今年是淳子写作张爱玲的第20年，她正准备出版自己关于张爱玲的第十二部作品，写张爱玲写出了名后，各项高报酬活动邀约也不断。朋友夸她很是“有远见”，她答，“不是我有勇气，是张爱玲老是从坟墓里钻出来，说一点什么，又把我拉回去。”
“但更重要的是”，这位穿旗袍款束身裙的作家低声提醒我，“我跟张爱玲的灵魂是同等的。”
没有选择的选择
这个9月安静得不同寻常。回想10年前的此时，为祖师奶奶的90周年诞辰，从香港地区到北京，张爱玲学术研讨会、张爱玲电影工作坊、绘画展、手稿展、书信展、讲座和采访等等一系列活动接连不断，将61岁的宋以朗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
今年本来不该例外的，为100周年诞辰，张爱玲国际研讨会提前两年就开始筹备了，年初的时候学者们还在家里仔细准备材料，结果疫情先来了。
宋以朗从半退休到退休后的十多年，被周年诞辰，出版、改编电影上映事件给分割开，节点上的他总是异常忙碌，余下来都是平淡日子。只有现象出现的时候，人们才格外想念一个去世的人。
2007年，因为电影《色·戒》的上映，媒体开始找上门，宋以朗注意到，一种认为该作原著取自历史上的中统特务郑苹如及大汉奸丁默邨的说法广泛流传，有人暗指张爱玲有意扭曲爱国英雄。
彼时，病榻上的母亲已不能言语，儿子忧心忡忡，他只隐约从母亲过去的态度上，感觉到维护张爱玲的名誉是父母视之为己任的事。
后来，他在信里看见，不愿与外界接触的张爱玲晚年视邝文美与宋淇为知己，在纸上对邝文美直言，“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夫妇俩亦慷慨，替她操办出版、存钱等一切生活创作大小事。将近半个世纪的通信到了尾声，内容又变成几个老人的病痛史，相互安慰、焦急、砥砺。
为了回击非议，宋以朗重新翻开了家中那几只从洛杉矶寄来的旧纸皮箱。箱子里有许多绑得紧紧的黑色垃圾袋，其中一袋里，全是他父母寄给张爱玲的信。作家晚年深受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的、生命力奇强的蚤子所困，于是将重要物品都用袋子包起来防虫——这也是他后来才弄明白的。
信件里有关于《色·戒》原型的讨论——足以证实《色·戒》的故事原型并非来自职业特务郑苹如，而是父亲宋淇的几位“爱国得不得了”的同学。
只是，整个讨论横跨了近30年，等到他终于找齐所有往来信件并厘清来龙去脉时，已是两三个月后了。
通过媒体的采访，宋以朗将这些信件放出，却发现已经激不起一点儿水花——误传却只有增无减。电话里，他讲起这十多年前的事情，心里还是很不痛快，怪自己晚了一步。
也是2007年，母亲撒手离世。怀着郑重的心情，宋以朗正式埋首旧纸堆，慢慢发现许多悬而未决的事——除了一部众所周知的《小团圆》，箱子里还有不少从未发表过的遗作。
“轮到我接手了，起初有点怕。”宋以朗说。
过去，对那些未决事项，父母采取的方法就是拖。《小团圆》曾被张爱玲叮嘱要销毁，宋淇与出版社商量了一阵儿，觉得“舍不得”，就继续搁在保险柜里，等到了邝文美身上，情形依旧。
宋以朗自己没有子嗣，姐姐膝下子女又已成了不懂中文的地道美国人，他想，“再不能把遗产原封不动地传下去，越往后负担和责任越重大。”
他开始感到一种紧迫感，万一有一天自己忽然不在了，纸皮箱里的东西怎么办？
理着理着就发现许多障碍。宋以朗19岁便出国独自生活，学应用物理、心理学、数学、统计学，在西方的教育体系里长成一名统计学家。回国接手遗产事务前，他没看过几本张爱玲，也对构成父母和他们的朋友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缺乏了解。
有一天，他找到一本卞之琳送给父亲的诗集，在网上晒出来时写作“Ka zhi lin”，朋友发邮件来纠正，这个字读“bian”。要补的功课太多。
“幸好，我不怕的，我不会那又怎样呢？”说到这里，老先生神情一振。
宋以朗从事过许多职业，每次都是“一无所知地被扔进一套全新的陌生环境里”，他形容，这一切就像一个从小说上海话的孩子，突然被扔进一家香港地区的粤语幼稚园，然后自己慢慢摸通那些语言与规矩。
“你要想做得好，那就找到越多知识越好。”
拼图的人买遍了所有能买到的有关张爱玲的书， 各个版本的张爱玲小说、传记、相关研究专著，无论质素好坏。
