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民国大师上课 光开场白就如此精彩！

【导读】“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你们要睡觉，我不反对，但请不要打呼噜，以免影响别人”；“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你能想象，民国大师们上课的“开场白”会是这样的吗？

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

头一句话谦虚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梁启超说：“吾爱孔子，吾更爱真理。”

1929年梁启超身体状况渐趋恶化，学生谢国桢和萧龙友劝他停止工作，多多休息。梁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不久不治而逝。

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犹坚持看书不已，萧龙友的儿子萧璋去看他，劝他养病期间不要看书，注意休息。

谢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有些学生听了一堂课，往往觉得不知道听了一些什么”。

听他的课，要会“举一隅而三隅反”才行。

也有人不仅文学成就大，课也讲得精彩，譬如大诗人闻一多。

闻一多上课时，先抽上一口烟，然后用顿挫鲜明的语调说：“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

他讲唐诗，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别具特色，他的口才又好，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所以，他讲课时，课堂上每次都人满为患，外校也有不少人来“蹭课”，有的人甚至跑上几十里路来听他上课。

辜鸿铭：割心里的小辫子难

民国奇人辜鸿铭，学贯中西，名扬四海，自称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被外国人称为“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宫，不可不看辜鸿铭”。

他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他也习以为常了，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问题，可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

顿时全场肃然，再听他讲课，如行云流水，似天花乱坠，果然有学问，果然名不虚传。

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可谓盛况空前。

老头也不客气，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幸亏有后一句铺垫，要光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老头的学问也真不是吹的，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他有资格说这个话。

真的

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

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

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

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

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就不是。”

陈寅恪说：“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还说：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

陈寅恪每次讲课，开宗明义就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讲过的，我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一次习作学生引用《资治通鉴》。顾颉刚说：“引用古书资料，要用原始书，《资治通鉴》是二手货，不足取信于人。”

又一次，学生粗心大意，写错字，老师骂他：“要细心，一个字都不可轻轻放过。”

再一次，学生出大题目要写作，这次老师骂他更狠：“你的毛病好出大题。要知道大题目费大功夫，不易做得充实；小题目可以做得充实有力，无懈可击。某些事，可以大题小作，在学问上则要小题大做。”

了一部《辞源》，古直勃然大怒说：“怎么我的学生用《辞源》？”杜宣说：“我不认识的字，不查《辞源》查什么？”古直更加怒了，大声地说：“怎么，我的学生查《辞源》？”后来古直缓和下来，才说：“做学问，不能靠二手货，不懂的字，要查《说文》，查《尔雅》，查《水经》。要查这个字的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样才可靠。《辞源》这一类书，是二手货。我们做学问要有穷根究底的精神才行。”

前往刘家磕头拜师。

有人认为黄的学问更胜于刘，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黄侃只比刘师培小两岁。

叶嘉莹的老师顾随每次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

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

先生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

鸡死活不吃；后来他松开手，让鸡自己呆在那里，鸡却开始低头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释道：“教育如同喂鸡，强迫是不行的，只有让他发挥主观能动性效果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