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从写作八股文到厌弃八股文 是一个具有质变意义的转化

龚自珍从肯定并写作八股文到抨击、厌弃八股文，是一个具有质变意义的转化。然则，是什么动力驱使龚氏完成了这个转化过程呢？综合考察，动因大致有四。

首先，是颓波难挽的"衰世"促其忧愤、"改图"的结果。龚自珍生活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替上升，封建社会开始总崩溃，殖民主义侵略所带来的民族灾难日益深重。龚氏曾以"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设喻，形象地描述过这个"衰世"败落的表征。

这种岌岌可危的局面，促使龚氏不断反思导致危局的原因，探寻革故图新的道路。龚氏认为，造成国家江河日下之势最根本的原因是人才匮乏，用人不当。他在《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中指出：国家"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以致社会"非但鲜君也，抑小人甚鲜"，进而出现"衰世"之征。他相信，只要有一批"不拘一祖之法"的人才，他们"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就能出现明君良臣治国的新气象；他们就能变法图强，救危亡于乱世之中。

因此，他曾以激越高亢的感情和声响呼唤"天公"改革现实，"不拘一格降人材"。然则，八股试士制度的施行，是否能"不拘一格"招纳人才呢？回答是否定的。

作为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为除弊图兴鼓与呼的时代先行者，他对八股文深恶痛绝，希望变革科举，以新的方式广纳贤良，实现民族振兴。因此，龚氏中年后改变对八股文的看法，主要是危机四伏的现实触发了他，是"更法"、"改图"思想驱策着他。

其次，龚氏的转变，亦当得助于其经今文学思想的引发。自珍深受经今文学思想影响，曾受业于著名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因此，他虽然推崇儒家经典，尊之为"治天下之书"，但他也主张摒弃门户之见，不以儒术独尊，而且要求通经学，以明历代之治乱得失，然后"济世利民"。

这样，刻板陈腐的八股文自然为他所鄙屑不顾了。因为八股文虽然据经义立论，但它的做法达到了泥"经"不化的程度，其文不切实际，空疏无用。在《述思古子议》中，龚氏就曾站在通经致用的立场上，讥诮过虽讽经而无能经世，却又强言说经、专写空疏功令文的士子们，认为他们写出的八股文，不是"说经"，而是"侮经"。因此，龚氏对八股文态度的转变，是以与经今文学相关联的通经致用观念作为其思想基础的。

再次，龚氏的转变，亦是八股写作因袭模拟、了无新意的短弊为其文学主张难容的结果。龚自珍提倡文学创作要表达真情实感，体现个性，创意翻新。他认为："文章虽小道，达可矣，立其诚可矣"，"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反对"胸臆本无所欲言"而"强之为若言"，或"姑效他人之言"。

他对剿袭、剽掠、"万喙相因"的文坛风气，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和轻蔑，认为这种做派是心术不正，伪言相欺。他对今人的因袭之风不屑一顾，还对"古人之能创"表示了由衷的敬慕之情。如此文学主张、观念，与八股文写作显现出的文风和作派，自然是格格不入的。

此外，龚氏的转变与其亲历科场困顿、目睹官场腐败有关。前面已谈到，龚自珍早年也热衷于八股，汲汲于科名，曾多次参加过闱试，但结果却是失意科场，连续几次落第。这种坎坷遭际，犹如当头棒喝，使他清醒了许多，令他对八股试士压抑、埋没"真才"的腐朽性有了切身的体认和感受。

龚氏几十年困顿下僚，亲历了宦海沉浮，目睹了官场弊伪，对八股取士造成的吏治不力的恶果，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因此，龚氏从整饬吏治、富国强兵出发，才将矛头指向了造成吏治不力的重要孽源——八股试士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