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展现形态 首先在于文学创作往往是士人集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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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展现形态
汉魏之际文化呈展现之态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文章（诗文）的写作。要注意的是，不能将文章的展现形态与上述名士清谈的展现形态视为因果关系，即名士、清谈是文章展现形态之因。文章与清谈、名士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应该说，文章、名士、清谈，三者都是汉魏士大夫文化的形态转变的表现。
在当时，成就一个大名士，必须有善清谈或有其他特异的表现，可以是兼擅文章的，也可以不是文章的高手，如《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记载的乐广（？—304）、王衍，为大清谈家，却不善手笔。当时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是另一批人，如潘岳（247—300）、陆机（261—303）等。
说文学是展现形态，首先在于文学创作往往是士人集体活动的一个重要节目。我们不知道屈原具体在哪里写作《离骚》，但那样长的诗篇，一定要经过漫长的酝酿才能完成；张衡作《二京赋》，精思傅会，十年乃成，一定是翻阅了大量资料慢慢构思、慎重下笔的结果。
这样他就得一个人老实待在一个地方用功，这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到了邺下风流，却是诗酒风流，诗篇形成于酒席之间，而且曹丕出个题目，大家一起作的情形，成了篇章写作的重要生态。西晋的金谷园聚会是诗歌不成“罚酒三斗”；到东晋王羲之等主持的兰亭集会，更是把士人早有的玄理清谈，改变为士人聚会以作诗来清谈，把清谈与集会赋诗合并成一体。
如上所说，在西晋，善清谈者未必能文，反之亦然；到兰亭雅集，清谈与诗文的聚会就合二为一了。到南朝，诗酒风流聚会更加盛行，规定时间内要求作出的诗文的限定更为繁难，简直就是智力竞赛。文学在这样的生态下被创作，必定会产生巨大变化，是自然而又必然的！
与创作生态变化相应，文章也由重在客观形态的表达，而变为重主观才情的展现。这样的变化的事实，就笔者所知，近代最早是由刘师培发现的。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之“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一节里，曾以“文而无实，始于斯时”来指陈此期文学所发生的转折。
刘师培多方举证，以明确这一时期文章体式忽然间发生的显著变化：其举祢衡（173—198）《吊张衡文》，以证“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衡始”；应璩（190—252）《与曹长思书》及陶丘一（生卒年不详）《荐管宁表》，以证“词浮于意”、“文体恢张”和“徒事翰藻”，为汉魏之际文体发展大趋势等，凡十二证，可谓充分。据此，在该节文字之末，刘师培对汉魏文章差异作如下的综括：
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此则研究者所当知也。
其中“论说之文”的“校练”，是说自魏以降的理论思考，能够从事理和逻辑自身著思，不再像汉儒那样引经据典，文气和缓，因而文风文体都显得干练明切。这与名士人格的出现应为同一原理。摆落经术的装饰，突出的同样是士大夫的自我意识。奏疏之文的“质直而屏华”，实与曹魏的尚刑名有关，一切奏疏，都应简明扼要，“词浮于意”的东西，不能在这里耍弄。
但这只是就魏文而言，到南北朝，朝廷之文也渐事辞藻，则又别有其故。文章作法的改弦更张，上述两点之外，则是书檄的“骋词”和“诗赋”的“华靡”了。论理、奏议因有其实用的要求，不能全然地顺着作家的才气走，私人的书信及容许夸饰甚至诈言的檄文，则与偏重性情抒发的诗赋一起，向“骋词”和“华靡”的方向大步迈进了。
这样的变化，又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里发生的。刘师培将这突变的发生，认定以祢衡《吊张衡文》为始。他说：“汉魏文士，多尚骋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坌涌，此皆衡文开之先也。”不过，一个时代的文风，是否由一个人一两篇文章开始，殊可商榷。即以孔融（153—208），其“杂以嘲戏”的文章，如《难曹公表制酒禁书》，或抗言高论的《汝颍优劣论》，都是骋辞快意、“溢气坌涌”的文字。要之，将一代文风的转变，视为共通现象，要比视作某个人的引发更稳妥些。但刘师培敏锐的观察，还是十分重要的，它指出了突变的事实。
突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为文心态的变化。大体而言，魏晋以前人之为文，恰如萧统《文选序》所说“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写文章意在宣示观点、情感、见解等，总之是要有所表达，这一点即在喜爱铺张的汉大赋也仍然如此。魏晋南北朝则不同。
固然每一篇都要有所表达，但是作者们对表达的形式的关注，远远超过对表达内容的用心；文人们更关心的是文章的形式和辞藻，内容方面反在其次。这说明什么呢？只说明文章写作的用心，不在或主要不在内容的表达，而在作者的文采风流的展现。因此，可以用“才性的展现”来含概这一时期文章写作的基本特征。
魏晋以前的文章在达意，是表达型的，而魏晋南北朝的文章，则一变而为表现型。注重隶事、用典和对仗的形式大于内容的骈体文章的盛行，即是最明显的表征。骈体文的成立，首先是借助于汉语的特点。骈体文有三大特征：句法上的齐整和讲究对偶；音律上的讲究平仄和押韵；行文上的讲究用典和隶事。
作家们利用汉字的单音节特征和词汇的丰富，经营着句法的整齐和语词的对偶；利用汉字的单音节，织练着语句的抑扬和韵律。这些还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将属于历史的掌故和前人文章的成句，以压缩的“集成电路”似的语词，制造出新的言约意丰甚至晦涩难解的新语句。
所有这一切的用心，都是显示一种难度，不是“立意为宗”层面上的难度，而是表现层次的不易。文章的追求，以造句手法的高超和学问的宏富为归趣。一切都在完成一种装饰，一种以主观才华的显现为标的的装饰。扬雄（前53—18）说“羊质虎皮”，魏晋而下的骈文家在相当大程度上重的就是那张“虎皮”，因此他们也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学。
参考资料：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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