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选》：不作假大空 不作伪命题

8月4日至5日，北京大学举办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学术讨论会，该活动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东亚古典研究会等联合举办。来自海外内60余所高校、研究单位的学者，如北京大学的钱志熙教授、台湾彰化师范大学的游志诚教授、浙江大学的胡可先教授和香港岭南大学的汪春泓教授等。与会学者围绕“《文选》文本研究”“《文选》学史研究”“《文选》文献学研究”“《文选》与先唐文学史研究”及“曹道衡先生纪念”等议题展开讨论。

论文集

8月4日上午举办的会议开幕式上，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晓明回顾了曾任教北大的黄侃先生对《文选》的研究工作，认为这是开启现代《文选》学研究的重要标志之一。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稻畑耕一郎教授表示中国历史上有多次研究《文选》的高峰，值此百年回顾之际，希望中国学界能够将到目前为止的《文选》最新核心研究成果进行整理、汇编与出版，包括他在内的海外内汉学家都特别期待能够了解到这一总结工作。国家图书馆的詹福瑞谈到，《文选》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文选》本身代表了“选学”（指选本之学）的标准和典范，富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的特色，二是《文选》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经典作品，而历史证明《文选》所选录的作品几乎篇篇是经典之作，三是《文选》的经典化过程，也是研究中国典籍经典化现象的重要典范。

“《文选》学”作为一门传统学问，走过五四运动而变为新时代的专门之学，因此民国学者对《文选》的研究思路及结论，既是今天研究《文选》学者的珍贵财富，也可能是研究前进路上的一座大山。首都师范大学的左东岭教授表示，希望本次研讨会能够借助“百年选学”这一议题，从总结经验和检讨问题两个方面，对百年来的《文选》研究成绩做出分析和总结。

“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现任会长傅刚教授指出虽然1917年钱玄同发表了“选学妖孽”口号，但学者们对《文选》的学习热情一直没有中断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选》研究更是越发兴旺，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建立在“传统选学”的基础上的崭新学问。在此环境下，傅刚教授呼吁《文选》研究学者们秉持笃实的学风与严谨的态度，依托对《文选》作品的熟读，以促进《文选》及中古文学的研究，不作假大空，不作伪命题。

傅刚发言

历时两天的分组讨论中，各个分会场的学者也就《文选》中具体而微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8月4日上午的第一分组中，陕西师范大学的杨晓斌分享了其论文《<文选>篇题的流动性与稳固性》，文中谈到：《文选》的成书到流传是漫长的过程，篇题的变动有四种可能。考察了三篇大赋，如班固《两都赋》的名字最初是《西都赋》和《东都赋》，文选合为两都；张衡《二京赋》的最初题目就是《二京赋》，但《文选》分成西京和东京；左思《三都赋》，文选也是用了分篇小题，后流传中把小题当成了篇题。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文选收录时分篇改题。改题是分篇造成的。分篇的依据与结构的相对独立性、成篇过程、流传形式相关。

清华大学的孙明君教授分享了他的文章：《<洛神赋>：幻觉体验与赴水隐喻》，文中他提出关于曹植的创作动机，传统的“感甄说”和“寄心君王”说难以自圆其说。《洛神赋》是曹植抑郁型心境障碍的反映，几个小时里他患上了精神病，有自杀动机。当时曹植还遭遇到曹丕迫害、曹彰被杀、与曹彪诀别，精神受到刺激，产生幻觉。曹植离开洛阳后，面对洛水进入精神幻觉，丽人（女鬼）只是幻觉，大胆求爱后又突然反悔，洛神离去后曹植不寐，是关于生存还是毁灭的思考。对死亡女神大量的美貌描写，其实是歌颂死亡。曹植不想把自杀的想法公之于众，所以使用隐喻的方式描述自己的精神挣扎。

