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中建立的创作友谊

1932年,年仅26岁的青年导演蔡楚生以其编导的三部影片《南国之春》、《共赴国难》(与史东山、孙瑜等合作)、《粉红色的梦》而崭露头角。那时,他全力倾注于艺术上的追求和探索,但由于世界观、创作思想上的问题,因而作品的思想、情调很不一致。《共赴国难》着力表现上海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在日寇悍然发动二八”侵略战争后的觉醒和斗争;《南国之春》和《粉红色的梦》则分别通过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命运的描写,明显地流露出了作者自己看不见出路的苦闷、低沉情绪,与“一·二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民族意识迅速觉醒,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的时代精神不协调。

《粉红色的梦》上映之后,受到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激烈批评。聂耳以“黑天使”的笔名在《电影艺术》上发表文章,尖锐地批评他的作品是“麻醉阶级意识的工具”,恳切地希望他“不要再做艺术家的迷梦”,“能很快走上一条正确的大道”,创作出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影片来。

应该说,聂耳的批评文章,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态度诚恳,充满期望,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够准确的地方。例如,文章的题目定为《下流》,主要是针对蔡楚生说的“我正预备拍一部下流的东西”而发的。蔡楚生说这句话,是在刚刚拍完《粉红色的梦》之后,那时,他一方面为自己拍了两部与时代精神不协调的影片而感到“内疚神明”,同时,也有感于那些暴露社会黑暗,描写贫苦人民生活的影片在上海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因而开始积极搜集材料,计划写作反映下层人民疾苦的《都会的早晨》。有一天,联华影业公司的一位半资方的负责人大发谬论,“慨叹那种‘下流的电影(即描写劳动人民生活的电影),不知怎么会大卖其钱(即受群众的欢迎)”蔡楚生不同意这种谬论就带着讥讽的口吻回答他:“我也正在准备着写作一部下流”的电影。”这次谈话,聂耳在场,但他不了解蔡楚生这句话的真实含意,因而在写批评文章时,虽然肯定“也许他渐渐地在转变了”,但更多的还是批评他“所谓的·下流’,当然是站在资产阶级道德立场所决定的“下流·······

面对聂耳这种尖锐的批评,蔡楚生虽然感到突然,但并不颓丧,也不懊恼。他觉得文章对自己有帮助,至于不准确之处,也不能埋怨聂耳,而是“失悔那时没有给他作单独解释”。于是,这位颇有名气的青年导演便亲自跑到聂耳的住地明月歌舞社,当面向聂耳求教,并且进行必要的解释,还把酝酿中的《都会的早晨》的主题和故事告诉了聂耳,请他指正。

蔡楚生的虚心精神使聂耳十分感动。从此,两位艺术家成为挚友。聂耳不仅在思想上继续帮助蔡楚生,而且在艺术创作中给予他全力的支持,为他编导的《渔光曲》配乐,为他导演的《新女性》谱曲。在浙东渔镇石浦拍摄《渔光曲》外景时,因为气候恶劣,有几个演员病倒了,聂耳便毫不犹豫地顶替了其中的一个小角色,饰演一个遭遇风暴袭击之后幸存的渔民,使影片的拍摄得以顺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