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桥话画：从《墨葡萄图》看徐渭悲怆的人生
《墨葡萄图》，明代，徐渭，纸本水墨，纵116.4厘米，横64.3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名画鉴赏
徐渭的绘画成就主要体现在水墨大写意花鸟画方面，《墨葡萄图》是一幅很能代表徐渭水墨大写意风格的作品。此画构图奇特，描绘的是一丛葡萄，枝叶从右边伸过来，由于枝条伸出了画面，中间还有一块空白，信笔挥洒，似不经意，藤条错落低垂，枝叶纷披，以豪放泼辣的水墨技巧造成动人的气势和葡萄晶莹欲滴的效果，所呈现的那种乱头粗服的美，较之元代画家的逸笔草草，更具有一种野拙的生机，正如他自己所说：“信手拈来自有神”、“不求形似求生韵”。上方是那首著名的肆意狂舞的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署款：“天池”、“湘管斋”朱文印。诗的意思是说自己一生潦倒，现在已经变成老翁了，就像一颗无人识货的珍珠，随随便便地被扔在草丛里埋没了。诗里的“明珠”落实到画面上显然就是葡萄。
也正因为徐渭画画的目的是发牢骚，所以画得像不像，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叶子和葡萄都画得十分粗疏，乍一看，简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而且构图也没有任何道理，非常随便，既不讲究平衡，也不讲究稳妥。葡萄的枝干硬生生插进画面，没有来历，也没有去向。最绝的是那首诗，占据了画面的左上角，右上角就这么空着。字也很野蛮，只顾顺着笔画写，字与字之间、文字与画面形象之间完全没有照应和揖计。只因徐渭的书法功底很深厚，虽然他的书法同样没有规矩，看起来是胡乱写，但点画相当生动，充满灵气，虎虎生风，让人在数百年后似乎还能听见他的笔划过纸面的声音。他的行草字势欹斜跌宕，令人联想到画家不平的人生经历。
徐渭《墨葡萄图》
可见徐渭完全是凭感觉在画画，他不肯依赖和遵循一切已有的惯例和程式，或许他头脑里根本就没想那么多的东西，只是让自己的情感自然而然地倾泻到纸上，或许他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而应该是一个救黎民于水火的政治领袖，或者是一个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家，可是这一切都落空了，到头来只能以狂图乱写来打发清贫困窘的时光，因此就随便画吧，只要能满足一时的痛快，宣泄心中的苦恼就行了。如黑云翻墨，如雨溅雹飞，如空谷长啸，如暮鼓急声，这不是画画，而是一位恣意纵横的老秀才泼洒着他内心的狂野、激愤和无尽的落寞。《墨葡萄图》在有限的感性形象中寄寓和表现出强烈而真挚的感情，这种看似颇受限制的花鸟画题材却传达出了极为深远的思想内容。
画趣拾珍
徐渭在明代三大才子中是无可争议的最多才的一位——诗、书、字、画、兵法样样精通，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家。他在诗文、书画、戏曲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艺术风格上卓立不群、与众不同，对明后期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佯狂的艺术家不少，可是在生时寂寞、故去后为后人顶礼膜拜的大家实在不多，而徐渭就是这样有着独步天下的才华的真正大家。
徐渭生活的年代，正是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和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引领文坛的时代，前后七子为扫荡明初“台阁体”的萎靡文风而树起“复古”的旗帜，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而徐渭有着自己独立的见解，强调诗文创作应该是自我表现与自我宣泄，提倡为文为诗都要表现本真自我，他称作“本色”。