为了破译信件中的典故，他还阅读了大量中国近现代小说、历史著作，每追一条线，总拉得很长，张爱玲书中提到梅兰芳，他找梅兰芳的书来看，看到一句“蓄须明志”，不太明白，又持续买了更多类型的有关书籍，还去看电影里黎明演的梅兰芳，才一点点清晰。
光是理顺家里40年间与张爱玲的650封来往信件，就花了他6年时间——张爱玲回信都不写年份，只有月份和日期，他就把来龙去脉反复在脑海里预演。
“从无到有”，张爱玲的轮廓在他眼前渐趋立体。信里的人和外界盛传的人并不相同，人们说她拒人于千里之外，可他从书信中挖掘的张爱玲，“细心又体贴。”
有的信里，他看到的“真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有的信里也有尖酸闲话，“她是个好复杂的人。”
他的研究方法正是过去在统计学的工作里所使用的——大量地搜集资料，然后在资料中梳理，刨出现象。
整理遗稿的过程中，宋以朗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她经常把同样的一句话或者一件事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改写，他开始好奇，作家这样做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1955年，张爱玲移居美国，饱尝了世事的作家觉得年轻时候的作品“实在是坏”，决定重写，也一并开始了被退稿之路——她先是改写自己20岁出头时作的《金锁记》，被出版社反复退稿，屡次再写。后来，两部根据她自己人生前30年经历素材写成的英文小说同样出版不利，她便将其改写成一部中文小说《小团圆》，兴致勃勃寄去宋家，又在宋淇的劝说下搁置了。
她不会想到的是，到了21世纪，自己的遗产执行人做了个决定，将尘封的书稿推向市场。
“张爱玲在世时，出版商、朋友、经理人时常干预她的意愿，替她做‘不出版’的决定”，宋以朗解释他的出版决定想法：他想把选择权归还读者。
《小团圆》打头阵，很快带来一场风暴，成为2009年度最具争议的出版事件。
声讨派的代表人物，台湾大学教授张小虹，发起了一场拒买、拒读、拒评的活动，她认为，既然作家已经白纸黑字表明过销毁的意愿，出版就是对张爱玲最大的不敬。
在不同的采访和活动上，宋以朗进行着辩解的车轮战：在张爱玲1992年寄给宋家的信中，她在“销毁”的话后其实紧跟了一句“这些我没细想，过天再说了”——这说明这件事有商榷余地。
从信件中，他还发现，这份稿件是1976年张爱玲经过反复修改后的终本，张爱玲本人出版的意愿亦很强烈，如果不是宋淇因为担心书中的政治风险而极力阻拦，这本书或许早就出成了。
但这些理由对很多人来说并不充分，有人质疑，包括《小团圆》在内的好几部遗作，祖师奶奶自己其实未必还想出版，这一切看起来更像是出版商的逐利。
更多读者表示对遗作水准大失所望。那些她过去的金句都消失了，“灵气比以前几乎全无。”
宋以朗开始了与看不见的“众声喧哗”的争斗。在博客上“小团圆的BLOG”专区里，他以作家原话回应负面评价。
一篇负评来自《新周刊》，“《小团圆》不好看，情节杂乱，语言急促。张爱玲写这个书，大约是想终老之前把这一生交代清楚，但是又缺乏交代的耐心。”
他翻出作家1976年的信，“这篇小说时间上跳来跳去，你们看了一定头昏，我预备......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宋以朗提醒读者，这种时间跳跃式的处理，是祖师奶奶有意尝试的。为进一步对时间跳跃进行解释，他在后面贴上许多学者的分析评论。这篇克制又激愤的“小团圆”专区，他从2009年初一直更新到2013年，直到他认为所能提供的“证据”已穷尽。
“这些年研究做下来会有成就感吗？”我问。
“哎呀！怎么会有这个想法呢？”每次被问及类似问题，老先生只大倒苦水，“都是被逼的！”
他怪张爱玲，怪爸爸妈妈，人匆匆地就走了，留下一大片空白，让他被迫承担许多。如果当初母亲能问他一次，如果他可以选择，他一定不会接受这份遗产执行人的工作。
但母亲没有问。
“招魂者”
2009年，《小团圆》在北大的首发式上，宋以朗举起话筒，讲开场白，“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但是今天不用怕，因为我用（的是）张爱玲跟我爸爸妈妈的话，韩老师（工作人员）会帮我读出他们要说的话。”
