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真的那么一无是处吗？
八股先于科举而亡， 而科举随后亦不能不废。 既然八股所附之体的科举已随之偕亡，批八股也就等于打死老虎，故在废八股科举之前，还不乏人激烈地批判八股，废除之后十多年，反而没有多少对八股的激烈攻击。人们只是已不屑于再说八股。
科举考场
但是，当对传统社会的反叛与改造深入到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八股文又成为被攻击的旧文学的陪绑对象，乃至成为旧文化的众恶所归和突出象征了。文言古文被视为与八股时文是一路货色，“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者同一鼻孔出气”，“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 胡适“文学改良”的八大主张，陈独秀“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虽然矛头主要是针对一般文言，但时文自然是其中之最“烂朽”者。时文与古文本就有不解之缘。
科举制度图
周作人说严复、林纾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出了新文学运动的危险将不限于文学方面的改革，其结果势非使儒者思想根本动摇不可。他提议大学里应该讲八股，至少北大应该讲，因为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的起源”。
八股文永久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结晶，它整个是不活了，那一块一块的却都活着。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价。“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据我的解释，也原是对于八股文化的一个反动，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历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
胡适：八股文的背后是社会心理
胡适敏锐地察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白话文运动的社会含义：它实际上是要破除等级社会的文化价值残余，清除传统等级社会在文化上的隔离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时文和古文其实都是起着同样的作用，文言是传统的精神文化贵族的最后藏身之地，白话文运动就等于要将精神贵族从其最后的避难所驱逐出来，以适应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转变。他说：1904年以后，科举废止了。二十多年来，有提倡白话报的，有提倡白话书的，有提倡官话字母的，有提倡简字字母的：这些人可以说是“有意地主张白话”，但不可以说是“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他们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
或如周作人所言，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用的。直到“一九一六年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方才是有意地主张白话文学。这个运动有两个要点与那些白话报或字母的运动绝不相同。第一，这个运动没有‘他们’、‘我们’的区别。白话并不单是‘开通民智’的工具，白话乃是创造中国文学的唯一工具。……第二，这个运动老老实实的攻击古文的权威，认他做‘死文学’。从前那些白话报的运动和字母的运动，虽然承认古文难懂，但他们总觉得‘我们上等社会的人是不怕难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人上人’大发慈悲心，哀念小百姓无知无识，故降格做点通俗文章给他们看。”
胡适又引《官场现形记》1903年版茂苑惜生序：“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说《官场现形记》的主意只是要人人感觉官是人间最可恶又最下贱的东西。
胡适盛赞《儒林外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他认为该书的主题是“想要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学问比八股文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 胡适的批判颇见分量。当时及后来主北大等新学校者，每悬一宗旨曰，来此读书不是为做官的，但此一观念的根本转变尚需时日。
蔡元培：学文方法和叠床架屋
作为旧日翰林、今日新教育家的蔡元培，主要批评了旧的科举教育的所学狭窄，且又削足适履，强人所难，以及世俗不论人的才质合适与否，尽驱之于利禄之途的弊害，但他也认为：八股“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只是学成以后还这样，有点叠床架屋。
钱穆：八股文的“不得已”
钱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国史大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国史新论》等著作中，对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治制度，包括古代选举做了一种相当具有“温情和敬意”的理解和阐述，并指出从四书义演出八股文，也是一种客观上的“不得已”，正因为应考人多了，录取标准成为问题，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然四书演成八股，则经术其名，时艺其实，朝廷取士标准依然在文艺，不在义理，仍不失为是一种中立性的。”但也指出“八股是一条死路”，最终是八股拖累了科举，拖累了中国。