徐渭的本色观是有其学术渊源的，他的家乡是王阳明“心学”的根据地，是王学浙中派的基地，王阳明倡导“良知”说，高扬主体精神，反对盲目崇拜偶像，鄙视烦琐哲学，主张独立思考，用自己的“灵明”去审视一切，提倡在任何艰难的境遇中都要保持自我人格，鼓舞人们建立自我实现的自足感，争取进入“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的人生境界。
徐渭的老师王畿（音同：机）、季本都是王阳明的弟子。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发扬心学的精义，给了徐渭以深刻的影响。和徐渭关系密切的还有唐宋派领袖唐顺之，唐顺之晚年也崇尚王学，他说先秦诸子都有“一段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强调学贵自得，强调表现自我，这是徐渭“本色论”的直接源头。
徐渭《墨葡萄图》局部
徐渭提倡本色独创的主张很充分地表现在他的艺文创作中。徐渭传世的文章有三百多篇，体裁涉及传统古文的各种类型。一些序、记、传、铭等传统的体裁，在徐渭的笔下变成了接近纯文学的散文和杂文，如《赠吴宣府序》就是一篇生动的回忆录，回忆二十二年前在绍兴老家和吴兑一起召集市民和族人痛殴为非作歹的悍卒，大快人心的一件往事，叙事生动，人物对话与动作的描写很精彩；再如《赠光禄少卿沈公传》，叙说沈炼一生的事迹，夹叙夹议，是充满感情的人物传记。
徐渭得意时少，失意时多，但他在倒霉时也能自得自适，这是从王阳明那里学来的。他在狱中本来是披枷戴锁的，当他被允许解除枷锁时居然还写了《前破械赋》和《后破械赋》。当然，徐渭最出色的文章应数其四十五岁时作《自为墓志铭》，他在自杀前写下了这篇自传，说到他自己的为人：“度与义，无所关时，辄疏放，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总结了一生的经历，写自己的师承，写自己的家庭，写事业的失败，归结自己的品性是“傲与玩”“两不得其情也”，自杀前自己写下墓志铭已经够独特的，其情绪之冷静更是世所罕见。
徐渭去世后，“公安派”领袖人物袁宏道偶然在友人陶望龄家中随意抽取一本刻印粗糙的徐渭诗文稿，在灯下读了几篇后不禁拍案叫绝，惊问此人是今人？还是古人？竟拉起陶望龄一起彻夜阅之，激动的高喊：“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而后袁宏道不遗余力地搜罗徐渭的文稿，研究徐渭，大力宣扬徐渭，认为徐渭诗文“一扫近代芜秽之气”，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明之上”，又云“不论书法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徐渭一生不得志，是被明代艺坛和文坛边缘化了的一个天才，他几乎被主流社会所遗忘，袁宏道写下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小传——《徐文长传》，这位被遗忘的艺术奇人才得以扬名后世。徐渭的诗歌留存在世的有两千七百多首，风格多样，有的境界凄清险怪，用语奇崛，有李贺味道。大多则是明朗阳光，平淡自然，甚至明白如话。他的诗歌题材开阔，色彩丰富，格调奔放。他写诗的题目很宽，由于视点的独特，事无大小都可以入诗。值得注意的是，徐渭有着一般文人难以体验的生活，有着一般文人难以获得的灵感，写出来的诗歌就特别地有新鲜感。
他的戏曲创作也是很有独创精神的，在戏曲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徐渭剧作有《四声猿》传世，《四声猿》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部杂剧。《玉禅师》写传说中的月明和尚度化柳翠的故事。新府尹柳宣教到任，玉通和尚未去参拜，柳宣教因此设计指派妓女红莲前去引诱玉通破了色戒。玉通坐化，转世为柳宣教的女儿名柳翠，堕落为妓女。玉通的师兄月明和尚指点柳翠明白了自己的前身来历，指引她返回西天。此剧含有道心不敌凡心，天理不敌人情的讽刺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官府与寺院的尔虞我诈互相报复；《狂鼓史》写祢衡击鼓骂曹的故事。阴司判官为了留下一个“千古话靶”，在玉帝宣召祢衡前召来曹操的鬼魂，重演昔日骂曹的一幕。