他接下来要说的，都是作家“自己的话”。
他讲起初读《小团圆》手稿时的复杂心情。他说，这厚厚一沓稿纸上少有修改痕迹，看起来不像初次写作的草稿，应该是作家专门誊抄过一遍，所以这600多页的手稿看起来非常清晰完整。
“当你看到这样一部手稿，它是一个作家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地誊写出来，而且字迹一笔一画写得极为工整时，我就告诉自己：不管怎样，我都不会毁掉这样一部作品。这是一个人用全部的心力去写就的作品。”在另一个记者会上，他说。
小说出版无着后，年近50的张爱玲干脆投身做研究。先是做《红楼梦》研究，之后开始翻译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翻成英文，又翻成白话文。时间簌簌。
1977年，年近60岁的张爱玲完成厚厚一叠《红楼梦魇》，交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她所做的方向，是钱锺书所嘲弄过的那种宛如“闻乐之鸟兽”的版本考据——曹雪芹一生将《红楼梦》修改过多次，市面上版本各异，写作先后顺序不明，张爱玲就把这些不同刻本都拿过来作比较。
后来，有评论家惋惜张爱玲钻研细枝琐屑浪费了10年宝贵的创作时间，而刚刚成书的作家只津津有味地在纸上写，“《红楼梦》一大特点是改写时间之长——何止十年间‘增删五次’？直到去世为止，大概占作者成年时代的全部......从（曹雪芹）改写的过程上可以看出他的成长。”
在考据中，她看见曹雪芹用尽全部创作时间，不断地重复处理着自己的生命经验，以此一步步跃入人的更深处，这样的激情深深触动了她。
“红楼何以研究不倦？如人生之无底无边。”张爱玲在日记中写。
作家自35岁移居美国，感到与现实的格格不入，便把精力放在30年以前的人生里，同样地一遍遍重来，一写再写，寻求出路。
半个世纪之后，宋家的儿子拿着放大镜在作家留下的繁杂手稿与笔记簿中比对着。他发现，在出版不利的时间里，她反复将一些素材重新改写，她说，自己要在“一再改写中始悟”。
一个人死了，可能还活在同他亲近爱他的人的心——等到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没有了。
——1955
祖父母却不会丟下她，因为他们过世了。不反对，也不生气，就静静躺在她的血液中，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1965
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地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1976
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1993
在2010年写下的《我看〈看张〉》一文中，宋以朗提醒人们注意这几句的渐次关系。“第一例，作者是抽离、冷静的，语调像验尸报告.....到第三例，作者更进一步表白......第四例则完全揭示了她和祖父母之间那最重要和最动人的关系。”
正是这些“藏着重大启示的细节”，带给宋以朗“无穷乐趣”。
他想起小时候在家里读过的一首艾略特的英文诗，“我们的探索不会中止， 我们一切探索的尽头，是为了抵达我们原来的起点，而初次认识这地方。”
后来，他在张爱玲40来岁时写下的笔记里也发现了这首诗的抄录，当时61岁的宋以朗心有所感，写道：“当初站在起点的时候，你不懂那意义；要你到了终点，你才会明白那原来的意义，那终点也因此已更新了。”
总有记者问宋以朗，你觉得《小团圆》/《少帅》写得好不好？宋以朗一句“我不懂”顶了回去。对统计学者来说，只要还会有更多资料出现，一个人、一件事就无法被“下定论”。
学界后来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看张爱玲，一部她20多岁写的《传奇》足够，其后的作品可以不必再读。宋以朗反感像这样用理论框住一个人，“一代学子就这样被灌输了‘大好’与‘大坏’的价值观。”
