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人让史铁生从轮椅上“站”了起来 一个还是十年笔友

21岁那年，作家王小波激情澎湃地写下：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同样的21岁，回京知青史铁生，扶墙走进友谊医院。

此后数年，他三进三出，住遍了友谊医院神经内科的十间病房。

二十一岁那年，史铁生在病床上得出结论：上帝为锤炼生命，将布设下一个残酷的谜语。

为了知道这个谜底，你不得不活下去，永远追寻地活下去。

二十一岁过去，史铁生没有死，也没了行走的能力，他被朋友们抬着走出医院，从此开始了轮椅生活。

直到去世，60年的生命，史铁生有40年，是在轮椅上度过的，伴随着不断的住院，尿毒症，肾透析的间隙，他留下了350万字，包括散文随笔、小说、剧本诗歌等体裁。

周国平说：他是中国最有灵魂的作家。

深以为然。

命运给了他身体的残缺，他用这残缺的身体，塑造完整的灵魂，生或死，不再是值得琢磨的，生就好了，索性活出历史的风骨。

少年史铁生，在清华附中学习，不只是学霸，还兴趣广泛，尤其是体育。

他自己说，“第二喜欢足球，第三喜欢文学，第一喜欢田径”，他身高腿长，尤其擅长80米跨栏。

这些相对于后半生坐轮椅的史铁生而言，或许就是上帝的一个玩笑，给你十分的欣喜，再夺回欣喜的理由，让你万分心痛。

拥有后的失去，才知道当初的难得珍贵；

拥有后的失去，才明白现在的刻骨铭心。

18岁那年，史铁生像很多同龄人一样，响应号召，投入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离开北京去延安农村插队。

同去的20个人，大的刚满18，小的还不到17岁，坐火车，换汽车，一路上嘻嘻哈哈，怀着对未知的好奇，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旅行。

多年后，史铁生用深情浪漫的笔法，写下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描绘了他插队的清平湾：

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

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

很快他们知道，插队既不是旅行，也谈不上浪漫：劳动苦，肚子饿，嘴上馋。

在山里劳动一天，晚上回来，常常只能喝上几碗野菜熬煮的稀粥；陕北的冬天，窑洞冰冷，他们只能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身上，用大衣裹住脑袋，身体蜷缩成一团来取暖。

超强的体力劳动，冰冷的土炕，再加上史铁生先天的隐性脊柱裂，他的腰腿疼日益加重。

村里为照顾他，派他去养牛。为了养好牛，他就住在牛棚旁边的寒窑里，方便夜里添加饲料。

腰疼遇上寒冷的湿气，越来越严重，几乎每天发作，无法入睡。他忍着，人们只看到史铁生的腰越来越弯，步伐越来越拖沓。

很快，他的腰疼得无法直立，腿无法行走，不得不回到北京看病。

1972年1月4日，是史铁生21岁生日，他一只手扶着墙，慢慢挪进了友谊医院。

上帝一点都不“友谊”，史铁生听到了最坏的结果：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性格有时和绝望是一家的，绝望到了，性格也跟着变了。温顺的史铁生，变得暴躁自弃了。

他把鸡蛋羹一下子扔向屋顶；他把床单撕成一条一条；他把一整瓶药一口吞下，疼得在床上打滚；他一把摸向电源，全院电灯瞬间熄灭……

真正的绝望即是如此，就是生不如死。

生，还是死？莎士比亚的天问，原来是如此这般的体验，史铁生接过来莎翁的思考，是面对现实的困厄，还是走向永远的安宁？只不过莎翁是站着思考，史铁生只能在轮椅上思考。

那个下午，他摇着轮椅，无意中走进了一个荒废的古园——地坛，此后15年，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每一米草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轮椅印。

几年的静思默想，他终于弄明白：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轮椅上的史铁生，很久都找不到工作。