徐渭是借祢衡之口抒发自己的不平之气。据说徐渭写此剧是起因于沈炼的事迹。徐渭是以鬼戏写人情，借古人之口斥骂当代的奸雄；《雌木兰》根据《木兰辞》描写北魏女子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故事；《女状元》写女才子黄春桃才学过人，女扮男装改名黄崇嘏（音同：甲），一举考取了状元，审疑案，作妙文，被丞相周庠（音同：详）赏识欲招之为女婿。黄崇嘏说出真情，周庠改聘为儿媳。徐渭的《四声猿》不仅内容横放杰出，在形式上对传统也有重大突破。
从元朝以来，杂剧的通常格局是每本戏用四套北曲唱演一个完整的故事，仅有正末或正旦唱曲。《四声猿》的四个剧本都不按规矩遵守传统杂剧的格局，而是兼用南曲和北曲，规模也不拘四折。如《狂鼓史》仅一出用北曲一套，《雌木兰》共两出则由很多角色分唱七只“清江引”，这是北曲套曲从来没有过的做法，《女状元》有五出，既用北曲又用南曲，更是创新。《乐府诗集》中收录巴东三峡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猿鸣三声已泪满衣裳，猿鸣四声情何以堪！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看了《四声猿》后钦佩不已，慨叹“《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令自拔其舌！”恨不能与徐渭生在同一时代，否则一定要拔了他的舌头，因为徐渭唱得太好了！
徐渭《墨葡萄图》局部
徐渭涉及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不受传统约束的精神，表现出“畸人”之奇。徐渭还写过一本《南词叙录》，搜集和记录了南戏的剧目和作者，南戏是被正统文人瞧不起的民间戏曲，徐渭却给以高度评价，书中再一次提出“本色”的主张，已经含有戏曲语言应该“家常自然”的意思了。
悲惨的命运遭遇使徐渭无法以平和的心态来面对生活，由此也影响到他的艺术。徐渭心中有怨气，诗文书画处处弥漫着一股郁郁不平之气和苍茫之感，以狂草书法入画，大写意，大宣泄，大淋漓。由于终身只是个小小的秀才，不能结交官僚朋友和收藏家，所以活动范围始终有限。
但也形成某种优势：他的书法和绘画风格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独来独往，无所依傍。他喜欢画花鸟，并赋予画中的形象一些象征的意义，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悲愤和不满。所以他的画完全没有粉饰太平或无病呻吟的成分，而是真实地反映着自己的心情，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因为正是在这种心境下，艺术家可以获得最大的自由，进入彻底忘我的创作状态。这种创作状态，是多少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徐渭就这样完成了对传统的最大革新和突破，使水墨花鸟画艺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明代水墨写意花卉的画家中，革新精神最强、成就最突出的当数徐渭。他发挥了文人画中以笔墨抒情写意的传统，一改吴门画派花鸟画自然秀润、恬静优雅的格调，形成大胆泼辣、乱头粗服的画风，体现了他倔强不驯的个性，并与题诗和苍劲奔放的书法结合，自成一位标新立异的大家。
他中年学画，继承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等写意花卉的画法，工画残荷、败菊、炉瓶、彝鼎之属，皆古质雅淡，别有风致；画山水，则纵横不拘绳墨；画美人即以笔染双颊，风姿绝代。最擅长水墨大写意花鸟画，用笔放纵，笔法更趋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藤画派”。他自己尤以书法自重，他给自己的评语是：“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明末清初文学家周亮工评价徐渭，说他根本就没有第二，他什么都是第一！而后来追随者不计其数，其中有八大山人朱耷一声不吭狠心学习徐渭的书画，郑板桥自铃一方印曰“青藤门下走狗”，近代艺术大师齐白石在提到徐渭时曾说：“恨不生三百年前，为青藤磨墨理纸。”这足以说明徐渭对后人影响之深。南京博物院珍藏的《杂花院》中有他所画的牡丹、紫薇、葡萄、芭蕉、梅花、水仙和竹等13种植物，从中可看出他作画“无法中有法”，且“乱而不乱”，展示出极高的绘画艺术技巧和深厚功力。
