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略论魏晋诗人对汉乐府诗歌艺术的继承

傅玄《举清远疏》中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1]在曹操、曹丕父子的影响下，传统的礼教遭到破坏，士人的观念也发生转变。统治者不再重视汉代采集民间诗歌来观民情的传统这一行为的政治作用。此外，动荡的社会现实为诗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在这一时期，文人大量创作乐府。“魏世拟作，大抵借古题而叙时事，因旧曲以申今情，题名之袭用，无异傀儡。”[2]尽管诗人的创作不局限于乐府旧题，但是根据现实的触发和感想来进行创作这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传统还是被继承了下来。文人恰好借汉乐府这一诗歌形式来抒写时事今情。

沈德潜说，“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3]曹操特别擅长创作乐府诗，今存的二十多首诗全是乐府。他继承了乐府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入诗。如《薤露》原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批评汉末皇帝任用不良导致贼臣祸国的事件。《蒿里行》则写了袁绍等群雄讨伐董卓的历史，同时也加入了诗人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他看到了豪杰之间的利益纷争以及战争给百姓和战士带来的灾难。那些描写战后场面的诗句读来让人触目惊心。《苦寒行》则是表现了军旅生活的艰辛。北上太行山，行军途中面对着恶劣的气候、崎岖的山路、野兽的威胁等等困难，这些都不免引起曹操的兴叹感喟。同时，他又从多个角度去观察和感受，既关照历史事件，也关注士兵的命运，还有的着重从自身的感受出发表现行军作战生活。曹操的诗在题材上丰富了乐府诗歌的表现领域，具有强烈的现实作用。曹操此风一开，文人大多开始这样写作乐府诗歌。曹植在延续了其父道路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呈现出一副与其父截然不同的面貌。早期创作上，作为贵公子的他多写宴饮游乐之事和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名都篇》正面铺叙贵公子的豪游生活，先以美丽女子陪衬，接写猎禽、欢宴，略写斗鸡、击戏，展现了名都的盛景。后期创作中，诗人的表现内容走向了一条抒发一己之情，借所写之物来寄托和咏怀的道路。这一转变与他在政治上被怀疑、迫害，怀才不遇的遭遇有关。《野田黄雀行》借助黄雀的命运和放雀少年的行为，表达诗人对于朋友遇难自己却无力营救的痛苦心情。《浮萍篇》以随水飘零的浮萍起兴，借弃妇来侧面倾诉兄弟相残、自己一片忠心却被怀疑的郁闷之情以及希望哥哥能够回心转意重拾兄弟情义的愿望。钱志熙在《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中说，“曹植五言乐府，文人化程度更高，并且融合《诗》《骚》，丰辞伟像，显出词源深广的特点，但是与其五言诗感物言志不同，其乐府整体上看，仍是取材于客观，以客观寓主观。在文体方面，基本上是采用叙述体，受俗乐说唱体的影响仍然很明显。”[4]由此可见曹植虽然对乐府诗歌形式方面做了较多转变，但是在创作观念上仍然是自觉地对乐府诗和其他诗歌进行区分的。曹植诗歌的表现内容已经向内心世界深入了，但是这种内心世界的展现诗人仍然是依靠着客观题材。也即是诗人主观上仍自觉遵守着乐府诗取材客观的传统，这一客观就是“缘事而发”中的“事”。曹魏时期的文人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创作了大量作品。比如曹丕的《陌上桑》、《饮马长城窟行》、《董逃行》，曹睿的《善哉行》、《桡歌行》、王粲的《七哀诗》、《从军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等等。

二、对重叙事传统的继承汉乐府诗虽然既有抒情诗又有叙事诗，但是它关注现实的精神品质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传统使其内容多以展现汉代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为主，因而叙事诗有着更高的艺术价值。曹魏时期文人的创作中就可见对叙事传统的继承。曹操创作的《蒿里行》、《薤露》真实地讲述了汉末的历史事实。王粲的《七哀诗》写天下大乱，百姓深受离乱之苦。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从孤儿自己的叙述口吻讲述了生母逝后后母对自己的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则用对话的形式讲述了修筑长城给百姓带来的苦难。曹魏时期的叙事乐府已经有所呈现，基本上仍然是在汉乐府取材现实的基础上结合了时代内容进行创作。 晋代的故事乐府专事于对故事的叙述，是对乐府诗叙事传统的进一步继承。这一时期萧涤非先生说，“晋故事乐府之大作家，厥为傅玄。”[5]傅玄创作了《惟汉行》、《秋胡行》、《秦女休行》等故事乐府。此外陆机创作了《婕妤怨》石崇创作了《王明君辞》也属于重叙事的故事乐府。《秋胡行》中秋胡戏妻的故事在《列女传》和《西京杂记》中均有记载。大致是说秋胡娶妻后不久做官离家，三年后拿着黄金归家想要孝敬父母。道途中遇到一位采桑女子，秋胡对她心生好感就拿黄金来调戏她。后来归家，才知道被调戏的恰恰是自己的妻子。妻子惭愧之下跳河而死。之前曹操、曹丕和嵇康所作的均超出了“哀而赋之”的范围，只有傅玄是在言秋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