在他看来，作品是“好”还是“不好”，没那么重要，她为什么要写很重要，因为那是她的生命。
随着张爱玲的遗作的陆续出版，关于张爱玲的晚期风格的研究一点点儿增多，当初发动“拒买”“拒评”的张小虹，3年前终于买了一本《小团圆》回家，开始做文本研究。她尤其着迷于张爱玲晚年的改写动作。
有时在张爱玲研讨会上遇到宋以朗，她讪讪地想，好像一直没有机会开口说句话，“他是一个大好人，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大好人，不晓得两个大好人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和解。”她眼见着宋以朗为自己所做的决定承担的一切——“大概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认真的文学遗产执行人”。
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王德威曾在2004年在书中下过断语，“严格来说，19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后来，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几次采访中，他强调应从她的后期作品中看到其重复书写的美学价值，将她放进一个更广阔的时间中，看到她对年轻时“华丽苍凉”“出名趁早”的反动，对历史、对自身的不断地“否定地辩证”。
作家的后半生在其故去几十年后才被正式掀开。王德威形容，这一切是宋以朗在“招魂”。
突如其来的礼物
2006年，整理张爱玲的遗物箱时，在一只黑色垃圾袋里，宋以朗还发现了3只用订书机封好了口的牛皮纸信封。
拆开一看，里面各装着一只小钱包和写好的贺卡，似是未寄出的赠礼。作家粗心，地址没填，收件人名字也未写全，有的还用的英文代号，其中一封写着致“晓云”，晓云是谁？这名字从未在哪个资料上见过，宋以朗毫无头绪。几年里，这些小钱包与贺卡还曾与笔、手稿等其他遗物一起被运到中国台湾的皇冠出版社去做展览，经手过、看过的人不少，没人解答得了这问题。
2009年春节前，宋宅迎来了新的客人，来自上海的张爱玲研究学者陈子善。谈话间聊到上海，宋以朗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转身取出箱子里的牛皮纸包。
本来只是碰碰运气，没想到陈子善眼睛一亮，他看着手里贺卡上的“晓云小姐”，“我认识。”
今年7月，我在上海见到了65岁的刘晓云。刘晓云退休前做过记者、机关干部，算是文学圈外人，与张爱玲本人无甚交集。寻找她的过程颇费了些周折，许多过去的同事朋友都因久不联系丢失了她的号码。没想到，见到我后，她很高兴，已经很久没有人听她讲这份礼物的故事了。
穿过被杂物填埋的过道，我们在这栋新式里弄房的二楼前厅坐下，这是她唯一的起居空间。父亲去世，母亲在别处卧病，姊妹们嫁人搬走后，她一人住在这里，生活里慢慢没有了访客。拆开那封牛皮纸信封，她给我看随礼附上的贺卡，信里的人祝她“前程似锦”。
上世纪90年代初，刘晓云因工作认识了一对90多岁的与儿女分开居住的老夫妇。便时常去探访照料。要说照料，她说，也没帮上太多忙，只做了一点誊抄和陪同咨询法律专家的工作。
起初，她并不知道那对老夫妇是谁。某天听同事讲起，那栋公寓里住着张爱玲的姑姑和姑父，她感觉“一个炮弹打过来”。她那时正借了本张爱玲的《传奇》在看，“传奇”不就在我枕头旁边吗？
刘晓云欣喜若狂地跑到老人家里，老人也高兴，姑父亮起一贯的大嗓门，卧病在床无法发声的姑姑则温柔地咧开嘴。姑姑和姑父是张爱玲晚年仅有的保持密切通信的亲人，姑父见这位小朋友喜欢张爱玲，就常在信中提及晓云对他们的照顾。
几年后，姑姑姑父相继故去，风华正茂的“小朋友”慢慢成了“老朋友”，没想到几十年后会收到一份友谊的结果。她记得，那天阳光特别好，子善教授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急切，从拿到牛皮纸包开始，她“一天眼泪没干过”。“一个这么伟大的人物，居然还给我准备了.......”刘晓云振振有声，“所以你们不要说她凉薄啊、高傲啊......”