走笔如飞画下泼墨淋漓的《荷花图》，恣意任性的荷叶，飘零的苇草在疯长，那种弃世的落寞，那种生命的冲动，浪漫的诗人徐渭震撼着我们的心灵。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有酣畅淋漓、清爽悦目之感。徐渭的作品都不拘于物象，而着重抓其神气，往往以秃笔铺就，其势恰似疾风骤雨，纵横捭阖。他的大写意泼墨画法，继陈道复以后，更加狂放泼辣，惊世骇俗，笔简意浓，不拘形似，自成一家，开创水墨写意画新风，与陈道复并称“青藤、白阳”。徐渭开启了明清以来水墨写意法的新途径，历来被世人称道。因为徐渭，大写意中国画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象征。
徐渭《墨葡萄图》局部
徐渭的书法与沉闷的明代前期书坛对比显得格外突出。徐渭处于祝允明之后，他和祝允明一样学书的路子毫无例外是属于二王一脉，他倾慕王羲之的人品书艺，作为同乡人，他对王羲之的法帖心摹手追，但给他的影响最大的是宋人，其中取法最多的是米芾。他在《书米南宫墨迹》一跋中激动地说：“阅米南宫书多矣，潇散爽逸，无过此帖，辟之朔漠万马，骅骝独见。”没有广泛的研习，是不会作出“潇散爽逸”的恰切评述，可见他对米芾的深悟透解。徐渭最擅长气势磅礴的狂草，但很难为常人能接受，笔墨恣肆，满纸狼藉，他对自己的书法极为自负，又曾在《题自书一枝堂帖》中说：“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
在徐渭的作品中，经常看到他题写的诗句，这些诗句往往借题发挥，发泄他对世事的愤懑。徐渭的《青天歌卷》，开头似乎心平气和，可是没写几行便按捺不住奇逸的情思和表现的冲动，字形忽大忽小，笔势或断或连，结体或正或斜，用墨或浓或淡。奔腾起伏，千态万状。
他打破了传统的规矩，又实现了新的平衡。他不是在写字，而是用自己的心灵在表白、倾诉、发泄，他似乎要用这支笔支撑自己的人格，负载苦难的重压，展现美好的愿望，告示生命的呐喊。充塞天地的布局，狂放离乱的走笔，大江东去的气势，展示的是雄健，壮美，恣肆，豪放，他以特有的狂态为中国书法史添加了浓重的一笔。他那狂态十足富有创新的书法风格同样不为时人所看重，可他依旧取其意气，书写自己所谓“真我面目”的字，三四百年之后，犹令人想见他当时坚定不移不为时风所惑的勇气。这种勇气，这番见解，自是大家的风采。
关于徐渭的传说与故事民间有很多。比如《对课》里说，私塾的一位老先生出了很怪的上联：“喜鹊叫，尾巴翘，越叫越翘，越翘越叫，叫叫，叫叫，翘翘，翘翘；”十四岁的徐文长对曰：“蚂蟥游，身子缩，越游越缩，越缩越游，游游，游游，缩缩，缩缩。”尽管他很早就表现出文学天赋，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天文地理乃至兵书奇谋，无所不知，但参加乡试却接连八次落榜，只能以“秀才”终身。个中原因，也许是他的个性太强，不习惯考试的八股文套路，而且他的一位老师曾经告诉他读书不要死记条文，所以他按照自己的性子来理解古书。徐渭生性疏狂，不懂谄媚，空有满腹奇才，一腔抱负，却无处施展。
徐渭胸怀大志，青年时充满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孜孜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之中，不但文章过人，而且学过剑术，饱读兵书，懂得行兵布阵的道理，是想做一番事业的。
徐渭有浓厚的军事兴趣，又有相当的兵学修养，而且有亲临抗倭前线的体验。其《海上曲》五首是浙东宁波御倭战场的记事诗，写出明朝军队屡战屡败的原因是军纪松弛，有一次倭寇败退了，明军却乱成一团糟，只有一个小吏撑船追赶。守城的士卒生活很艰苦，“朝餐雪没胫，夜卧风吹肘”，此时官员们却“炙肉方进酒”。和那些位高权重的肉食者相反，小小的会稽典史吴成器在绍兴保卫战中却能率民兵在龛山打了一个胜仗。
徐渭作《龛山凯歌》九首歌颂吴成器的战斗英勇，写惨烈战斗后的凯旋，徐渭以诗歌纪实，发扬了杜甫史诗的传统。徐渭留下来的抗倭诗篇还有不少。他很佩服抗倭名将戚继光，有《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战罢亲看海日晞，大酋流血湿龙衣。军中杀气横千丈，并作秋风一道归。徐渭不仅歌颂戚继光，还歌颂了功勋卓著的“义乌兵”。徐渭很羡慕同事曹某有机会到抗倭第一线杀敌。
