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五昌：略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写作的艺术“增长点”
《略论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写作的艺术“增长点”》
文 | 谭五昌
进入新世纪（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多元化文化格局的生成与定型，加上网络诗歌的异军突起，特别是近些年来自媒体诗歌的广为流行，对传统纸媒诗歌造成巨大的冲击，传统的诗歌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变构与重组，既有的权威秩序被打破了，新的秩序尚在建构之中，于是，当下的中国新诗写作在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方面也相应呈现出极为鲜明的丰富性与驳杂性，一句话，多元化格局已经成为新世纪中国新诗写作的美学主潮。
从语言角度来看，“书面语写作”、“口语写作”以及“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并行不悖，且持各种语言写作向度的诗人人数众多，蔚为大观。同时，在“书面语写作”内部还可以分成两种写作倾向：“学院化写作”（它通常也被指称为“知识分子写作”）与 “生命写作”。
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臧棣、孙文波、西渡、张曙光、耿占春、姜涛、周瓒、蒋浩、冷霜等“知识分子”诗人延续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写作方向，在诗艺与思想层面不断拓展，收获颇丰。例如，西川创作出了《蚊子志》等一系列充满思想文化智慧的跨文体诗歌文本，臧棣创作出了一系列以“丛书”命名的充满知识与技术含量的诗篇，欧阳江河则创作出了构思宏大、气势磅礴、彰显出色修辞能力的长篇巨制《凤凰》，受到诗坛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而在所有持“生命写作”价值取向的书面语写作的诗人当中，树才、张烨、蓝蓝、李少君、龚学敏、华清、苏历铭、梅尔、高兴、祁人、庄伟杰、晓音、李云、唐成茂、远岸、方明、顾春芳、安娟英、王芳闻、李永才、陈小平、李寂荡、杨廷成、冰虹、孙思、段光安、庄晓明、干天全、卜寸丹、卡西、夏花、杜杜、娜仁琪琪格、银莲、李荣茂、大卫等一大批较具代表性的诗人，为读者陆续贡献了《雅歌》（树才）、《我生如草芥》（蓝蓝）、《傍晚》（李少君）、《在九寨沟丛林中穿行》（龚学敏）、《蝴蝶兰》（华清）、《南风古灶》（苏历铭）、《十二背后》（梅尔）、《兄弟》（高兴）、《和田玉》（祁人）、《为碎玉祭礼》（庄伟杰）、《古寺在心》（李云）、《肩膀上的春天》（唐成茂）、《黑暗中，听莱昂纳德科恩的歌》（远岸）、《燕南园》（顾春芳）、《高处的青稞》（杨廷成）、《团泊洼秋天滴血的残阳》（段光安）、《佘山记》（卜寸丹）、《我与海从未有约定》（夏花）、《了不起的图钉》（大卫）等艺术感觉灵动曼妙、生命体验独到深刻、意境优美生动的诗歌文本，这些诗歌文本以其情感的纯度与深度而光芒独具，赢得读者的认可与喜爱。
“口语写作”作为一种相对新颖的写作向度，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滥殇，进入21世纪则形成一股写作潮流，它在艺术方法上主要致力于对“语感”的营造，在内容上则强调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表现与提升。其中，于坚、严力、尚仲敏、伊沙、侯马、中岛、徐江、赵丽华、唐欣、沈浩波、刘川、马非、老刀、非亚、赵思运、冰峰、黄海兮、杨罡、桂杰、伍迁、斯如、荣斌、吉小吉、温暖的石头、龙俊、罗晖、老德、水笔、许耀林、程立龙、阿斐、雪马、张二棍、赵立宏、阿琪阿钰、郭思思、李强等一大批诗人在“口语写作”上表现较为突出，为诗坛提供了《纯棉的母亲》（于坚）、《黑暗之歌》（严力）、《读<资治通鉴>有感》（尚仲敏）、《清明节》（侯马）、《胡杨》（中岛）、《贵客》（刘川）、《暴雨将至》（马非）、《钱》（老刀）、《北戴河的雨》（冰峰）、《纸》（杨罡）、《夜色如诗》（阿斐）、《打铁》（李强）等一系列外在形式单纯实质思想情感厚实深刻的优秀口语诗文本。
