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从理性到沟通论文

哈贝马斯的语言学转向从理性到沟通论文

一、理性、沟通与语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最大的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人物，是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他是马克斯·韦伯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学理论家。

之所以在马列文论上有哈贝马斯的一席之地，乃是因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他通过黑格尔的遗产来重新利用哲学的思维来审视马克思，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他的研究范围颇广，遍及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文艺美学、心理学和现象学-解释学。而为什么他在后期越来越关注语言学?为什么其研究论题发生了从社会理论到语言学的转折?

一般认为，哈氏思想的两个高峰分别表现在他的名著《知识与人类趣向》(1968，一译《认识与兴趣》)以及《沟通行动理论》(1981，一译《交往行动理论》)上。自《沟通行动理论》一书出版以来，哈氏虽然仍旧保留着理性批判的观点，然而其整个主旨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那就是从知识理论转向沟通理论，从社会理论转向语言哲学。我们不难发现，哈贝马斯是一个具有强烈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人，他将人类生活的基本领域分为两个方面：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一个控制、操纵的世界，而生活世界则是以符号为媒介的沟通领域。哈氏注意到由于近代技术(工具)理性的发展，造成技术(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物质越来越压制精神，人类精神层面和心灵领域的沟通成为问题。他认为，理性除了技术(工具)理性外还应该包括沟通理性，人类的解放不是不要理性，而是要有全面的理性。

在此，我们的第一个疑问似乎得到了一些答案： 既然生活世界是以符号为媒介的沟通领域，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媒介，那么沟通行动就以语言为媒介反映行动者与世界的关系，所以探讨沟通领域的问题就不能不关注语言。解释学大师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Hans-Georg Gadamer)说得好：“语言不仅是握在我们手中的一个客体，它更是传统的贮存器以及我们生存的媒介。”对伽达默尔而言，人类存在的基础是理解， 而人类进行互相沟通理解的媒介就是语言。这也就是哈贝马斯后来将其社会理论转向语言沟通的理由。哈氏这样找到了从理性(知识)到语言沟通的联系。他认为：人类理性的能力起源于人类在偶然的自然条件下自我保存的动机。人类的自我保存取向不能脱离由劳动、语言与权力所展现的文化条件，分别产生技术探究、实践与解放的知识，知识基本取向是以劳动、语言与权力为媒介的。

二、普遍语用学的建立

60 年代后期，哈贝马斯有一场著名的与解释学的论争，即“伽达默尔-哈贝马斯论争”。在哈氏看来，解释学的反省是在语言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的，所以无法看清语言本身的欺骗性。哈贝马斯认为：“在来自实在的强制中，有政治社会的因素与由于权力体系的内在化而导致的心理压抑因素两种。”来自实在的强制扭曲了以语言为媒介的交际。这样一来，解释学所解释的是“被体系性地歪曲的交际”， 是不能发挥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的。如何建立不被歪曲的、理想的交往? 对于充满批判精神和正义感的哈贝马斯来说，他关注的是正义的问题， 即政治性的思想如何形成的问题。他在奥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舍勒(Max Scheler)等人的言谈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指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两条道路之一。

哈氏在《交往与社会进化》(1976)中指出：“普遍语用学的任务是确定并重建关于可能理解的普遍条件。” 即确立交往行为的一般前提，以促成主体间的相互理解。“理解”(Verstaendigung)是解释学的核心概念，但理解的有效性是解释学所忽视的问题。哈贝马斯认为，“普遍的解释的有效性， 直接取决于关于客观领域的陈述被‘客体’，即被有关的人应用于自身的情况。”“普遍解释的经验的准确性，……仅仅取决于研究者所进行的自我反思以及研究者和他的‘客体’之间的密切关系。”

因此，哈氏认为任何的话语想要获得参与者间的有效理解，就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说话者必须选择一个能够被理解的表达，如此，说者与听者之间才能相互理解。说话者必须具有沟通的意图，提出一个真实的命题，以便听者能共享说者的知识。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最后，说者必须选择一个适当的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进而使两者在已知的规范背景中达成一致的见解。也就是说，他必须选择可被理解的语言，陈述现存的事物状态，表达真诚的意向，并在社会规范的基础上适当地表达话语。理解、沟通和交往的顺利与否要靠以上几个方面的条件来加以检验，否则就会产生障碍。

哈氏曾举例说明缺乏任何一个要素都会产生理解和沟通的问题。他说，假如一个教授正在上课时对他的学生说：“请拿一杯水来。”首先，有一种可能是教授以为附近可以很快打到水，但他的推测不符合客观实际， 这样沟通就发生了问题。学生完全可以对这句话的真理性提出怀疑，就其要求的真理性是否适当发出质疑乃至拒绝说：“不，如果我去打水，下课之前回不来。”其次，学生还可以否定其讲话的正当性，即说话人是否有权利对听话人说这样的话。对于教授的请求，学生可以回答说：“不，你没有权利把我当成佣人来使用。”另外，学生还有一个否定教授主观真诚性的办法：“不，老师的真意不想喝水，只是想让别的同学对我有一种异常的感觉。”当然，最后还可以就其可理解性提出怀疑，学生可以问：“教授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可见，话语要获得理解，交往行为需获得沟通， 可见理解性、真理性、正当性、真诚性这四个有效表述的要素缺一不可。这个规范标准内在地包含在社会行动与语言的结构之中， 只有在这种理想情境中所形成的共识基础才能批判“被体系性地歪曲的交际”。这样，哈氏认为自己重新构建了使表述成为可能的规则体系， 从语言的内部寻找到了批判的立足点。