恽代英：八股文美则美矣
恽代英在1923年12月发表于《中国青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八股？》中认为：若文章不管它对于人生有没有用，只问它美不美，那八股文便也有它美的地方。做这种文章的人，有时候也能够在这种死板的格式中间，很自由很富丽地发表他的意见。而另一方面，他批评当时使全国中学生疲精劳神、而考试完大半就要忘记干净的应试教育，说它未尝不是一种洋八股，仍然是一种敲门砖，使中学生们没有一点工夫学习做人、做公民的学问。
瞿秋白：“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
20世纪下半叶对中国人（至少大陆）思想和语言方式影响最大的自然首推毛泽东和鲁迅。瞿秋白以轻蔑的口吻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并说“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这些言论因为收在《鲁迅全集》中，以鲁迅的名义更是在中国不胫而走。
毛泽东：八股文八大罪状
毛泽东则有《反对党八股》的名文。他肯定五四新人物的反文言文，反旧教条，认为洋八股、洋教条是对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是一种把好、坏皆绝对化的形式主义，并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是：1.空话连篇，言之无物；2.装腔作势，借以吓人；3.无的放矢，不看对象；4.语言无味，像个瘪三；5.甲乙丙丁，开中药铺；6.不负责任，到处害人；7.流毒全党，妨害革命；8.传播出去，祸国殃民，其中前五条是较具实质性的。这一批判自然有当时政治斗争的背景，但此后八股成一恶谥却是铁定，凡沾八股者皆在否定之列。大陆自不必说，包括海外也有人认为：“八股文，跟抽鸦片、缠小脚三者，同为毒害中华民族的痼疾。”
启功：八股文是“公开造谣”，“假传圣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升温，对八股的兴趣也有一点小小的回升（但决说不上是热），尤其在1994年，先是有启功、张中行、金克木几位老一辈文人陆续写下了评论八股的长文，此年由中华书局集为一帙出版， 又有学者搜集旧文，编有《八股文观止》一书问世。
其中启功认为：八股作为一种文章的形式，本身并无善恶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作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从本质上看，用《四书》中零章断句来强迫人东拉西扯，还要算“代圣贤立言”，分明是“公开造谣”，“假传圣旨”。皇帝还郑重其事地封官任职。既然自己令人造谣，自己还以为选拔人才，所选的那些人和他们做的官，自宰相一级直到地方县令，都是久经锻炼说假话的人，这样从朝政到吏治都不易好转。明清历朝科举出身的人，虽然并不都是专会欺诈撒谎的人，也有许许多多具有各方面的才能，为国为民做过若干好事的。但那些人的各项才能和所做的好事，绝对不是从八股文中学来的。
金克木：八股亡国论这个罪名太大
金克木认为，八股的罪看来不过这么几条：一是限制了思想，但只是限制读书人的思想，限不住文盲。二是糟蹋了文学，但糟蹋的也只是书本上的文学，毁不了口头流传的文学。三是害了朝廷，毁了国家。以八股取士，中进士点状元的都是书呆子，会作破题、小讲、对偶，不懂治国安邦，背诵经书，不知实际。但八股亡国论这个罪名太大。在这样的政治机制的运转中，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作升官途径，实质不变。文字上考什么体裁，用赋，用策，用诗，用论，用八股，形式变化，实质效用变动很小。会作诗赋不比会作八股四书文讲经义就好些，对于做官和进行统治都一样，差别有限。
刘绍棠：八股文内容可恶，形式尚有可取之处
作家刘绍棠则明确地说，八股文之可恶，在于内容。它“代圣贤立言”，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又由于它是封建王朝开科取士的制艺，便成为封建王朝禁锢思想、加强统治的政治工具。因而，被一切开明、进步、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深恶痛绝，正是理所应当，罪有应得。
八股那严格僵化的程式，束缚了思想的活跃，也桎梏了写作的生动活泼，这种文体已被淘汰，不应复活。然而，正如平衡木运动，限定在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一分钟之内做出成套高、难、险、美的动作，因此才产生运动效果和艺术魅力。于是，对于那些写文章浪费笔墨的人，大可以“八股”他一下。强迫他念篇八股文，给他批讲几篇八股文，以毒攻毒，或可恶治而病除。
余秋雨：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在最近余秋雨广为流行，对传统文化颇具同情和了解的散文中也有一篇《十万进士》，作者一方面在描述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时写道：“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另一方面又做出了以下的结论：“科举考试最终的彻底败落，在于它的考试内容。”“八股文的毛病首先不在形式而在内容。这是一种毫无社会责任和历史激情，不知究竟要选择什么样的人的昏庸考试方式。”
邓云乡：八股文自有积极的历史作用
“文革”后对八股开始研究较早、评价也较高的是邓云乡，他在1994年出版了《清代八股文》一书，后又撰有《眉园日课·书后》等文。邓云乡说，在以八股取士的科举中，智商特别高的连连得中，且将这套功夫作为量才玉尺，再去遴选别人，而智商一般的，或一下子掌握不了八股深度奥妙的，苦下功夫，揣摩几十年名文，到五六十岁才中进士、点翰林，甚或到老也中不了，从个人说，自是很苦恼的、不幸的。