“书面语”加“口语”的“复合型写作”综合了“书面语写作”和“口语写作”所具有的艺术优点，因而持这一写作倾向的诗人在数量上更为可观。其中，莫非、梁平、程步涛、车延高、高凯、姚风、田禾、谷禾、谢克强、刘向东、杨志学、李自国、阿毛、王夫刚、熊国华、木汀、周占林、唐诗、韩庆成、陈泰灸、郑小琼、唐晴、倮倮、杨北城、安海茵、宝蘭、田湘、高作余、林之云、宁明、王爱红、李林芳、甘建华、马海轶、大枪、胡建文等一大批诗人较具代表性，他们同样为诗坛奉献出了《寒了心》（莫非）、《西川佛都》（梁平）、《提心吊胆的爱你》（车延高）、《村小：识字课》（高凯）、《耳边风》（姚风）、《喊故乡》（田禾）、《虚无的蓝》（谷禾）、《青藏铁路》（谢克强）、《树桩上的雪》（刘向东）、《晶莹的，闪着光芒的雨滴》（杨志学）、《你将一无所知》（李自国）、《矗立的文字》（木汀）、《女工记》（郑小琼）、《一个人的力量是弱小的》（唐晴）、《锯木厂的秋天》（倮倮）、《我趁着夜色来到海边》（杨北城）、《打听娘的名字》（宝蘭）、《我终于替代父亲》（田湘）、《猛虎集》（高作余）、《断章：写在卧夫追悼会现场》（大枪）、《跟着父亲上山》（胡建文）等一大批艺术形式与思想情感内容俱佳的诗歌文本。
上述三种写作倾向形成了一种既相对立、疏离又互补互渗的复杂情势，多元化的诗歌写作格局得以彻底彰显，由此呈现出新世纪诗歌的某种繁荣态势。
在新世纪（21世纪）二十年来活跃纷繁的诗歌写作中，陆续出现了六个值得关注的诗歌写作现象，可以理解为新世纪中国新诗写作中新的艺术“增长点”。下面，对于这些新的艺术“增长点”，分别予以简要介绍与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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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增长点”之一：“先锋性写作”
所谓的“先锋性写作”是指诗人对传统诗歌理念与美学趣味的背离，对传统语言形式与艺术风格的反叛，以及对现存诗歌文化秩序的突围冲动。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先锋性写作”，首先是对第三代诗歌先锋精神的继承，它有时以极端的姿态来凸显其前卫性的诗学观念（例如“下半身写作”的诗学主张），实质上却是对新世纪大众文化潮流自觉或不自觉的迎合，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先锋性写作”与“口语写作”常常呈现大面积重合与交叉的现象，这是由口语诗人的写作立场导致的结果。当然，也有一部分诗人持书面语写作，但其文本同样呈现出鲜明的先锋诗歌精神。全面来看，在“先锋性写作”向度上，陆健、童蔚、伊沙、侯马、宋琳、梁晓明、沈浩波、朵渔、吕约、冯晏、马永波、海男、林雪、安琪、余怒、尹丽川、巫昂、胡弦、张执浩、向以鲜、阎安、杨小滨、汪剑钊、沙克、方文竹、黄梵、顾北、周瑟瑟、花语、刘剑、朱涛、雨田、马培松、徐慢、谭畅、宇秀等一大批诗人表现抢眼。
兹举例而论，陆健在20世纪80年代便以先锋诗人的面目出现在诗坛上，其诗歌写作一直持守探索、实验的先锋精神，进入21世纪以来，陆健创作出了《夏娃》、《在丹江水库乘水上飞机》、《身世》等一系列品质优良的先锋诗文本，尤其创作出了长篇先锋诗《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由于其艺术手法的创新、精神内涵的丰富而广受诗坛瞩目，颇获好评。受到过伊沙的影响并走得更远的先锋诗人沈浩波于新世纪初期以“下半身写作”的主将身份在诗坛广受争议，但他并未长期迷恋于口语写作与身体叙事，而是自觉地逐渐转型，并根据创作需要适度使用书面语，以维护其先锋精神的内核，沈浩波从早期对身体叙述的迷恋最终成功转型为对灵魂探索与独立精神品格的维护，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真正先锋诗人的形象，他的《文楼村记事》、《奏鸣曲》、《蝴蝶》等均是具有颇高思想艺术水准的先锋诗歌文本。