总之，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哈贝马斯的语言观是一种认识论的批判，目的是恢复理性的自由解放的本质。另外，哈氏的语言转向是直接指向社会意识形态批判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接触到社会语言学的某些范畴。

三、对马克思、弗洛伊德、伽达默尔的语言学评论

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人物，对马克思的理论在很多方面给予了修正。在社会演化的问题上，哈氏采取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知识是人类劳动的历史产物的观点。不同的是，哈氏认为人类是能制造和使用工具、运用语言的动物。他们除了通过操控自然以维持物质生存之外，还包括相互理解的语言沟通需求。同时，哈氏反对马克思关于社会演化的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组织化的劳动是人类更新生命的特定方式，即劳动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最重要的媒介。然而哈贝马斯认为，演化的发展依赖语言沟通的产生， 由此才能形成社会角色与规范的系统，劳动才能有所依归。因此，哈氏认为语言才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最重要的媒介，人们之间的对话、“交往行为”才是真正的生产力。1965年，哈氏在法兰克福提出认识基本取向三面向结构时就指出：“使我们脱离自然的唯一事物就是语言。通过它的结构，自主性与责任性为我们安排一切。我们最早的句子所表达的就是普遍与未受限制的共识意图。”

在对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评价中，哈贝马斯指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两条道路的另一条。哈氏赞赏弗洛伊德的精神(心理)分析，认为他开启了一个语言学的途径。在哈氏看来，精神(心理)分析是一种意义理解的模型，能够发挥自我反省的功能。哈氏认为：因为语言是反思性的媒介，同时也是对话的模式，语言是相互理解的基础。潜意识底层的“内在异国领域” 唯有通过语言与符号互动才能被翻译出来。未认识的干扰通常是通过命名、联想、讨论、定义、辨识等过程呈现出来的，这些都是语言的力量。心理分析正是借助自我反思与因果关系来接触个体的理解障碍，可以作为批判解释学的典范。哈氏称之为“深层解释学”。正是基于这些思想，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心理分析来建立沟通。他设想通过精神(心理)分析的模型，在解释学的理解中插入“科学”的说明，来拆穿日常语言的假面具，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工具发挥作用。

哈贝马斯与伽达默尔都认为：文化的理解过程，需要一种与他人、其他文化或传统的心智世界的特定对话，这是一个交互主体的过程。前者同意后者认为语言是相互主体性的必要媒介的观点，但他继续前进，睿智地指出：将我们的注意力仅集中到不同传统间的融合上是不够的。因为语言不仅是相互主体性的媒介，它同时也是支配与社会权力的媒介，在权力关系中语言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语言应被视为是一切制度的“高级制度”。语言在现实的强制下，可能会成为支配或权力等的载体，即可能会成为制度化的暴力正当化的工具。语言依存与社会事实上的各种关系，难以逃脱“来自实在的强制。”

四、结语

让我们回到篇首的提问。为什么哈贝马斯后期的研究越来越关注语言学? 为什么他的研究论题发生了从社会理论到语言学的转折?其实，不管在什么时代，伟大的哲学家往往都是将语言作为重要的论题来看待。在哈贝马斯之前，无独有偶，包括罗素(Bertrand Russell)、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在内的许多大哲学家在他们的后期学术生涯中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语言学。更有学者认为：“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都走上了通向语言的道路，当可说现代西方哲学发生了语言转向。”

在20世纪60年代的这场“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作为现代哲学的一个动向，受到广泛的关注。西方最重要的哲学流派之一是分析哲学。“分析哲学的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人工语言的分析方法，另一种是日常语言的分析方法。”可见，其主要思路都与语言有关。人工语言分析方法的创始人罗素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认识科学和常识的世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哲学就得运用分析的方法。首先就必须分析语言本身，企图找出语言中最基本的元素或“原子”。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是“语言学转向”的代表性理论。他和牛津学派哲学家(即日常语言分析学派)们把哲学的任务规定为从对日常语言的误用中找到产生哲学混乱的病根。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试图建立一套理想的人工语言来拒绝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住所，存在就是语言，在语言之外无物。现象学-解释学的中心就是语言问题，伽达默尔之《真理与方法》的整个第三部就是以“语言”为中心的论题。针对上述现象，不少人认为上世纪哲学和对语言的哲学探讨是同义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受分析哲学影响的哈贝马斯从70年代左右渐渐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但他不是探讨言语和对象之间的关系，而是集中精力探讨驾驭语言的人类社会之层面。

以上种种迹象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哲学家，必然认识到语言对于思想的作用;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必然认识到语言对于思想的复杂关系。毕竟，思想要靠语言表达出来，沟通要靠语言才有开展的可能。认识语言，就是认识人类自己。由此可见，语言学不能不是一门领先的学科，“它的成果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所必须利用的。”只有站在语言的高度，才能认清世界之最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