但从当时的政权说，其目的就是要通过这样严格的手段，遴选人才，取得平衡，在平等的竞争机会中，保证遴选人才的质量，和社会公认的荣誉。客观上使人们在培养以儒家思想为主的道德教育、惊人的记忆力、周密的逻辑思维、思维的敏锐性、准确性、细微性等方面，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应有的严格训练。这种文体在明、清两代的教育中，由浅入深、由简到繁，对于智商高的人尽快涌现，对于一般智商的人受到应有的文化和逻辑思维锻炼，是起过长期的历史作用的。
90年代的这些评论与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相比有了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三四十年代毛泽东、瞿秋白等人的主要兴趣是反对“党八股”、“新八股”、“洋八股”，涉及八股的方面主要是批判八股的形式（当然也决非肯定其内容），而90年代评论的主要兴趣方转到八股本身，这时主要是否定八股的内容，而对八股的形式却反做了相当的肯定或至少认为其无罪了。
八股文只是敲门砖
王阳明、袁枚、章学诚等人把八股时文比喻为“贽”（见面礼）、为“媒”、为“伐柯之斧”、为“假道于虞”等，更通俗的比喻是“敲门砖”，此喻盖起源甚早，最初出处已难考知，王夫之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已提及当事人以八股为“敲门砖子”的说法并予认可。
对八股也许还可有一个通俗的比喻是“独木桥”，要达到对岸无法他渡而只有这一座桥，且人多拥挤，颇不易过，但是，这河流上毕竟又还是有桥，而不是完全不可渡，就像那通向殿堂的大门不是完全不开，而还是可以敲开，但必须会用这敲门砖才能敲开，所以，前人不重视（甚至鄙视）时文而又不苟于此就不难理解，也并不矛盾，这是某种因为人多，因为世俗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舍此也许情况会更糟，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故睿智者常能把握此中之度，恰如其分地看待八股，尤其到清代，相当多的人清楚了这一点，不再想让它载上沉重的整个文运乃至国运的重负，它的主要功能不过就是“敲门砖”，而且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它还是相当不错地履行了作为应试文的这一功能的，对它义愤填膺的批判倒反而常常是来自对它期望过高，想扩大它的功能，希望从它也能产出最好的文学，最好的学问，乃至独创的思想，完美的人格，甚至于最强盛的国家，然而它一与这种政治的选官入仕联系起来实际上就出不了最好的作品。凡最具独创性、最有力量的东西都是少数个人在某种寂寞中酝酿出来的，当然，由于传统中国人差不多都以入仕为唯一荣途，又以科举为入仕的唯一正途，其影响面深而广，对一个人一生的前途关系至大，所以，对它的抱怨与谴责又情有可原。
在此，我们也许可以将八股与“托福”作一比较来进一步说明八股作为敲门砖的性质。我们知道：“托福”（TOEFL，“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的简称，即“作为一种外语的英语考试”）常被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学用作接收外国留学生时衡量其英语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所以，也可以说，可被外国留学生视作要进入美、加等国大学的一块“敲门砖”，为了方便用电脑客观、准确、快速地判卷，托福的听力、语法、词汇、阅读部分用的都是选择题，每道题可从四个答案中选择一个，故考生纵不懂英语平均大致也能“蒙”对四分之一（当然这样的分远不够格）。
此法行之已数十年，虽陆续有一些改革，但基本不变，也未听到过多少大的抱怨，更勿论激烈的批评。考试就是考试，任何考试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又不能没有。大概谁都不会认为一个考生的托福分数就能完全准确地代表其英语水平，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大致相应的标准。同样，大概也没有哪个学生会傻到只是通过托福来学习英语，他知道，考好托福的主要功夫还是在托福之外，是在平时的学习积累，他只会花一段时间来集中训练一下托福的技巧；大概也没有哪个学生会在已拿到托福高分而被美、加大学录取之后，还孜孜不倦地毕生致力于训练托福，他考过了也就把它丢开了，托福已履行了自己的应试功能，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天底下尽有不完善的考试，甚至很愚蠢的考试，为何唯独咎八股？
当然，任何类比都不是完全贴切的，八股的地位之重、历史之久、涉及面之广自然远非“托福”所能比，而其中的精致、奥妙大概也远非“托福”所能比，中国人的实用技巧和中文的特性都于此发挥表现到了极致，所以，有人称八股为“中国一绝”（金克木），美国一位哲学家寒哲感叹说，世界上还没有见过一种对人文经典知识的客观的大规模的考试。 然而在中国却有过这样一种考试，这就是以经义八股为主要内容的科举考试，对人文经典知识的把握及表达这种把握的能力确实是最难客观化的，而中国人却把这种把握及表达人文知识的能力测验，实现为一种全国规模的、能相当客观、准确地判卷的考试，并行之有效地实行了数百年。
八股也许力难胜任出最好的文学，出最好的思想、学问或者救国救民的重任，但至少它履行其作为入仕的“敲门砖”的功能看来却相当有效。我们是否还能对它寄托比这更高的期望呢？它确实还可以有一种训练某种文学的欣赏水平乃至自娱、自得的意义，但它主要还是一块“敲门砖”，弃之可也，拾之可也，先拾后弃乃至先弃后拾均可也，而不管它有多少毛病，无论如何，有它也许终胜于一个贫寒子弟要想上升，完全无路可入、无门可敲，或者只有一些鼠隙犬洞的情况。
对确有才华的人们来说，对它真正完全投入的时间并不需要很长，不喜欢它、不擅长它的文人、学者也还是有可能适当调整一下自己的精力，致力于此一段时间而奏功，如凌廷堪，少学经商，常为人所骗，母使从事于学，博通经史，尤精三礼及推步之学，但他生平不好八股文，不肯去学，入都见翁覃溪先生，翁奇其才，强之习举业，遂以乾隆己酉、庚戌两榜成进士。陈康祺于此评论说：“通经志古之彦，苟欲以科第自娱，譬如池鱼阑豕，取以供客，可立而待，可炊而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