与沈浩波等男性先锋诗人形成对照，作为女性诗人，吕约诗歌写作的先锋品质主要体现在她对男权文化秩序的犀利解构姿态与对女性精神立场的坚定持守上。在吕约的《坐着》、《老子》、《欢爱时闭上的眼睛》、《儿童节的代价》等代表性文本中，我们既能感受到女诗人对于女性经验深入到位的体察能力，也能体验到女诗人语言简洁、生动、尖锐、意象鲜明、思想睿智的创作特征，由此凸显其出色先锋女性诗人的形象。海男、林雪、安琪、尹丽川、巫昂、花语、谭畅、宇秀等女性先锋诗人在对女性经验有意无意的持守方面，与吕约存在性别文化立场的同构性与呼应性，她们同样创作出了一批出色的女性先锋诗歌文本。
而那些男性先锋诗人们，大致可分成两种先锋写作向度：一种指向生命体验，一种指向抽象哲思。前者可以向以鲜的《哪一座山峰没有埋过白骨》、周瑟瑟的《滚烫的早晨》等诗作为例，后者可以阎安的《气球与空虚》、梁晓明的《死亡》诗章、方文竹的《提篮子的人》等为例，敏感、独特的生命体验，与关于生命、死亡、时间、命运等深奥事物的深刻哲思，彰显出先锋诗歌文本感性表达与智性呈现的非凡魅力，尤其是指向抽象哲思的先锋诗歌写作向度，更能体现出先锋诗歌写作的重要价值，因之，童蔚、冯晏等一些女性诗人有意无意的淡化其女性身份，在其先锋性诗歌文本中致力于哲思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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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增长点”之二：“人性化写作”
毫无疑问，“人性化写作”建立在“生命写作”的基础上，如果说，“生命写作”是以生命意识为标尺的话，那么，“人性化写作”便是以人性意识为特质。
说得具体一些，在诗歌写作过程中，有不少诗人，在生命意识彰显的基础上更深入一步，勇敢的进入到人性书写与探讨层面，剖析自己或他人真实而复杂的灵魂状态。因而，“人性化写作”在诗歌的内容上普遍显示人性体验的深度与广度，显示出对人的日常生存境遇与灵魂本身复杂情形的关注。叶延滨、韩作荣、潇潇、陈先发、杨克、潘洗尘、马莉、骆英、曾凡华、李轻松、李皓、石厉、卢卫平、蔡天新、宋晓杰、梁尔源、三色堇、马启代、瓦刀、徐小泓、白恩杰、秦风、刘福君、王顺彬、吴海歌、陈树照、王霆章、徐庶、王永纯、谢小灵、度母洛妃、舒然、阿B、阿里、李立、樊子等一大批独立于诗歌帮派与圈子的诗人，均创作出了“人性化写作”的优秀诗歌文本。现举部分文本为例进行简要点评：比如，叶延滨的《恩仇》一诗以童话般的表现手法，把母与子之间爱恨情仇的复杂纠结表现的酣畅淋漓，令人感动。韩作荣的《呐喊》则是诗人以灵魂自省的方式，把灵肉之间的冲突与挣扎大胆的表现出来，读之让人荡气回肠。而潇潇的《这个世界的残缺》以人们对世界的普遍性抱怨、愤懑、诅咒态度为观察点，诗人通过敏锐的思考与犀利的语言，揭示出“这个世界的残缺”其实要归因于每个人身上的坏毛病，这种对于人性缺点的认知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因而，“人性化写作”大大彰显出诗歌真实性的精神力量，展示出诗歌的内在深度。除前面提及的诗人诗作之外，陈先发的《自然的伦理》、杨克的《人民》、潘洗尘的《有哪一个春天不是绝处逢生》、马莉的《用语言杀死自己》、骆英的《与麻雀对话》、曾凡华的《黑太阳》、李皓的《狗尾巴草》、石厉的《咖啡》、卢卫平的《母亲不知道自己死了》、蔡天新的《忆张枣（1995）》、宋晓杰的《胆子越来越小》、梁尔源的《净身》、衣米一的《水花》、吴海歌的《照镜子》、王霆章的《插入内心的时光之刃》、瓦刀的《三重门》、度母洛妃的《叫醒自己》等“人性化写作”的诗歌文本，在题材与风格上丰富多彩，各有千秋，值得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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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增长点”之三：“神性写作”