“以后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人了。”说到这里，我面前的老妇人又哭了起来。
刘晓云的父母是老革命，对女儿极为疼爱。在这栋老屋的不同房间里，刘晓云领着我翻看她过去的高跟鞋、垫肩西装、镶珠宝的长礼服——只是走进每间房间都要小心侧身，防止碰倒过道两侧堆得极高的垃圾与杂物。屋内弥漫着难言的气味，蚊虫和老鼠出没。
父辈的风光没有延续到下一代。刘晓云换了很多单位，单位又一间间倒闭，退休后，她只领着很少的退休工资度日。想做点儿小投资，又不成功，平白欠出一大笔债。曾经的朋友和同事各自散失，现在没有人走进这个屋子，没有人给她打电话。
在一张封面印着百合花图样的贺卡上，张爱玲写道：“晓云小姐，为了我出书的事让您帮了我姑父许多忙，真感谢......这小钱包希望能用。祝前程似锦。”张爱玲为刘晓云挑选的小钱包为白鳝皮质地，这种皮料每隔一段会出现一道竖纹褶，时间久了，皮子骨架从四周向里缩了起来，看起来更小了。
与刘晓云见了几面，每次她都拉着我聊到深夜，像要把一辈子的事一次讲完。离开上海前，我们在一家馄饨店坐了下来，她忽然说，“你会是最后一个听这个故事的人了。”
“为什么？”
她的手向前伸，身子探过来，正色道，“我希望将张爱玲的礼物拍卖。”我坐立难安，店主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后厨的门打开了，油烟加足了火力一阵一阵往我们脸上扑，“那，我替您找个正规的拍卖公司？”
“拍卖公司也不是不行......就是.......”她激动地抓着我，“兴许我就找你们杂志社合作好不好？”
“反正我不信任那些拍卖公司，这些虚伪的商人什么都不懂，他们不会懂张爱玲。”
“没有人懂张爱玲。”她眼神热切地看着我。
异乡的团圆
时间在加多利山是停滞的。宋家阳台上一年四季开满紫红色的杜鹃花——一种南洋一带常见的阳台盆栽，当年张爱玲还在时就已种下，待到宋以朗从父母手里接过来，料理到现在，已经长成粗壮盘踞的花树，枝丫高高昂起，不时地抽出新绿，伸出阳台外。
香港学者冯睎乾这几年是宋家的常客，在宋以朗的聘用下，他加入“考古”的行列，专职研究张爱玲遗稿和残稿，以此推动作家资料的进一步公布。
出版最后一部遗作《少帅》时，为防止再次出现《小团圆》时的舆论崩塌，宋以朗特意找冯睎乾写了篇夹在书里的文学评论，给读者作导读。冯睎乾当件大事，考释加评论一写写了3年，文章比小说原著还长，只好单列一本。
许多个阳光朗照的下午，志趣相投者在宋家的客厅里展开谈话。冯睎乾说，“高明的作家都有变奏......张爱玲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她后期的变奏，或根本不知道她在奏什么，就说她神话破灭。其实谁稀罕什么神话？只有不被了解的作家，才会沦为传奇。”
谈话间，宋以朗总是笑眯眯听着，不爱插言，时不时地，回身从书架上抽出什么资料，以作家自己的话，对应谈话中的某个角度。友人笑，这座有着幽密收藏的老宅能通灵。
屋子里到处都是过去的人的影子。客厅最大的一排靠墙书柜里依然留着父母的书藏，书房的墙壁上，一张母亲年轻时的黑白小像羞涩地抿唇笑着。
宋家总是有个多出来的房间，供四方往来的朋友或流亡才子长期留宿，就像过去的时代在重演——1949年来香港地区之前，还在上海的父亲和祖父就经常把房子借出，以扶持他们所欣赏的艺术家、作家。宋淇一家搬去香港地区后，还让傅雷住进上海的宋家大宅里，宋家的钢琴也成了傅雷儿子傅聪的第一架钢琴。