他走进街道生产组的平房，和像他一样无助的老、弱、孤、残人士一起，在仿古家具上画花鸟鱼虫，画山水楼台，画才子佳人，一天八毛钱，借以糊口。

母亲相信，只有进入一家拥有铁饭碗的单位，残疾的儿子才能有靠。

为此，他摇着轮椅，和母亲一趟趟跑劳动局、知青办，想申请一个固定工作。

单位负责人说：慢慢等吧，全须儿全尾儿的还分配不过来呢。

看到别人的冷眼，史铁生发誓再也不去求人。

有些路，单靠腿去走明显不够。

在地坛发呆的日子，他总是铺开一张纸，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最好是写下来。

愤懑、痛苦、悲伤、委屈、抱怨、失望、绝望、希望、……所有的情绪，写在纸上，心好像被一只温柔的手抚摸，感受到轻松和快慰。

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

他的躯体被固定在轮椅上，心魂却在黑夜出行，脱离一切现实的束缚，在夜的世界里，像风一样自由游走。

写作，带给史铁生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心情。

在他最苦闷的时候，除了写作，还有一个少女，不期而至，给他带来了短暂的爱情。

他们在地坛约会，“我坐在轮椅上吻了她，她允许了，上帝也允许了……”

又一个早春的礼拜日，史铁生摇着轮椅，兴冲冲地穿街过巷，去找恋人。

史铁生的突然出现，让女友面有难色，女友尴尬之余，言语闪烁，史铁生敏感而要强，匆匆告别。

很快，迫于家庭的压力，女友给他写了封绝交信，远走国外去留学。

史铁生看着绝交信，拿起桌上的陶瓷笔筒，用力地摔在地上，又一拳砸向桌上的玻璃板，发出犹如困兽的嚎叫。

血，顺着握紧的拳头，从指缝里快速滴落在地上，炸裂开来，像一颗破碎的心，四分五裂。

对于这段夭折的爱情，史铁生痛而隐忍着，隐晦地记下了：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

史铁生失去双腿，丢了身体的拐杖；失去爱情，丢了灵魂的拐杖。他一下倒在了自己的悲痛里，忽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母亲。

他不知道，儿子的苦难，在母亲那里，都是双倍的。

看着病重的史铁生，母亲当他面强颜欢笑，背地里却常常痛哭懊恼。

母亲找遍了全市的庸医、名医、巫医，筹划着把最后一点钱，去购买偏方、药方，她一次次请来会扎火针的、会扎长针的给儿子治疗，期求几万分之一的希望。

希望一次次破灭，汇成失望的海，把这位苦难的母亲淹没。

母亲倾其所有，钱包日渐干瘪，史铁生的病情不见任何好转，脾气却越发的暴躁。他不接受任何人靠近，母亲只能悄悄地躲藏在一旁，偷偷地关注他的动静。

一日，母亲发现史铁生在偷偷写小说，母亲开心地说：那就好好写吧。

史铁生一心想着写小说，看不到母亲隐忍的爱与付出。

直到，母亲因肝病大出血，她昏迷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

母亲去世后，史铁生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

“母亲”成了禁忌，有十年，他都不能听人提及这两个字。

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

他越发沉默，只是每天摇着轮椅，摇进地坛，摇进家门。

关于生命和爱，史铁生有了更加深厚的思索：

“上帝为什么早早召母亲回去呢？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

1979年，史铁生的处女作《爱情的命运》，在西北大学校刊《希望》上发表，母亲已不在人世。

正在西北大学读书的大学生陈希米，读到这篇小说，被史铁生的才情打动，成为他的笔友。

十年后，史铁生病重，陈希米收到信，不顾一切地奔赴北京，来到史铁生身边照顾他。

二人初次见面，史铁生说“你正是我想象的样子”。

陈希米是年轻的，美丽的，温柔的，在史铁生身边，朋友们感叹，她“简直是尊右腿轻残的维纳斯”。她带着天使的笑容，做了史铁生的眼睛和双腿。

陈希米说，我们遇到了，看见了，就再也无法分离了。

陈希米，成为他的妻子。

1980年，史铁生的肾病越发严重，又一次住进医院。

正在电影学院读大三的田壮壮，选中了史铁生的小说《我们的角落》，打算拍成电视剧。

为了真实，田壮壮推来一辆崭新的手摇轮椅，要换史铁生那辆旧的。

史铁生认为，这种交换很值得。毕竟，生病多年，这个家早已被病魔掏空。

新轮椅，值得他再多活十年。可惜的是，拍完片子，田壮壮又把新轮椅换走了。

史铁生，把一双干瘪的腿放在旧轮椅的车蹬上，摇着出院了。他插着尿管，带着尿袋，身上总有一股尿味。

此病未去，彼病又来，成群结队好像都相中我这身体是一处乐园。

几年后，肾病发展成尿毒症，肾衰竭，需要隔一天透析一次，就是“洗血”，把全身的血在体外用仪器循环过滤，洗干净杂质，再输送回体内。

殷红的血，过滤，再循环，再过滤，血通过盘绕的红色软管，又一圈一圈回到他的身体。

每周三次透析，每次四个半小时。这样的日常，延续了12年。

通常在透析的第二天，史铁生精神很好，还有点儿力气。这样，他每周有12小时的时间，可以用来写作。

有一回记者问他的职业，史铁生笑答：“职业是生病，业余写一点东西。”