简言之，所谓的“神性写作”是建立在生命写作与人性写作的基础之上，是对生命写作与人性写作在情感层面的高度提纯与无限升华，神圣性、庄严性、超验性，可以视作“神性写作”基本而重要的审美特质。“神性写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现在诗坛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形成一股潮流，在文化诗学层面，“神性写作”就是对于“口语写作”有效且必要的审美反拨，它对诗歌写作的大众化与世俗化美学趣味予以自觉纠偏，这对于维护新世纪诗歌美学生态的平衡格局，乃至净化当下诗坛精神环境，均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这一点已为人们所公认。
通俗而论，“神性写作”就是具有宗教性体验或准宗教性体验的写作向度，它以崇高感作为自身最高的美学准则。从新世纪诗歌创作的主体风格面貌来考量，吉狄马加、大解、寒烟、李南、姚辉、南鸥、王黎明、阿信、刘以林、徐柏坚、沙光、杨键、杜涯、谭延桐、冉冉、徐俊国、陆群、牛放、楚天舒、王琪、徐南鹏、扎西才让、萱歌、肖黛、衣郎、曹谁、孔占伟、西可、衣郎、曹有云等诗人大致可以视为“神性写作”的主要代表性诗人。
有着彝族文化精神背景的诗人吉狄马加对崇高事物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与热爱之情，因而，吉狄马加的诗歌文本通常采取歌唱的方式来表达诗人对神圣境界的孜孜追求，他迄今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就是寻求神圣心灵道路的过程，最能体现吉狄马加“神性写作”诗学风格的作品，当属于他最近推出的两部长诗《我，雪豹》（2014年）与《致马雅可夫斯基》（2016年）。这两部长诗是诗人吉狄马加分别与纯洁精神家园象征之物“雪豹”和崇高精神信仰化身的伟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次想象中的心灵对话，两部作品的高迈立意与庄严气象对读者而言是一种精神的洗礼，其“神性写作 ”的非凡感染力量是其他写作向度的诗篇所难以比拟的。
而那些具有汉族身份的坚持“神性写作 ”的诗人们，他们本身并无充满宗教色彩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他们更多是以一种谦卑、敬畏的心态去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神秘事物与伟大力量，然后以聆听、仰望的姿态去对神圣性的事物予以细致、生动的艺术化记录与呈现，同样能够带给读者的心灵以悠长深沉的审美陶醉与感动。例如，李南的《现在，曾经》以先抑后扬的手法，叙述了诗人自己由以前的无所顾忌转变成对于神秘事物保持高度敬畏的心灵历程，作品真诚、庄重的语调，凸显出诗人对于超自然力量的膜拜之情。
姚辉的《悬崖》以落日作为观察对象，诗人从悬崖的角度描写了落日的不同形象，字里行间充溢着一种具浪漫色彩的太阳崇拜情结。南鸥的《雕刻时光》对一个死者的身体状态进行了细致、生动的场景描叙，诗作结尾神性的在场展现了诗人对于超凡精神境界的自觉追求。王黎明的《尘世的一天》以新颖、恰切的比喻，展示出诗人对于一天不同时辰敏捷、到位的理解，该诗结尾对尘世的超越意向顿时将作品升华至神性境界。
刘以林的《鸟》描叙了人与鸟之间一种奇妙的心灵互动关系，诗人天启般的非凡想象与作品呈现的神奇境界相得益彰。肖黛的《水的秘密》以追溯人类生命起源的姿态，歌颂了水、生命、美、伟大的寂静等非凡的事物，体现了诗人对神秘与神圣之物的内在敬畏。而西可的《上天梯》则是诗人运用原始思维的方式为我们展示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上天梦想，巫术般的想象力与魔幻般的情景描写，使得这首短诗体现出典型的神性写作特质，读来意味深长。