后排是外祖母林拎恩与宋淇、邝文美，前排是宋以朗与宋元琳
在一步一步复原张爱玲的过程中，宋以朗也一步一步拼凑着自己与这个疏离的家族的联系。
2007年，在寻找《色·戒》的信件时，他发现其中有7年怎么也找不到了。
家中的“迷宫”不大，却很深。每一间房、每一处能存放纸张的角落他都来回翻遍了。找着找着，他想起，60年代末，父亲曾去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夫妻随后搬去职工宿舍居住，到80年代退休后又搬回宋宅。
几天后，他在一个父母从学校带回来的大纸箱里找到了信。后来他在文章中写自己那位病痛缠身的父亲的故事——待身体好些后，宋淇开始重新工作，进入香港中文大学，给校长做写作方面的特别助理，“我父亲又开始抖擞精神写作，相信是中文大学的工作不太忙......”
2011年，《南方都市报》的记者陈晓勤找上门，想邀请宋以朗写写自己的父亲与祖父。宋以朗当下很犹豫，这样的内容会让读者觉得有意思吗？
4年后，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集结成书——《宋家客厅》。
宋淇过去对儿子谈过一些宋家往事，儿子并不全信，“怕他添油加醋。”所有文字落笔前，他都要从老宅里的书信、手稿和纸条中核对一遍，以验证或推翻父亲的记忆。后来，他看宋淇写张爱玲，也同样并不依赖与她交往的记忆，笔下所出皆追究事实依据，一篇短文考据功夫做了几个月。
对张爱玲这位父辈的友人，宋以朗并无特殊的崇敬感，不喜欢被人当成张学研究者。“我所做的事情只是在帮别人提供一下他们需要的材料。”
然而看到有人发表些错误信息，他又着急。
有一天，他在父亲的遗物里找到3封父亲寄出的信件底稿，发现父亲也做过一样的事。
信件里的宋淇正愤愤不平，为在报纸上看见的一篇写徐志摩的文章生气，认为那篇文章对亡者多有不当评价，遂寄信向该报总编以及作者忆及自己小时候见到徐志摩的情景，“幼时因双方家中时相往还，所以志摩先生可以说是中国作家中给我印象最鲜明生动的人。”接下来，耿直的儿子写满洋洋洒洒十大页纸，描摹出徐志摩的一生。
在家中见到徐志摩时，宋淇7 岁，徐志摩死时，宋淇也才12岁。宋以朗读毕有些迷惑，这篇长文里似乎并没有多少宋淇自己的亲身所见。
直到后来与友人比对资料，宋以朗才发现，父亲也是在故纸堆里翻出的一个徐志摩——儿时见到徐志摩的记忆并未对其文章有任何帮助，他所写的徐志摩，亦是从文献资料推敲而来。功夫所为，仅仅是出于要保护自己父亲友人名誉的责任感。
宋家几辈皆有文名渊源，宋淇是活跃在抗战时期上海和1949年后中国香港的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其父宋春舫是清末民初的戏剧家。宋以朗一向自述与父辈兴趣迥异，没想到在晚年把路走了回去。
1968年，因香港地区发生暴动，19岁的宋以朗被父母匆忙送去澳洲。要上大学选科目时，父亲因其一生的坎坷，在电话里坚决反对他读文科，对他讲，想修英文的人都要学梵文。
“这话当然是骗我的。”话未落，老先生自己先笑得停不下来，“他想吓（退）我。”
儿子乖顺地选了物理，同时逆反地天天躲在大学图书馆里看英文小说，“按书名从A看到Z”。此后，他将大半辈子编排进理科教育里，阅读的兴趣却一直保留下来。如今，他共存了5间藏书室——在纽约的公寓里，装着两千多册占满卧室和客厅的图书，在加多利山的宋宅里，书则从客厅开始一步步填满了另两个房间。