万历四年徐渭赴宣大巡抚吴兑幕府，北国的边塞生活使徐渭得到另外一种感受，在此期间，徐渭写了许多好诗。《上谷歌》《宣府校场歌》《上谷边词》等都是一流的边塞诗。此时张居正执政，对蒙古俺答部落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发展边贸，蒙古人以马匹牛羊交换铁锅和纺织品等，民族关系大为和缓。徐渭写有《胡市》主张民族间的博弈应该以一场和局结束，见解不凡。徐渭有《自马水还道中竹枝词》二十六首，其中有六首写的是俺答甥女：“汉军争看绣裲裆，十万弯弧一女郎。唤起木兰亲与较，看他用箭是谁长？”据说这位女子就是赫赫有名的蒙古族女首领三娘子。
徐渭《墨葡萄图》局部
嘉靖年间，倭寇侵犯沿海，朝野震动，嘉靖皇帝派胡宗宪以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的身份进行清剿。胡宗宪听说徐渭有军事才能，连忙来聘他入幕府，因为胡宗宪是严嵩的要人，徐渭坚决不敢受。后在别人的劝说下勉强到幕中打了一转，旋即回家了。嘉靖三十八年徐渭正式入胡宗宪幕府做军师，此时的胡宗宪已是总督浙直福建军务都御史，权倾一时，威震东南。据袁宏道《徐文长传》说，胡宗宪聘徐渭做幕客时，徐渭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胡宗宪待之以宾客之礼，允许他随时可出入总督衙门，胡完全答应。徐渭在胡宗宪幕下主要的工作是起草文书，又对军事、政治和经济事务多有筹划，并参预过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并在诗文中热情地歌颂了抗倭爱国英雄。徐渭没让胡宗宪失望。
胡宗宪曾把所得的白鹿献给皇上，徐渭代写的一篇《进白鹿表》送到朝廷，嘉靖皇帝“大嘉悦”，轰动朝野。胡宗宪因此升俸一级，更加器重徐渭。徐渭的辛苦也得到相当丰厚的报酬，比如他代胡宗宪作了一篇《镇海楼记》，即得到胡宗宪二百二十两酬金，在绍兴营造了一处园林式住宅，取名“酬字堂”。徐渭以自己的智慧获得劳务报酬的同时，却也换来了精神上的痛苦，他在胡宗宪幕府中写了上百篇文章，有的表现了有价值的思想，大多数的文章却是奉命写作的应酬文字，徐渭自己很惭愧地称之为“大谀”的货色。
比如，他曾代胡宗宪一连几次给严嵩写感谢信和生日祝贺等，把严嵩吹捧得十分肉麻，可是此前徐渭的好友沈炼却因上书揭露严嵩的十大罪，被充军塞外后又被腰斩，徐渭为此写诗作文表示同情与愤慨。用同一支笔写出两种截然相反意意味的文章，被迫作自我人格的撕裂，对个性强烈的徐渭来说何其痛苦！嘉靖四十一年，严嵩贪腐集团倒台，所有与严嵩关系密切的人都遭到清算，胡宗宪被逮削职，徐渭回到绍兴。长期的精神抑郁导致他精神分裂，他经常出现幻视幻听，感到有“祟”在活动，精神恐惧使他陷入癫狂，下定决心自杀。他自己做好了棺材，并且写好了墓志铭，自杀了九次，却还是活了下来。
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被押至京都死在狱中。第二年徐渭闯下了大祸，他怀疑续娶的妻子张氏有外遇，就把张氏杀了，他被革去了生员资格，关进大牢。徐渭在狱中一住就是七个年头。隆庆六年除夕，由于新皇帝登基，徐渭获释出狱，此时已经五十三岁。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四处奔波，他到过南京、北京和宣化，老朋友吴兑和张元忭等都热情地接待过他，但是徐渭不能接受衙门规矩的约束，病情有时好时发，只能返回绍兴，靠卖文卖字卖画度日。这时他才真正抛开仕途，四处游历，开始著书立说，写诗作画。晚年更是潦倒不堪，穷困交加，时常“忍饥月下独徘徊”，闭门谢客，其中只在张元汴去世时，去张家吊唁以外，几乎闭门不出。
命运的困蹇（音同：简）更激发了他的抑郁之气，加上天生不羁的艺术秉性，悲剧的一生造就了艺术的奇人。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对权势不妩媚，当官的来求画，连一个字也难以得到。在当时凡前来求画者，必须是正当徐渭经济困顿时，这时若有上门求画者给以金钱，马上就能得到；若赶在他不缺钱，那么你就是给的再多，也难得一画，实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还好酒，喝多了开骂，可是又不止是骂，写出了《酒史》。不喝酒的时候他思考地方政治经济改革，写出了《会稽县志》。