总之，这些各具特色的神性写作诗歌文本为读者提供了各种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情感体验 ，以及多姿多彩的超现实艺术图景，为新世纪的中国诗坛带来了一道绚丽庄严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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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增长点”之四：“长诗写作热”现象
自新世纪伊始，许多诗人便投入大量精力与心血进行着长诗的创作，意图通过营造在结构上较具规模与难度的诗歌文本来实现自己某种宏大的艺术追求，这种情形延续至今，出现了一种“长诗写作热”现象。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当代诗人身上普遍存在的史诗情结，同时，它也是新世纪中国新诗创作繁荣态势非常有力的表征。其中，洛夫的《漂木》、林莽的《记忆》、大解的《悲歌》、梁平的《重庆书》、《三星堆之门》、胡丘陵的《2001年，9月11日》、《2008，汶川大地震》、赵红尘的《酒神醉了》、伊沙的《唐》、陆健的《田楼、田楼》、《一位美轮美奂的小诗人之歌》、洪烛的《我的西域》、《仓央嘉措心史》、黄亚洲的《行吟长征路》、刘立云的《上甘岭》、路云的《彼岸》、郑小琼的《完整的黑暗》、侯马的《他手记》、阎志的《挽歌与纪念》、海啸的《海啸三部曲》、董迎春的《水书》、高凯的《百姓中国》、阿尔丁夫·翼人的《沉船》、汤松波的《东方星座》、南方狼的《青铜调》、向以鲜的《我的孔子》、南鸥的《断碑，或午夜的自画像》、雁西的《致爱神》、赵晓梦的《钓鱼城》、彭志强的《将军令》、谭仲池的《东方的太阳》、唐德亮的《惊蛰雷》、张绍民的《自由百科全书》、张况的《中华史诗》、《大唐帝国史诗》、翟永明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欧阳白的《心经》、吴昕孺的《原野》、张成德的《囍》、西木的《生死欲》、高世现的《酒魄·九歌》、曹谁的《亚欧大陆地史诗》等长诗均是在思想艺术上各有特点并引起诗坛关注的诗歌文本，较大程度上代表着新世纪以来长诗写作领域所取得的最新成果与扎实收获，并有力推动着新世纪中国新诗写作的全方位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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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增长点”之五：地域性或地方主义写作
在当下，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我们的写作已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之中，为了凸显中国当代诗人的文化身份及写作的有效性，对本土经验的强调就成为中国当代诗人无可回避的写作伦理与艺术追求。具体到当下的中国新诗写作语境中，则必须强调一种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即诗人的写作须立足本土，并在作品中自觉的融入本土的风土人情与审美文化经验，使得诗人的创作充分传达地方性知识与地域性生存经验而具有独特审美文化价值，进而产生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近些年来，地域性写作或地方主义写作在诗歌界已达成了一种共识，已有不少诗人自觉的进行着写作实践并进行理论的建构（代表性人物如谭克修）。在地域性写作诗歌文本中，地域文化元素是其突出艺术表征，由此构成其独特的文化气息与审美价值。