后来，他看到父亲写他的祖父宋春舫，宋春舫在欧洲苦心搜集戏剧书刊，建成一座藏书馆，书籍编号编到七千多册，孜孜不倦。
宋以朗所看见的是两个家庭的故事。上海的两个大家之后，经历了大时代的变动流转，一个来到中国香港，一个去了美国，留在香港的人生了儿子，儿子漂流四海，一生感觉不到何谓故乡，到了晚年，他回到父母所居住的地方，在文字史料中将两个家庭的根源聚拢。
人老了，翻译家的儿子愈发依赖家里的旧纸头。他记得，母亲中风后，口不能言，语言能力要一点一点捡，有时候问她一件事，她就回，“不要问我，我怎么记得，你找书信，里面肯定有的。”也许从那时起，父母就藏在信件里了。
写作“宋家往事”初始，是记者陈晓勤在主导和催促，到后来，老先生主动提出了更多主题方向。一直到整本书结束两年后，有天见面，宋以朗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再把其他的方向做完啊？
同样的问题，我再问宋以朗，他大打太极，嗓门提高，说自己随时可以从这里抽身，跑回美国去。
前几年，因房子老化严重，宋以朗请来装修队做全屋整修，包括张爱玲住过的卧房——只不过它早在上个世纪就被改成厕所了。整修时，施工队将这间老旧发黄的厕所做了改造，将它变成一间窗明几净的现代厕所。
它成了一间访客最爱参观的厕所。媒体要拍照，宋以朗也很配合地坐在马桶盖上，伸直腿，肘撑案台，摆出像坐在起居室里的姿势。
宋淇在给张爱玲的信中也提到过这个小儿子，“大概有点天才，人很怪，没什么朋友，思想很有深度。”这位很怪的孩子，并不认为自己奇怪，也不觉得张爱玲奇怪。每次看到有人提起张爱玲“晚景凄凉”，他就展示她去世时留下的不小存款，“简朴只是她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我也喜欢一个人。”
他的快乐来自他智性的生活，读书、写博客，与友人谈文论事。每当访客离开，当这座热闹的宅子回归沉寂，他就将桌上摊开的稿纸收回纸箱，装进黑色垃圾袋里，两只把手一扭，捆扎好，替作家继续“防虫”。
我问他，关于张爱玲的下一次动作是什么？他回，没有下次了。一本《张爱玲交往书信》全集会在9月出版，这就是这间房子里最后的秘密了。
“等到出完书信全集，你还有什么要问我呢？其实没什么好问的。我只是希望以后没有事做。”他说。在这件麻烦摊子上，他曾经找到新鲜、兴奋之处，而今已经变得重复，且缺乏挑战。
张爱玲作品的收益去向他已经安排好，大学的奖学金、每年的张爱玲研讨会经费、学者研究经费支持等等，这套模式可以较容易地让后人延续下去。
他正在一点点将宝库向街上的人敞开，这就是他对这件礼物最后的处理方式了。能出的遗作已经出完，遗物箱里的东西也在越来越少——3份遗礼已经各自找到了主人，作家的假发、衣服、笔等一切让张迷激动不已的东西，他都寄给皇冠出版社保管了。传奇作家留下的没来得及穿的多对毛巾绒拖鞋，有一天他没事就扔掉了。等到宝库的大门完全向外敞开，这把孤寂又嘈杂的板凳上，就不再需要下一个忠诚的子民了。
只是搜索张爱玲成了固定习惯。疫情期间无法出门，他就在不同的网站上输入“张爱玲”，看看还有多少新书弹出来，“我就想看看都能搞成什么样”——电话那头的人吃吃地笑起来。
他兴许会写个自传，但什么时候动笔不一定——等到再过25年，作家死后50年期满，宋家也不会再拥有她的版权——这件礼物，就真正属于大众，再有纠纷也与他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