徐渭《墨葡萄图》局部
从出狱到去世的十九年里，苍老贫穷的徐渭孤独地生活在两间破败的老屋里，还有的就只是窗外的不语的老藤和兰草。1593年，徐渭离开了人间，走时全身浮肿，床上是脏旧的被褥，身上只裹了两把干枯的稻草，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他曾自我总结“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
艺术往往是痛苦的结晶，或是身世或是精神的痛苦，才使得艺术在灵魂负役般的煎熬和磨砺中得以升华而成为不朽。
徐渭本来就是寂寞的，一生除了酒以外，似乎寻不到更好的朋友。他曾经刻意地追求过功名，年青时的意气风发，奇谋壮志，都随着他对世态的领悟渐渐消逝。叛逆和绝望，这是他失意后内心的写照。世人说他是个疯子，但他从没承认过，他比别人都要清醒，为他出狱奔走的好友张元忭去世，他亲去张家吊唁就说明他并没有疯，他是清醒而理智的，更重要的是他的诗、画和许多作品几乎全都出自他的晚年，那时候他拒绝了世间的一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床上没有一床铺盖，凄凄惶惶，悲悲凉凉，唯一能代表他还活着的是身边一条忠诚的老狗始终如一的守着他。
苦守寂寞想必是很难的事，但徐渭厌恶了功名的不真实，对寂寞情有独钟，他整日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大声呼号，因为他相信醉的是世人醒的是他。寂寞成了徐渭对世界尖刻的讽刺，成了他清醒的标识，同时又成了他自认为能拯救心灵的良药。这时候他已经不再有健康不再有地位不再有抱负也不再有亲情和友情，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他那巨大的痛苦从何而来，也无从知道在痛苦中他又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只能隐约感觉到一颗原本高贵的灵魂在世俗的尘埃上不安地漂动着，他不是用泪而是用血在书写着他的尊严。
只因为他的痛苦，其实永远无人能解，而他那颗高贵的灵魂却让人永远不敢仰视。徐渭在孤独中逝去却无悔，因为他远离了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他根本不屑于伪善文人间的相互吹捧，而是专注于品格上的神交。“信手拈来自有神，东风吹着便是春”，他承受了寂寞，然后在其中获得了生命。徐渭最震撼人心的地方，是他伴随着苦难的一生在坚守自我坚持艺术的崇高性上耗尽了心力。
徐渭生前贫病交加，身无分文，穷困潦倒，但他却在身后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后人享用不尽。
名家小传
徐渭画像
徐渭(152l—1593年)，初字文清，后改文长，号天池山人，或署田水月、田丹水、青藤老人、青藤道人、青藤居士、天池渔隐、金垒、金回山人、山阴布衣、白鹇山人、鹅鼻山侬等别号，绍兴府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明代杰出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和军事家。与解缙、杨慎并称为“明代三大才子”。他天才超逸，诗文书画无所不精。六七岁开始学习八股文，被誉为“徐门之光”；十二三岁自制《前赤壁赋》琴谱，表现出对音乐的天赋；十五岁仿扬雄辞赋名篇《解嘲》作《释毁》，轰动全城；《四声猿》被誉“高华爽俊，浓丽奇伟，无所不有”，令汤显祖直呼过瘾；所撰《南词叙录》是宋元明清四代唯一的一部研究南戏的专著，意义深远；他的泼墨写意花鸟画，气势纵横奔放，不拘小节，自成一家，让郑板桥、齐白石纷纷表愿甘当“青藤门下走狗”；其书法则享有“散圣”、“字林侠客”之名；最神奇的是从没上过战场，却好奇计，光凭纸上谈兵竟也多谈多中，引荐戚继光抗倭也是眼光独具。
流传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传世绘画作品有《墨葡萄图》、《山水人物花鸟》册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等。
文章来源于画家邱汉桥新浪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