一般而言，地域性写作须以特定地域的地理风景、民俗风情、历史传说、人文掌故等地域文化经验内容作为审美书写对象。本土意象与地域经验，可以视作地域性写作具有标志性的形式与内容。例如，来自新疆的诗人在其笔下常常是有意无意的呈现出边疆意象与边疆经验，现以彭惊宇的《春天的雄烈马》为例，该诗对新疆特产的雄烈马进行了高度艺术化的勾勒与塑造，作品语言生动有力，想象丰富，风格雄放、奇崛、大气磅礴，给读者留下五色斑斓的深刻视觉印象。亚楠的《羯鼓》则对于新疆羯鼓震撼人心的听觉形象给予了简洁、有力的意象呈现，几近于出神入化的境地。与此相对应，其他疆地诗人李东海 、南子、张映姝、刘涛、堆雪、徐丽萍、裴郁平、绿野、塔里木等在他们的诗作中则有意无意的呈现出北疆风光与南疆风情。来自甘肃与宁夏地区的诗人古马、叶舟、阳飏、牛庆国、人邻、娜夜、柏长青、胡杨、杨梓、牛红旗、王怀凌、虎兴昌等，则在他们苍凉大气的诗篇中着力呈现西北山川景象与风情；来自海南的诗人王凡、李孟伦、乐冰、衣米一、艾子、江非、彭桐、林森等在其诗作中均对海南岛风光进行了艺术化的表现，他们作品中的椰树、棕榈、五指山、万泉河、南海等意象呈现出鲜明的海南地域经验；来自山西太行山区的诗人郭新民、姚江平、金所军、路军峰、晋力、王太文、黑骏马、吴涛、北琪、陈小素、晋柳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出太行山区的风土人情，其中，郭新民的《沁河是一条亲切的河流》、姚江平的《背上》、路军峰的《太行山印记》是展示太行山区地域审美文化经验的典范性诗篇；来自安徽地区的诗人张岩松、木叶、许敏、雪鹰、田晓华、张耀月、徐春芳、孙大顺、黄挺松、王正洪、程绿叶等，在他们的作品中透露出程度不同的徽州文化气息与韵味。
来自湖南地区的诗人罗鹿鸣、欧阳斌、刘晓平、张战、刘卫、廖志理、周伟文、北斗、三都河、文华、汤凌、唐益红等，用他们各具艺术个性的诗歌作品，形象、生动的演绎着湖湘文化的内涵与气质。与此相对应，来自江西地区的诗人胡刚毅、邓涛、洪老墨、渭波、林莉、徐良平、梅黎明、徐明、冷先桥、曾若水、吴捍东、舒喆等，用他们充满红土地情结的诗歌作品，形象、生动的展示出赣鄱文化（赣文化）的内涵与韵味。来自广西与广东地区的诗人刘春、刘频、牛黄、张民、梁潮、丘文桥、谢夷珊、黄礼孩、世宾、丘树宏、邓醒群、林汉筠等，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出特有的南国情调与南方经验；而来自浙江与江苏地区的江南诗人潘维、伊甸、泉子、慕白、池凌云、蒋兴刚、蔡启发、沈秋伟、孔庆根、张维、雪丰谷、张春华、黄劲松、邹瑞峰、龚璇等，则在对江南地区风光景物与人文历史的生动描述中，为读者展示出充满柔美气息的江南情调与审美经验。
必须指出的是， 在当下地域性写作的潮流中，少数民族诗人显得非常活跃，在他们以故乡为背景与书写对象的诗歌文本中，有意无意所着力彰显的是其本民族的审美文化经验。简言之，在少数民族诗人那里，他们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经验与民族文化经验呈现大面积的重合关系，给读者（尤其是汉族读者）带来了某种陌生化的审美阅读体验。 例如，来自大凉山地区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海讯、阿苏越尔、倮伍拉且、鲁娟等所创作出的一系列描述大凉山景色与民俗风情的诗作，鲜明的体现出丰富、深刻的彝族文化内涵；而来自小凉山地区的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彝族诗人阿卓务林、傈僳族诗人五噶、纳西族诗人和克纯与杨映红等，他们所创作出的以小凉山地域景物风光为描述对象的作品，却充满各自民族特色的文化风情与审美经验，民族文化元素与地域风光的有机结合，给人留下颇为深刻的阅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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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增长点”之六：“散文诗写作热”现象