这是玩笑，也是事实。生活中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此，别人看着的玩笑，都是自己的悲催往事。

对他来说，写作起初只是发泄情绪的窗口，后来成了被逼无奈的事儿，是为着谋生，最后写作是为着有尊严地活。

他想用写作证明，虽然腿死了，肾也死了，未必精神就不能赢，就不能活得更好。

那个21岁生病的史铁生，一度曾经打定主意，“不能站起来走，就不活”；也曾整天把“肿瘤”两个字，用目光写满病房的天花板……

其实不过是为了抵制内心深深的恐惧。

在几十年如一日和命运的较量中，他已然明白：恐惧只是你伤害自己的借口，一念地狱，一念天堂，所谓地狱和天堂，不过是人对生命的不同态度。

在生病的间隙中，他独享“写作之夜”的静宁。他转而往内心走，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

最初他的写作，不断探讨的，是活下去的理由。

《在一个冬天的晚上》，那对徘徊在门外想收养孩子的残疾夫妇；

《插队的故事》里，“白老汉”寄来的十斤陕西省粮票；《足球》中，两个摇着轮椅去看球赛的残疾人。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中追求自我价值的詹牧师；

《命若琴弦》里，那一老一小两个瞎子说唱人；《原罪·宿命》中，只能躺着的“十叔”和骑车被茄子滑倒而遭遇车祸的“我”……

在这些作品里，史铁生怀着善意的悲悯，进入那些身体有缺陷的小人物内心，真正懂得了人人“生而不平等”，各有命途。

他学会了坦然面对自己的轮椅，从悲苦而辛酸的命运中走出来，找到了真正的自尊。

1991年，他发表了最广为人知的散文集《我与地坛》，那是他心中“可以逃避世界的另一个世界”。

史铁生与地坛公园相遇，又在此对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反复叩问，他终于抚平了心里的伤痕。

著名作家韩少功甚至说，1991年即使只有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文学的丰年。”

一个写作者，有此成就，足以告慰一生。可史铁生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更没有停下思考的大脑。

后来，在更艰难的身体条件和更难以忍受的病痛中，他又有《务虚笔记》、《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等一系列作品问世，成为文学经典。

2010年12月30日下午，做完透析刚回家的史铁生突发脑溢血。

昏迷中，他被救护车送到离家不远的朝阳医院，生命体征越来越差，陈希米签订了放弃治疗同意书，随后他被转运到武警总医院，等待完成器官移植手术。

陈希米说：“捐献器官是史铁生生前的郑重嘱咐，他希望把自己所有能用的器官都捐了。”

31日3时46分，史铁生停止了心跳呼吸，表情轻柔而安祥，“像睡着了一样”。

肃宁的安魂曲中，现场所有的医护人员向史铁生鞠躬致敬，虔诚地取出他捐献的器官，认真、细密地缝合，为他整理好遗容，送他有尊严地走。

9个小时后，他的肝脏和角膜在两个新的生命中苏醒，他的大脑和脊椎也捐献给了医学院做研究。

2010年，整个华北地区，只有5位器官捐献者，史铁生是第5个。

至此，那个困扰史铁生一辈子的问题，生还是死，有了终极的答案，在这追寻答案的过程中，生亦或死，都已经有了意义。

生，活出了历史的风骨，

死，亡出了崇高的尊严。

史铁生，这个冬天来冬天走的人，还有4天就满60岁了。

朋友们，约好一起为他庆祝60岁“生日会”，张海迪送来了60朵玫瑰，铁凝送来了一篮樱桃，因为史铁生曾经说过，“樱桃我爱吃”。

史铁生不在了，这句话还久久回响在耳边。

. END .

【文| 落雪】

【编辑|丹尼尔李 】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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