中山大学的许云和教授分享了他的文章《论刘令娴和她的诗》中的观点：学界对刘令娴其人有误解，明代杨慎重编刘令娴作品，添油加醋，形象是风流女诗人，清代纪容舒等曾试图维护刘令娴形象。刘孝绰文中的“携少妹于华省”不是刘令娴，而是他父亲的妾。许云和也考辨出刘令娴的《光宅寺》不是与和尚幽会的作品，希望重新评价其作品和为人。刘令娴现存八首全部收录于《玉台新咏》，是当时新诗的重要作家。

商丘大学的樊荣在讨论的环节回应了许云和的文章，他谈到，梁陈诗歌中很多涉及夫妻关系的作品，被闻一多认为是下流倾向，那么如何理解陶渊明的闲情赋、定情赋？家庭伦理是社会最小细胞，现在的文学批评史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南朝优秀女诗人不止刘令娴，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与教育程度和家庭地位有关，这或许对理解《玉台新咏》也有帮助。

南京大学的于溯举例曹操的周公乐府、建安以来的征伐类赋，发现宣传活动有重复性（高频率、多媒介、规模效应）。曹操对乐府的偏爱是利用其多媒体性质，作为音乐和文本流传，纪实类、政治愿景、游仙。前两种都是军事宣传和政治宣传。赤壁之战之前大量文人写征伐赋，群体创作。宣传要利用受众熟悉的方式（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符号具有稳定性（周公）。周公作为符号弹性强，可以证明自己的忠诚、积极的人才态度，能够持续使用。宣传对文学的推进有限度，不会引发真正的文学革命，文学性不够。宣传影响到作家群体，人作为宣传工具，被动创作。与文学自觉不同，宣传是文学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美国瓦尔帕莱索的张月在其文章《<文选>咏史诗新探——历史记忆与左思<咏史>》中谈到，左思为诗裁史，剪辑、改造历史人物故事，从而塑造影响后世的文化符号。西晋之前冯唐形象多表现君臣和睦的主题，歌颂冯唐的犀利与皇帝的大度。而左思塑造了士不遇的冯唐形象（可能受到荀乐悦汉纪的影响），后唐代关于冯唐的文学作品多侧重时运不济。左思所选历史人物注重与其自身的相似点，以己度史，在历史记忆中实现自我经典化。左思通过建立自己与历史人物之间的联系，从而在后世读者缅怀杰出历史人物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声名流传下去，达到文学上的自我经典化与不朽。

在讨论环节，西南交通大学的罗宁认为张月的努力方向是对的，表述需要再完善。如其脚注没提二十多年前兴膳宏的咏史诗相关论文，李白受到左思《咏史》和《三都赋》的影响非常大，但没有提及左思，李白还用了左思咏鲁仲连的“谈笑”一词。

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讨论会

本次大会的策划人傅刚教授的文章为《<文选>用<汉书>证》，傅刚在文章中提出，虽然当今学者对《史记》的重视大于《汉书》，但是实际上在汉魏六朝时期对《汉书》的重视远超过《史记》，而《汉书》对材料的剪裁和准确度上也水平更高。傅刚将《文选》中涉及《汉书》与《史记》的篇章进行了细致的考校工作，汇集起来得出的结论是《汉书》更近于《文选》，《文选》中的文章更多地是根据于《汉书》——自然，也仍然留存有面貌变化的不同情况，其中的联系也十分复杂。

有学者提出，对于《文选》的引文和底本的问题实际上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问题。虽然相关的研究文章很多，但是往往虽然能够提出新颖的观点，但是却不能有实证来进行可信的论证和认可。这一问题对于底本的研究更为突出和明显。故而实际上对于古底本的研究和引文选文的研究面临着实证的诸多问题，对于相关观点的认可也不易获得认同。故而，对于《文选》的版本比对考证有意义但是十分有挑战性。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高薇认为，对于李善注使用《汉书》的引文的问题，一是李善注是否就以《汉书》为底本——李善可能是本身以《汉书》为资料来接受相关知识，故而可能并非有选择性的底本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