散文诗作为诗歌的一种体裁与独立形态，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得不到诗人们的重视，这种尴尬情形直到进入新世纪（21世纪），才逐渐得以初步破除，并且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之际，迎来一个爆发期。在2010年前后，周庆荣、灵焚等长期致力于散文诗创作的诗人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我们”散文诗群，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非常积极热情的推广散文诗，发起了一个散文诗写作的复兴运动，吸引了国内众多诗人加盟其中。如今，散文诗的写作形成了一股热潮，持续至今，呈现出某种繁荣的迹象。
在当下散文诗写作的人数不菲的诗人群体中，周庆荣、灵焚、黄恩鹏、唐朝晖、爱斐儿、亚楠、喻子涵、箫风、冯明德、庄伟杰、语伞、徐俊国、宓月、赵宏兴、王舒漫、章闻哲、李仕淦、叶卫平、弥 唱、白 月、水晶花、转 角、王西平、陈劲松、夜 鱼、李明月、陈计会、李见心、清 水、青 槐、陈旭明、王妃、布木布泰、南小燕、易湄、夏寒等诗人在散文诗创作上表现出色或比较抢眼，他们能够恰当把握散文诗的艺术分寸，把散文诗的诗形与诗质予以全面表现，让读者在从容的节奏中领略优美的意境与深刻的思想。
近十余年来的散文诗写作可以用“成果丰硕”来加以形容，著名散文诗人灵焚、周庆荣合作主编了《我们—散文诗丛》第1辑至第5辑（共42本），著名散文诗人王幅明主编了《散文诗星空》系列丛书，外加其他知名诗人、评论家编选的散文诗集，加起来有近百部散文诗集，其中，周庆荣出版了《我们》《有理想的人》《有远方的人》《有温度的人》《预言》等散文诗集，灵 焚出版了《情人》《女神》《剧场》等散文诗集，亚 楠出版了《在天边》、《行走的风景》等散文诗集，爱斐儿出版了《非处方用药》《倒影》等散文诗集，黄恩鹏儿出版了《过故人庄》《月光的马》等散文诗集，语 伞出版了《假如庄子回到人间》《外滩手记》等散文诗集，唐朝晖出版了散文诗集《通灵者》，喻子涵出版了散文诗集《汉字意象》，李仕淦出版了散文诗集《旅行者》，徐俊国出版了散文诗集《自然碑》，王西平出版了散文诗集《十日与七愁》，李明月出版了散文诗集《思想者的狼》，陈计会出版了散文诗集《虚幻的证词》，陈劲松出版了散文诗集《风吹向远方》，李见心出版了散文诗集《独角兽》，而章闻哲不仅出版了散文诗集《在大陆上》，还出版了理论集《散文诗社会》。这些林林总总的散文诗集题材广泛，主题丰富，风格多姿多彩，艺术品质不俗，令人赞赏与欣喜，并以其规模效应在诗坛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尤其是周庆荣、灵焚、黄恩鹏、唐朝晖、爱斐儿、语 伞、亚 楠、喻子涵、徐俊国等人的散文诗集，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层面，都堪称众多散文诗集中的佼佼者，受到诗坛人士的普遍肯定与好评。
简单说来，新世纪“散文诗写作热”现象的出现，既是散文诗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们”散文诗群核心人物周庆荣长期以来的大力推动关系密切。这些年来，周庆荣热心倡导、精心策划与组织散文诗写作活动，他与许多诗歌刊物进行合作，陆续开设了《诗刊》散文诗专栏（灵焚主持）、《诗潮》散文诗专栏（邹岳汉主持）、《诗歌月刊》散文诗专栏（灵焚主持）、《扬子江诗刊》散文诗专栏（语伞主持）、《上海诗人》散文诗专栏（语伞主持），《星星》诗刊还专门创办了散文诗旬刊，聘请周庆荣担任名誉主编。这些良好的散文诗发表与展示平台的搭建，大大激发了诗人们从事散文诗创作的热情，促成了新世纪散文诗的繁荣态势。而且，周庆荣本人在散文诗创作上十分勤奋，他陆续创作出了《沉默的砖头》、《数字中国史》、《有理想的人》、《夜深时望望故乡》、《我们》等一批思想情感深刻、艺术表现完美的出色散文诗章，受到专家们的一致赞赏。
总之，目前态势兴旺的散文诗写作为新世纪诗坛增添了一道靓丽、深刻的风景，它不仅丰富了中国新诗的美学形态，更为中国新诗增添了难得的思想元素，这是由散文诗的文体功能所决定的。而这，就是新世纪散文诗写作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以上六个中国新诗写作的艺术“增长点”，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新世纪诗歌的创造活力与无限的可能性。中国新诗迄今已走过了它整整一个世纪的历程，并开启了它的第二个百年旅程。毋庸讳言，百年中国新诗整体上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当下，大师级诗人及大师级文本仍然比较匮乏。然而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新世纪以来的新诗创作领域形成了老、中、青四五代人“同台竞技”的动人景观。
不少老一辈诗人依然诗思活跃，宝刀不老；中年诗人们则出手不凡，思想艺术功力日趋深厚，创作成果无比丰硕，成为当下诗坛中坚力量；而郑小琼、熊焱、赵目珍、盛华厚、李浩、戴潍娜、李成恩、罗铖、丫丫、杨碧薇、池沫树、吕达、马慧聪、熊曼、王彦山、董喜阳、安然、若离、陆辉艳、冯娜、漆宇勤、王东东、肖水、王伟、王忆、胡勇、潘宏义、贺林蝉、周园园、张琳、刘雅阁、弭节、雪马、藏思佳、李川李不川、林萧、左清、冯果果、张云霞、吉侯路立、苏笑嫣、庄凌、马文秀、王长征、高粲、陈雨吟、黑多、马晓康、张元、玉珍、康雪、王文雪、蓝冰琳、蔡英明等众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青年诗人又在快速地涌现与成长，他们或者才华横溢，或者潜力可观，其中一部分青年诗人已成为21世纪中国新诗舞台上的生力军，另一部青年诗人，则在认真积蓄力量，其发展前景当不可估量，值得期待。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众多的中国当代诗人奋发图强、精益求精、积极进取，抛掉于艺术探索不利的浮躁和虚荣心态，不断创造出融本土经验与世界眼光于一体的出色诗歌文本，那么，21世纪的中国新诗必定会在今日世界诗歌格局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为新世纪中国文学赢得空前的艺术荣光！
2017年初稿，2018年二稿，2020年5月 改定于北京京师园
【该文刊发于《鸭绿江·华夏诗歌》月刊2020年第六期】
作者简介：谭五昌，江西永新人。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贵州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已出版《20世纪中国新诗中的死亡想象》、《诗意的放逐与重建——论第三代诗歌》、《中国新诗排行榜》、《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诗歌精品》、《在北师大课堂讲诗》（5卷本）等学术著作及诗歌类编著三四十余种。2012年，主编10卷本的“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昆仑出版社出版）。自2011年起至今，发起并主持年度“中国新锐批评家高端论坛”。近十余年来，先后担任徐志摩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海子诗歌奖、杨万里诗歌奖、昌耀诗歌奖等国内重要诗歌奖项的评委与负责人。曾应邀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鲁迅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馆、广西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贵州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澳门大学等国内四五十所高校与研究机构做过中国当代诗歌、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现象等专题学术演讲。
谭五昌文艺评论原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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